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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初来北碚，和赵清阁先生合写剧本——《桃李春风》。剧本草成，“热气团”就来了，本想回渝，因怕遇暑而止。过午，室中热至百另三四度，乃早五时起床，抓凉儿写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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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的伟大标志还在。布局的协调雄伟、城墙、海子、皇宫和寺庙的建筑奇迹仍然保存着。远离喧嚣的大街的谧静也还没变，这正是这座城市巨大的魅力所在，这种谧静只是被鸟鸣、童音和树叶的簌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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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底到了汉口。不想马上离开，也并不一定想住下。流亡者除了要跟着国旗走的决定而外，很难再有什么非这样或那样不可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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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兽们自由的生活着，未必比被人豢养着更快乐。据调查鸟类生活的专门家说，鸟啼绝不是为使人爱听，更不是以歌唱自娱，而是占据猎取食物的地盘的示威；鸟类的生活是非常的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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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国十九年七月到二十三年秋初，我整整的在济南住过四载。在那里，我有了第一个小孩，即起名为“济”。在那里，我交下不少的朋友：无论什么时候我从那里过，总有人笑脸地招呼我；无论我到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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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起天桥，北京的老住户们一定会叹口气才说：它是解放前的一块最黑暗的地方。解放初期，也还有这么想的：什么地方都好办，改造天桥可不容易，它的老底子太坏太烂啊！可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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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钟应当，而且果然，在六点半响了。睁开半只眼，日光还没射到窗上；把对闹钟的信仰改为崇拜太阳，半只眼闭上了。八点才起床。赶快梳洗，吃早饭，饭后好写点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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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爱花草，爱猫狗。由一个中国人看呢，爱花草是理之当然，自要有钱有闲，种些花草几乎可与藏些图书相提并论，都是可以用“雅”字去形容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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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用一篇两三千字的短文，说尽自己在建国五年来所经历的，所学习的，所收获的，和所有的一切感想，一定不是容易作到的。让我们像随便谈心那样，想起什么就说什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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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年的中华历史，是万不能，绝不会，以屈膝投降来结束的。文艺是民族的心声，革命的前导，在卢沟桥事变以前，它已经以“九一八”及“一·二八”的退与抗，在歧路上给全民族树立起指导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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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青木关到歌乐山一带等处，在我所认识的文友中要算吴组缃先生为最阔绰。他养着一口小花猪。据说，这小动物的身价，值六百元！每次我去访组缃先生，必附带的向小花猪致敬，因为我与组缃先生核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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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面抗战展开以来，随时随地看到听到我们的战士与民众的壮烈牺牲，英勇抗敌，使人感激落泪。这样的民族是打倒日本，犹有余力的，因为全民族齐心抗日是表明了我们有最高的文化，每个人都懂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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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罗成关。”二十三岁那一年的确是我的一关，几乎没有闯过去。从生理上，心理上，和什么什么理上看，这句俗话确是个值得注意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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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一些京剧界、评剧界、曲艺界和话剧界的朋友们在北京市文联座谈了一次。我参加了。那次的座谈使我敢在这里说：大家都有革命干劲儿，都要求来个戏剧工作的社会主义大跃进，都热情地要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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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看，一个人即使承认英国人民有许多好处，大概也不会因为这个而乐意和他们交朋友。自然，一个有金钱与地位的人，走到哪里也会受欢迎；不过，在英国也比在别国多些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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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的事情自从去年秋天辞去了教职，就拿写稿子挣碗“粥”吃——“饭”是吃不上的。除了星期天和闹肚子的时候，天天总动动笔，多少不拘，反正得写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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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应以艺术为妻，实际上就是当一辈子光棍儿。在下闲暇无事，往往写些小说，虽一回还没自居过文艺家，却也感觉到家庭的累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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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北京解放后最大的变化，是由一个消费的城市，变成了一个生产的城市。因为这样子，家庭生活随着都变了。以前，在这里住的，是做生意的、做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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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枝大叶的我可以把与我年纪相仿佛的好友们分为两类。这样的分类可是与交情的厚薄一点也没关系。第一类是因经济的压迫或别种原因，没有机会充分发展自己的才力，到二十多岁已完全把生活放在挣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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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抗敌到殉国，张自忠将军一贯的是战则在前，退则居后。这是舍身报国的决心，与“身先士卒”的实践。每次战役，张将军都以必死的决心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以殉国的精诚感召部下去拼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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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一到“十一”国庆节，我就觉得年轻了一些——不，不止年轻了一些，简直是返老还童，像个孩子了！是，一到国庆，便不禁狂喜！请听明白，是狂喜！要不然，怎会像个孩子呢！您若问，为什么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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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流亡，得见武汉三镇；名不虚传，的确伟大。立在蛇山上，或黄鹤楼头，看着滚滚长江，风帆来去，小小的一颗心不由的起了无限感慨与希望：越自认藐小，越感到景物的伟大；越痛心国土的日促，越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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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北京的老规矩，过农历的新年（春节），差不多在腊月的初旬就开头了。“腊七腊八，冻死寒鸦”，这是一年里最冷的时候。可是，到了严冬，不久便是春天，所以人们并不因为寒冷而减少过年与迎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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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丁、陈反党阴谋，我一无所知，无可揭发。在这个会上，我才听到一些他们的丑事，使我心里痛苦！我没想到在党员作家里会有这样灵魂肮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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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诉你，二哥，中国人是伟大的。就拿银行说吧，二哥，中国最小的银行也比外国的好，不冤你。你看，二哥，昨儿个我还在银行里睡了一大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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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一晃儿十年了！）我的英语就很好。我能把它说得不像英语，也不像德语，细听才听得出——原来是“华英官话”。那就是说，我很艺术的把几个英国字匀派在中国字里，如鸡兔之同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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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这篇小文正遇上极热的天气。今天是七月二十三号。好家伙，一清早屋里就像个大烤炉。天这么热，事情又多，可是我还不能不写这篇小文；心里是那么高兴，简直欲罢不能啊！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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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二十九日晚间，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招待英国写家阿特莱女士。这是个不拘形式的集会，大家随便谈谈，没有那些振铃开会，主席致词等等的官样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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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济南——在战事上——已差不多成了国防的最前线，可是文艺界反倒热闹起来。原因是（一）本地热心文艺的青年们要及时的在文艺上尽一些宣传上激励的责任，把平日写作的练习变成抗战的一种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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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有妇女的聪明与本事，用不着我来操心替她们计划什么。再说呢，我这人刚直有余，聪明可差点，给男友作参谋，已往往欠妥；自己根本不是女子，给她们出主意，更非失败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