中国哲学到了老子和孔子时候，才可当得“哲学”两个字。老子以前，不是没有思想，没有系统的思想，大概多是对于社会上不安宁的情形，发些牢骚语罢了。如《诗经》上说：“苕之华，其叶青青。知我如此，不如无生。”这种语是表示对于时势不满意的意思。到了西历前第6世纪时，思想家才对于社会上和政治上，求根本弊端所在。而他们的学说议论终是带有破坏的、批评的、革命的性质。老子根本上不满意当时的社会、政治、伦理、道德。原来人人多信“天”是仁的，而他偏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是没有意思的，不为人类做好事的。他又主张废弃仁义，入于“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这种极破坏的思想，自然要引起许多反抗。孔子是老子的门徒或是朋友。他虽不满意于当时风俗制度以及事事物物，可是不取破坏的手段，不主张革命。他对于第一派是调和的、修正的、保守的。老子一派对于社会上无论什么政治、法律、宗教、道德，都不要了，都要推翻他，取消他。孔子一派和平一点，只求修正当时的制度。中国哲学的起点，有了这两个系统出来之后，内的线索——就是方法——继续变迁，却逃不出这两种。
老子的方法是无名的方法。《老子》第一句话就说：“名可名，非常名；道可道，非常道。”他知道“名”的重要，亦知道“名”的坏处，所以主张“无名”。名实二字在东西各国哲学史上都很重要。“名”是共相（Universal），亦就是普通性。“实”是“自相”，亦就是个性。名实两观念代表两大问题。从思想上研究社会的人，一定研究先从社会下手呢，还从个人下手？换句话讲，是先决个性，还是先决普遍之问题？“名”的重要可以举例明之。譬如诸君现在听讲，忽然门房跑来说——张先生，你的哥哥来了。这些代表思想的语言文字就是“名”。——倘使没有这些“名”，他不能传达他的意思，诸君也无从领会他的意思，彼此就很觉困难了。简单的知识，非“名”无从表他，复杂的格外要借“名”来表示他。“名”是知识上的问题，没有“名”便没有“共相”。而老子反对知识，便反对“名”，反对言语文字，都要一个个地毁灭他。毁灭之后，一切人都无知无识，没有思想。没有思想，则没有欲望。没欲望，则不“为非作恶”，返于太古时代浑朴状态了。这第一派的思想，注重个性而毁弃普遍。所以他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美和不美都是相对的，有了这个，便有那个。这个那个都不要，都取消，便是最好。这叫作“无名”的方法。
孔子出世之后，亦看得“名”很重要。不过他以为与其“无名”，不如“正名”。《论语·子路》篇说：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启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孔子以为“名”——语言文字——是不可少的，只要把一切文字、制度，都回复到他本来的理想标准，例如：“政者，正也。”“仁者，人也。”他的理想的社会，便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做父亲的要做到父亲的理想标准，做儿子的亦要做到儿子的理想标准。社会上事事物物，都要做到这一步境地。倘使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则君、臣、父、子都失掉本来的意义了。怎样说“名不正，则言不顺”呢？“言”是“名”组成的，名字的意义，没有正当的标准，便连话都说不通了。孔子说：“觚不觚，觚哉觚哉！”觚是有角的形，故有角的酒器，叫作“觚”。后来把觚字用泛了，没有角的酒器亦叫作“觚”。所以孔子说：“现在觚没有角了，这还是觚吗？这还是觚吗？”不是觚的都叫作觚，这就是“言不顺”。现在通用的小洋角子，明明是圆的，偏叫他“角”，也是同样的道理。语言文字（名）是代表思想的符号。语言文字没有正确的意义，便没有公认的是非真假的标准。要建设一种公认的是非真假的标准，所以他主张“正名”。老子主“无名”，孔子主“正名”。此后思想，凡属老子一派的，便要推翻一切制度，便要讲究制度文物，压抑个人。
第三派的墨子，见于前两派太趋于极端了，一个注重“名”，一个不注重“名”，都在“名”上面用功夫。“名”是实用的，不是空虚的，口头的。他说：
今瞽者曰：“巨者，白也。黔者，黑也。”虽明目者无以易之。兼白黑，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瞽者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
“取”就是实际上的去取，辨别，瞎子虽不曾见过白黑，亦会说白黑的界限。要到了实际上应用的时候，才知道口头的界说，是没有用的。许多高谈仁义道德的人也是如此。分别义利，辨入毫末，及事到临头，则便手足无措。所以墨子不主张空虚的“名”，而注重实际的应用。墨子这一派，不久就灭了。而他的思想和主义则影响及于各家。遗存下来的，却算孔子一派是正宗。老子一派亦是继续不断。如杨朱有“名无实，实无名。名者伪而已”等话，亦很重要。到了三国魏晋时代，便有嵇康那一般人，提倡个人，推翻礼法。宋明陆象山和王阳明那班人，无形中都要取消“名”。就是清朝的谭嗣同等思想，亦是这样，亦都有无名的趋向。正统派的孔子重“名”，重礼制，所以后来的孟子、荀子和董仲舒这一班人，亦是要讲礼法、制度。内部的线索有这两大系统。
还有一派近代的思想。九百多年前，宋朝的儒家，想把历代的儒家相传的学说，加上了佛家、禅宗和道家的思想，另成一种哲学。他们表面上要挂孔子的招牌，不得不在儒家的书里头找些方法出来。他们就找出来一本《大学》。《大学》是本简单的书，但讲的是方法。他上面说：“致知在格物。”格物二字就变为中国近世思想的大问题。程朱一派解“格物”是到物上去研究物理。物必有理，要明物理，须得亲自到物的本身上去研究。今天格一物，明天格一物，今天格一事，明天格一事，天下的事物，都要一个个地去格他。等到后来，知识多了，物的理积得多了，便一旦豁然贯通。陆象山一派反对这种办法，以为这种办法很笨。只要把自己弄好了，就是“格物”。所以他主张：“吾心即是万物，万物即是吾心。”物的理都在吾的心中，能明吾心，就是明万物。吾心是万物的权衡，不必要像朱子那么样支支离离的格物。这种重视个性自我发展的思想，到了王阳明格外的明了。阳明说：他自己本来信格物是到物上去格的。他有一位朋友去格一枝竹，格了五天，病起来了。他就对这位朋友讲：你不能格，我自己去格。格了七天，也病了。因此，他不信格物是到物上去格。物的理在心中，所以他特别地揭出“良知”二字来教人。把良知弄好了，弄明白了，善的就是善，恶的就是恶，是的还他是，非的还他非，天下事物都自然明白了。程朱和陆王这两派支配九百余年的思想，中间“格物”的解说有七八十种；而实际上还是“名”和“实”的嫡派，不过改变他们的方向罢了——格物还是从内起呢，还是从外起？
思想必依环境而发生，环境变迁了，思想一定亦要变迁。无论什么方法，倘不能适应新的要求，便有一种新方法发生，或是调和以前的种种方法，来适应新的要求。找出方法的变迁，则可得思想的线索。思想是承前启后，有一定线索，不是东奔西走，全无纪律的。
原载1921年10月17日《时事新报·学灯》
又载1921年11月20日《教育杂志》第13卷第1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