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汉,我遇到了许多文艺界的朋友。这大概就是我舍不得武汉的最大的原因吧。我不喜群,而爱朋友;正如我不爱武汉,而舍不得走开。这小小的矛盾,很奇怪,在心中并没有什么说不通的地方;情绪生活的力量大概会把理智杀退,而使生命中积起些小山浅谷的。
不单单是遇见了些位文艺界的朋友,这些位朋友还组织起抗敌协会来。有了组织,有了事作,交情而外,更添上为同一目的而工作的一点远大的宝贵的企图与互相策励。在这个组织中,我稍微尽了一点力量。尽力所获得的报酬只是快乐,假若没有什么足以破坏了快乐的私心。我自信没有私心,也相信别人没有私心,喜悦的面孔,亲热的握手,恳切的交谈,就都成了大家的安慰与欣喜。在抗战中,能尽些力,能取得些这样的快活,啊,武汉,我应感谢你给我这美好的机会;我怎肯离开你与这些朋友呢!
可是,“文协”既是全国性的,就不便单单的在武汉工作。于是理事会决定,总会暂迁重庆。我必须跟了会走。到重庆,自己的衣食住全无办法,然而这值不得考虑。会中托我到哪里,派我作什么,我只有遵命,没有别的好说。船票呢,还没有买到:我可也不慌。能到重庆去办事,很好;去不成,而守在武汉,也好。为会务,我并不预先对重庆有什么反感。为私情,我多住武汉几日也不错。这种无所不可的心情,却不是完全清静无为,随遇而安;它也不是一味伤感,略近于失败主义者的彷徨歧路,不是。我深信武汉不亡,所以不肯走。及至到非走不可的时候,我的恋恋不舍是纯粹出于爱恋,像离别妻子似的,虽准相信她安全,而仍有所不忍。
我还没有找到船,但是会中已教我入川,我就把自己放在命令之下,作为我是已经上了船的样子,而向武汉与众朋友告别。
留在武汉的朋友们,努力作“文协”托给你们的事。我们已经团结起来,我们在过去数月中没闹过意见;那么就更努力吧,更亲密吧。你们用不着我来嘱托,可是我必须道出我的心腹话,为“文协”,我们什么也可以牺牲;牺牲了自己的成见是必须的,也或者是容易办到的,只要你肯牺牲。至于我自己,我没有什么办事的能力,没有什么智慧,我只相信在大家精诚团结之下,颇可以生点傻力气。我只能在大家的指导下,抱着成功的希望。我自己愿尽可能的除掉个人的成见,以大公无私的心,尽我那点为团体服务的力。就是这样吧,朋友们,再见!
原载1938年7月30日《抗战文艺》第二卷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