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跟着,老向到了。我们谈了一点多钟,可惜要谈的事太多,因而全无系统。当天,他便到济南城外去工作,我所要探问的事便无从得到回答——我忙,他也忙,隔着十几里路便很不易相见。况且空袭的警报,不知哪一会儿响叫起来,若走在半路上便须找地方去等候几十分钟,也太不方便。
不过,就那天所听到的,我知道有好多朋友还没能逃出来。他们不是不愿动,而是不能动。有家眷的,未必有积蓄;即使有一点钱,设若全花费在搬动上,逃到了目的地以后,饭食怎办呢?莫若不动。不动吧,收入已经断绝,而物价猛涨,能支持多久呢?又是问题。他们每个人都有他们的用处与才力,他们自己也晓得这样坐困既不利于己,更无济于事。可是弃家独逃于心不安,而外间情形如何又无由晓得,于是由顾虑而迟疑,便无可如何的且等一下再说。吃亏在无组织,无联络!
在这种无组织的情形下,大家可是非常的镇定;知识阶级如是,一般民众也都如是。他们都喜听炮声,希望听见炮声,因为郊外一有炮声,必定是我军反攻,使他们兴奋狂喜。敌人能攻破我们的城池,但绝不能攻破我们的心,于此可见。
我问到老向过天津那一“关”时的情形,他似乎不愿多说自己的苦楚;他既未被扣留,也没受拷问,黯然一笑,颇有失望的神情——他以为敌人太小看他了!
过了几天,北平《实报》社社长管先生逃至此处,拟在济复兴《实报》,约我写稿。“逃”字用在他身上是非常正确的,既系新闻界的重要人物,他是直接与敌方宪兵磨擦的。他是由家中越墙出来,在天津还被扣了十点钟。
同时遇到一位不相识的人,也是从北平来的。他没说什么事实,只指出以往知识阶级的错误,就是读书人不明军事,而轻易喊一致抗战与抗战到底,以致军队未及充分调整,而敌人已先发制人。这个论调,我以为,不十分正确。不错,知识阶级的好唱高调不能不算是个毛病,可是以敌人的处心积虑侵灭我国,和他们的精密的侦探工作,恐怕并不因为我们的呼声高低而决定发兵与否吧?敌国内部的矛盾与军阀的野心促使他们必来侵伐,而且早动手必定有便宜。再说,我们的呼喊也不是全无作用:舆论自有它的力量,我们的呼号正足以在敌人必来的时候给执政者与人民一些鼓励,使全国有应战的决心;反正敌人必来,难道我们连口还不开一开么?
开口容易,以身作则的去实践却是难事,这倒是知识阶级所应自警自励的。反之,战事已发,听到一些不好的消息,而灰心而后悔,是与奸商和富翁之主张平和同调矣。
本月初,周君来,得到很多消息。关于北平,他说尚无恐怖,只是恐慌。中小学教员已有断炊者,苦人们就更可想而知。这样下去,谁也不能不揪着一把心。我们为这个揪心,敌人更毫无办法,在城内则寝食不安,而一出城门便有暗箭等着要他们的命。吃过了所不能消化的必患胃病,敌人的胜利也便是敌人的愚蠢,他们已经消化不良了。今日我们的失败可转而为我们的胜利,而敌人今日的胜利却是猫咬尿泡而已。没有人能灭了中国!
关于朋友们,他对于我所关切的只提到两三位。有一位,他说,因为责任的关系不肯轻易离平,可是生计大成问题:假若老得不到外间的接济,他纵使忠于职守,可是没法避免饥寒。另一位有个音韵学专家,现在正领着几个学生埋首著作,大概在数月之中,能至少写出四五本书来。可是他自己与学生们都须吃饭,而外间的援助至今还没有一点可靠的消息。第三位是颇有干才的人,理应出来作些组织民众的事务,但是他既顾虑家庭的安全,又不知道外间的情形;最讨厌的还是连路费也找不出来。
以这三位为例,其他朋友的情形大概与此大同小异。我以为大家须各就所识的友人急去接济,教他们马上出来作些他们所能作的事,否则始终困在那里,损失未免太大。
关于周君自己,他说走到天津曾经被扣留。据他看,敌军的兵士的扣留旅客似乎并无标准,而只是必须扣留几个,以便塞责。他被扣之后,还没经宪兵审问,即被释放。
可是,周君刚走,我便听说至友赵水澄过津被毒打的消息。我不晓得水澄是在哪一天路过济南的,也不知道这个消息可靠与否。不过周君的观察若是正确,就足证明敌军的兵士并不热心作事,因为他们准知道师出无名,对自己毫无好处——好处都是上级军官的。另一方面,假若水澄遭毒打的消息属实,那么以前听到的学生失踪,以及敌人种种残暴的兽性的行为,便正如到处轰炸平民一样的确实。我们只能拚命了,别等着被人家捆起来收拾,且在手脚还自由的时候先扑奔敌人的喉头去!“丧失了生命的便得着生命”,那只看你敢不敢先扑过敌人去!
原载1937年11月1日《宇宙风》第五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