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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番茄炒虾仁的番茄，在北平原叫作西红柿，在山东各处则名为洋柿子，或红柿子。想当年我还梳小辫，系红头绳的时候，西红柿还没有番茄这点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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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盼望总会有那么一天，我可以随便到世界任何地方去，而没有人偷偷的跟在我的背后，没有人盘问我到哪里去和干什么去，也没有人检查我的行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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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把早饭吃完了，还不知道到底吃的是什么；要不是老辛往他（老舍）脑袋上浇了半罐子凉水，也许他在饭厅里就又睡起觉来！老辛是外交家，衣裳穿得讲究，脸上刮得油汪汪的发亮，嘴里说着一半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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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经过郑重的不厌其详的讨论，已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通过了！热烈地鼓掌吧！跳起来欢呼吧！这是我们全国人民史无前例的一件大喜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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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了一本话剧，叫作《红大院》，已在北京上演。戏并不怎么好，可是很受市民的欢迎。剧中主要说的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有这种精神的便是进步人物，没有它的便是落后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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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文学帮助了人们性格的成长和心灵的发展，给人们引路，在人们的身上培养了美好的东西，激发人们高尚的情操，教导人们怎样生活得更好，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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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民一向是好客的。对国际友人，我们总是热诚地欢迎，热情地招待，使客人们感到一见如故，增加了友谊。对远道而来的艺术团体，体育代表团等等，我们也总是以鲜花笑脸相迎，而后争先恐后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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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北京解放后最大的变化，是由一个消费的城市，变成了一个生产的城市。因为这样子，家庭生活随着都变了。以前，在这里住的，是做生意的、做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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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看了不少青年朋友们写的小说。其中有很好的，也有很不好的。那些不好的，大概都犯了一个毛病，就是写得太慌忙。“世事多因忙里错”，作文章当然不是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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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怎么稀拉胡涂的又过了一年！年年在元旦都有一些雄心，想至少也要作出一件半件惊心动地的事，可是到除夕一清算，只是欠了一点钱，旁无可述；惨笑一下，听着放爆竹而已！不过，认真的去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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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计算我们村里的人们，在头几个手指上你总得数到夏家，不管你对这一家子的感情怎么样。夏家有三百来亩地，这就足以说明了一大些，即使承认我们的村子不算是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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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说小陈是个“兔子”。我认识他，从他还没作票友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他很瘦弱，很聪明，很要强，很年轻，眉眼并不怎么特别的秀气，不过脸上还白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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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前的危患，打破了一切书本上的理论：从极度艰苦中杀出活路来，要凭自己的力气与自己的智慧。书本上的知识自有它的价值，可是抱着书本打仗，或抱着书本应付抗战中的任何事工，必少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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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几年中，每到“七七”，我们必定举行国民献金，这是当然的，因为献金是民气的测验，也是前后方痛痒相关，打成一片的最好的表现方法与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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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俗话：“心心相印”。中苏人民的友谊，我确信，真已达到了“心心相印”的地步。在形成这种心挨着心的关系中，苏联文学作品所起的作用是绝对不可忽略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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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听到或一看到朝鲜这个美丽的名字，我就马上想起多少多少美丽的景色，多少多少美丽的事情。朝鲜真美丽，山美、水美、花木美。朝鲜的美丽永难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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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曲剧团来到首都。几天后，到处都谈论《赶脚》、《风雪配》、《陈三两爬堂》了！是的，郑州曲剧受到首都人民与文艺界的普遍欢迎与称赞！的确值得称赞！首先是音乐与唱腔的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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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欢迎，欢迎上海市人民评弹团的朋友们！我们听说，你们要到北京来表演，渴望已久。欢迎，欢迎，你们终于来到首都，而且是与春风手拉手儿来的！你们的表演是多么精彩啊，使我们忘记了翠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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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领略济南的美，根本须有些诗人的态度。那就是说：你须客气一点，把不美之点放在一旁，而把湖山的秀丽轻妙地放在想象里浸润着；这也许是看风景而不至于失望的普通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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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应以艺术为妻，实际上就是当一辈子光棍儿。在下闲暇无事，往往写些小说，虽一回还没自居过文艺家，却也感觉到家庭的累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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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幺”儿子。母亲在生我的时候已四十二岁了。我还不到两岁，父亲即去世。母亲没有乳，只给我打一点面糊吃。父亲去世后，家更穷了，天天吃棒子面与咸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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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段先生在世的时候，可惜，我没有得到多亲近他的机会！但是，由几次晤谈中他所给我的印象，和由朋友们所告诉我关于他的言行，使我可以这么说：段先生在做一件有益于别人的事情的时候，他是抱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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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北京已整整一年。一年？不，不，不！对于我，这不是一年，而是一生！看吧，在我的一生里，我在哪一年能学到这么多的新见识，新学问，新人生观与新世界观呢？看吧，这一年所看到学到的，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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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九月三日是我们抗日战争胜利的十周年纪念日。在这十年里，中国的变化有多么大呀！恐怕没有任何一部书能够正确而扼要地（且不提详尽地）介绍这些变化吧？何况我现在只打算写一篇短文啊，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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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五个月没进城了。乍一到城中，就仿佛乡下的狗来到闹市那样，总有点东西碰击着鼻子——重庆到底有多少人啊，怎么任何地方都磕头碰脑的呢？在街上走，我眼晕！洋车又贵多了，动不动就是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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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慰的话是苦的，外面包了层糖皮。刘兴仁不再说这种话。失败有的是因为自己没用，有的是外方的压迫；刘兴仁不是没用的人，他自己知道，所以用不着那种示弱的自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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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饭吃过了好久，电报还没有到；鹿书香和郝凤鸣已等了好几点钟——等着极要紧的一个电报。他俩是在鹿书香的书房里。屋子很大，并没有多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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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英回忆之二初到伦敦，经艾温士教授的介绍，住在了离“城”有十多英里的一个人家里。房主人是两位老姑娘。大姑娘有点傻气，腿上常闹湿气，所以身心都不大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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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奸的一部分工作是广谣播言，增他人锐气，减自己威风，惑乱人心，以收“使支那屈膝”之效。听信谣言的虽无心作歹，可是有意屈膝；既非标准汉奸，又不是爱国志士；唯一的动作是勤打哆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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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神圣的抗战中，有许多人虽然活着，却是已死；有许多人虽然已死，却是活着。活着的汉奸们，甘为傀儡，傀儡是死东西。死去多少英勇将士，把不屈服的精神交与全民族，他们永远不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