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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有妇女的聪明与本事,用不着我来操心替她们计划什么。再说呢,我这人刚直有余,聪明可差点,给男友作参谋,已往往欠妥;自己根本不是女子,给她们出主意,更非失败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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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为什么,中国内地的人民不会跳舞。因为不跳,歌谣音乐也就贫乏。礼乐之邦,于是,就很寂寞。,我明白了:恐怕“礼教之邦”一语比“礼乐之邦”还更切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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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盼望总会有那么一天,我可以随便到世界任何地方去,而没有人偷偷的跟在我的背后,没有人盘问我到哪里去和干什么去,也没有人检查我的行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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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丙,瘦得像剥了皮的小树,差不多每天晚上来喝茶。他的脸上似乎没有什么东西;只有一对深而很黑的眼睛,显出他并不是因为瘦弱而完全没有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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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是奇怪的东西。拿种类说,几乎一个人有一种言语。只有某人才用某几个字,用法完全是他自己的;除非你明白这整个的人,你决不能了解这几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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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把早饭吃完了,还不知道到底吃的是什么;要不是老辛往他(老舍)脑袋上浇了半罐子凉水,也许他在饭厅里就又睡起觉来!老辛是外交家,衣裳穿得讲究,脸上刮得油汪汪的发亮,嘴里说着一半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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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火车上我俩的卧铺对着脸。他先到的。我进去的时候,他正在和茶房捣乱;非我解决不了。我买的是顺着车头这面的那张,他的自然是顺着车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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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茅盾先生不远千里而来约稿,嘱写大鼓书词,以求通俗,增高民众抗战情绪。我已写过好几段大鼓书,交各刊物发表;不想抱定一样死啃,所以答应下给他一篇旧形式新材料,“今古奇观”式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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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中国的景物是由大漠的风与黄河的水得到色彩与情调:荒、燥、寒、旷、灰黄,在这以尘沙为雾,以风暴为潮的北国里,青岛是颗绿珠,好似偶然的放在那黄色地图的边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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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国十九年七月到二十三年秋初,我整整的在济南住过四载。在那里,我有了第一个小孩,即起名为“济”。在那里,我交下不少的朋友:无论什么时候我从那里过,总有人笑脸地招呼我;无论我到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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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会务,自有会刊——已出到十二期——报告一切,用不着我再说什么。可是,因交通不便,邮递阻滞,恐怕有许多关心“文协”的人无从看到会刊,故愿代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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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第一年的深秋,我带了五十块钱,由济南跑到汉口。一晃儿,四年了!妻是深明大义的。平日,她的胆子并不大。可是,当我要走的那天,铺子关上了门,飞机整天在飞鸣,人心恐慌到极度,她却把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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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一九三○年春天由国外回到北平,我就想作个职业的写家。这个愿望,可是,直至抗战的前一年才达到。《骆驼祥子》就是我作职业的写家后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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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水兄是文艺界抗敌协会第一届理事会的理事,因为“文协”的关系,我才认识了他,虽然远在十几年前就读过他的作品了。廿八年,“文协”推举代表参加前线慰劳团的时候,理事会首先便提出恨水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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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年底到现在,我写了不少的东西。写的好与不好是另一问题,不在话下。为什么我能写出不少东西来,是这里所要谈的。这须要与解放前的情形比较一下:在国民党反动派当权的时候,我不能自由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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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艺人第二期讲习又结束了,我在此给道喜!在第一期讲习结业的时候,学员们一致的要求再学习,所以就办了第二期。这样,他们在冬天冒着风雪,夏天不畏酷暑暴雨,热心的来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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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的伟大标志还在。布局的协调雄伟、城墙、海子、皇宫和寺庙的建筑奇迹仍然保存着。远离喧嚣的大街的谧静也还没变,这正是这座城市巨大的魅力所在,这种谧静只是被鸟鸣、童音和树叶的簌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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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要努力学写剧本我不会写戏。可是,五年来我的主要工作是写剧本。这一来是为多学一点本领,二来是有一股力量推动着我,欲罢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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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经过郑重的不厌其详的讨论,已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通过了!热烈地鼓掌吧!跳起来欢呼吧!这是我们全国人民史无前例的一件大喜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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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贺《曲艺》创刊!希望它日新月异,越办越好,成为百花齐放中最美丽的花朵!曲艺的形式很多,传统悠久,我愿《曲艺》亲自动手并发动别人去及早地搜集整理前人留下的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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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同学们:我刚刚由苏联回来,就接到了你们的信。谢谢你们给我在《熔炉》上说几句话的机会!在苏联,我处处看到: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和文化艺术的丰富与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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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了一本话剧,叫作《红大院》,已在北京上演。戏并不怎么好,可是很受市民的欢迎。剧中主要说的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有这种精神的便是进步人物,没有它的便是落后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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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幼身体就不大好。在学校里,运动选手老没有我的份儿。可是,我并不轻视运动。每逢有球赛,我必去看。这个习惯一直留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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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文学帮助了人们性格的成长和心灵的发展,给人们引路,在人们的身上培养了美好的东西,激发人们高尚的情操,教导人们怎样生活得更好,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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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民一向是好客的。对国际友人,我们总是热诚地欢迎,热情地招待,使客人们感到一见如故,增加了友谊。对远道而来的艺术团体,体育代表团等等,我们也总是以鲜花笑脸相迎,而后争先恐后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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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一到“十一”国庆节,我就觉得年轻了一些——不,不止年轻了一些,简直是返老还童,像个孩子了!是,一到国庆,便不禁狂喜!请听明白,是狂喜!要不然,怎会像个孩子呢!您若问,为什么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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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北京解放后最大的变化,是由一个消费的城市,变成了一个生产的城市。因为这样子,家庭生活随着都变了。以前,在这里住的,是做生意的、做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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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病往往离死太近,一想便寒心,总以不患为是。即使承认病死比杀头活埋剥皮等死法光荣些,到底好死不如歹活着。半死不活的味道使盖世的英雄泪下如雨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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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国亮先生在这个月里(六月)给我两封信。“文人相重”,我必须说他的信实在写的好:文好,字好,信纸也好,可是,这是附带的话;正文是这么回事:第一封信,他问我的小说写得怎样了?说起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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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讲恋爱,讲革命,讲志愿,似乎天地之间,唯我独尊,简直想不到组织家庭——结婚既是爱的坟墓,家庭根本上是英雄好汉的累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