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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抗战，我们出了许多大英雄，也出了不少的汉奸。用不着掩饰，在我们这以家族主义支撑着社会组织的老文化里，“因私可以废公”不仅时时的表现在行为上，而且是一个普遍心理，到处可以讲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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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当局宣称，将在今年2月1日开始对美国共产党进行审讯。美国政治的法西斯化已非一朝一夕，这次的暴行是这个法西斯化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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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到底》这小刊物生在武昌，死在汉口，现在复活于重庆。它必须复活，因为它是“抗到底”。抗到底的精神，无论是指本刊，还是指全民族抗战而言，就是“死而不已”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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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时节，我向来不特别的注意。拿清明说吧，上坟烧纸不必非我去不可，又搭着不常住在家乡，所以每逢看见柳枝发青便晓得快到了清明，或者是已经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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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济南，便听说杨今甫先生与沈从文先生们由北平来到此处；这是在八月中旬。他们大概是没停住脚，便往南去了，所以没能见面；他们在路上所受的委屈也就无从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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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由莫斯科回来，感情激动。一激动，就容易把桐城派的文章义法和报告文学的第一点、第二点都忘了。说不定这篇报道（尽管很短）会写的杂乱无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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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戊戌政变那年生的人。三岁的时候，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城，抢劫屠杀，我的父亲被鬼子杀死。从此，我没遇上一天好日子。我始终是穷、弱、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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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三年里，我在“老”作家中可以算没有扔掉了笔的一个。我的职务不比别人少，连政府的带群众团体的，我有二十个“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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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在北碚养病的时候我作了一首小诗：“雾里梅花江上烟，小三峡外又新年；病中逢酒仍须醉，家在卢沟桥北边！”既病，又值新年，故有流离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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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几位青年朋友的来信，问我忙不忙，和今年准备给青年们写点什么。我简答如下。我很忙！在咱们的新国家里，人人都应当忙，都应当越忙越起劲儿，越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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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北京市文联召开了座谈会，讨论了八届八中全会的公报与决议这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参加座谈的有戏曲、话剧、音乐、舞蹈、美术、舞台美术、电影、杂技、图书出版、博物馆与群众文化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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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汉口到宜昌七月十九，武昌大轰炸，我躲在院外的空地上。炸弹在头上吱吱的叫，晓得必落在附近，也许是以我住的地方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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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学者才准念书，我就什么也不要说了。大概书不是专为学者预备的；那么，我可要多嘴了。从我一生下来直到如今，没人盼望我成个学者；我永远喜欢服从多数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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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成都来，这是第四次。第一次是在四年前，住了五六天，参观全城的大概。第二次是在三年前，我随同西北慰劳团北征，路过此处，故仅留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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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艺术作品中，我特别喜爱图画。我不懂绘画，正如我不懂音乐。可是，假若听完音乐，心中只觉茫然，看罢图画我却觉得心里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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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全体一致地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关于这个计划的草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听了李富春副总理的报告之后，曾经分组阅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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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建议：“你是由旧社会过来的人。欣值建国十周年的伟大节日，你说一说新、旧社会的文艺事业有什么不同，好吧？”这不是三言两语所能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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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二年里，有两桩事仿佛已在我的生活中占据了地位：一桩是夏天必作几首旧诗，另一桩是冬天必患头晕。把这两件事略加说明，似乎颇足以帮助记述二年来生活的概况，所以就不惜浪费笔墨来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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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吟诗辞旧岁，举酒贺新年。”本来要写一首贺新年的五言诗，已得并不怎么高明的一联如上。用诗歌辞旧岁、迎新年，由来久矣。可是，越想事儿越多，一年来的工作、生活，感想等等一齐涌上心头，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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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人以为我之所以热爱北京，是因为我生在北京。是的，谁能对生身之地毫无感情呢。不过，要以此为我热爱北京的全部原因，也并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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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会议决定了：今后应加强会员的政治道德教育，对作家道德堕落现象进行坚决斗争，并开除道德堕落的会员孔厥的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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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是多么容易想到的事，可是白涤洲的死大概朋友们谁也没想到吧？这才使人跺脚！才三十多岁，天不怕地不怕——因为身体好——精明强干，舍己从人，涤洲，竟自死了；谁在事前敢这么想，谁是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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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二接到电报：“涤洲病危”。十四起身；到北平，他已过去。接到电报，隔了一天才动身，我希望在这一天再得个消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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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文区小组的代表们委托我谈一个问题。我们经常听到干部们讲：我们一个人当两个人用，非常的忙。有些机关的负责人也有这种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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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的春本来就不长，还往往被狂风给七手八脚的刮了走。济南的桃李丁香与海棠什么的，差不多年年被黄风吹得一干二净，地暗天昏，落花与黄沙卷在一处，再睁眼时，春已过去了！记得有一回，正是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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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是我们六亿五千万人民的首都，也是世界上的一座名城。无论是从历史文物上来看，还是从解放后的建设上来看，不管是从文化教育上看，还是从工农业生产上看，北京都有取之不竭的文章资料，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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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议说搬家，我就知道麻烦又来了。住着平安，不吵不闹，谁也不愿搬动。又不是光棍一条，搬起来也省事。既然称得起“家”，这至少起码是夫妇两个，往往彼此意见不合，先得开几次联席会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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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纯洁文艺队伍的运动中，我屡屡听到“真没想到”这句话。我自己也这么说过不止一次。“谁？他也是？真，真没想到！”“真没想到”的事就是向来没那末想过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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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管日本叫作“暴日”呢？这不是我们故意骂人，而是日本军人用事实造出来的。日本军人在他们国内欺压百姓，来到中国奸淫抢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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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苦命人，到处都得受罪。穷大奶奶逛青岛，受洋罪；我也正受着这种洋罪。青岛的青山绿水是给诗人预备的，我不是诗人。青岛的洋楼汽车是给阔人预备的，我有时候袋里剩三个子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