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永福同志是實幹家，善於作具體的事，而不善於作機關工作。一九四九年他被調到沁水縣當農林科長。這時期的農林科是新添的部門，從前沒有傳統，科技人員又缺乏，雖然掛着個指導農林生產之名，可是和實際的農林生產接不上茬。潘永福同志失去了用武之地，摸索了二年也沒有摸索出個道理來——後來換了別人也同樣對實際的農林起不到指導作用，原因在於那時候的生產資料還屬於個人所有，單純科技的部門指導不了那樣散漫的單位。

　　一九五一年，潘永福同志又被調到縣營農場。這也是個新添的單位，歸縣裏的農林科領導，但是潘永福同志覺着這要比當農林科長的工作具體得多。有他個老相識以爲他是降了級，問他犯了什麼錯誤。他說：“我沒有犯錯誤，到這裏來是黨的需要。”

　　在一九五一年以前，認識潘永福同志的人，往往單純以爲他是個不避艱難的實幹家；自他被調到農場之後，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階段裏，才又發現他很有經營計劃之才，不過他這種才能仍然是從他的實幹精神發展來的。爲了說明這一點，需要舉他三個例子，而且第二個例子比較長一點：

　　一、開闢農場
　　沁水縣要開闢一個縣營農場，而這個農場要具備企業和試驗兩種性質。地址準備在沁水縣東鄉的端氏鎮，共有土地七十畝，三十畝山地，四十畝平地，職工的住址是鎮中間的城隍廟。

　　潘永福同志到任後，首先感到不合適的是這個住址——上街倒很方便，往地裏去便差一點。後來他和鎮裏交涉，把城隍廟換成了南寺，就比較好些了。

　　再一個成問題的事就是那三十畝山地。這三十畝地離人住的地方有五里遠，還隔着一條小河，土質不好，畝產只是百把斤，不論從企業觀點和試驗觀點看來，價值都不大。可是那時候的土地還是個人所有制，這三十畝地是未被分配過的地主土地，其他已分配了的土地各自有主無法調撥。潘永福同志曾向一個農民提出過調換土地的要求。那個農民提出的條件很苛刻——三十畝遠地換他近處一畝菜地，還得倒貼他十石小米。潘永福同志一計算，三十畝地一年的產量也產不夠十石小米，三十畝換一畝再貼一年產量，這買賣幹不着。

　　換不成，只有農場自己來種了。潘永福同志是種過遠地的。他知道這三十畝地種好了能把產量提高一倍，可是從企業觀點上看，提高一倍也還是不合算——共產六千斤糧，按六分一斤摺合，共值三百六十元；但想種好須得兩個長期農業工人，每人每年工資以二百四十元計，須得四百八十元，一年淨賠一百二十元。這買賣還是幹不着。

　　隔了幾天，潘永福同志對這三十畝地終於想出了應用的辦法。他見端氏鎮的農民種的棉花多，牲畜飼草不足，自己農場養的牲口也要吃草，草價很高，就想到種苜蓿。種苜蓿花的工本都很少，二年之後，三十畝苜蓿除了自己牲口吃了，還能賣很大一部分；再把地邊種上核桃樹，又能賣樹苗，算了算細賬，收入金額要超過糧產，而節餘下的勞力用到近處的四十畝地裏，又能趕出一部分糧來。賬算清了，他便把這三十畝遠地種成了苜蓿和核桃樹。到了一九五三年，端氏鎮成立了青峯農業社，更擴大了棉田，牲畜的飼草更感到不足。這時候，農場的三十畝苜蓿已經發育到第三年，根深葉茂，長得有一腿多高，小核桃樹也培養得像個樣子了。青峯農業社提出來願意用鎮邊的十多畝菜地來換農場的三十畝山地和這地裏的苜蓿、樹苗，潘永福同志一計算，光三十畝苜蓿的收入也要抵住三十畝中等棉花，只講經濟價值農場還吃一點虧，但是爲了便於集中經營，把地換得近一點也還是有益的事，所以就換過了。要按當年那個單幹農民向農場提出來的苛刻條件，換這十多畝菜地，須得三百多畝山地，還得貼一百多石米。

　　農場的第三個問題是作農事試驗的問題。這事潘永福同志自己不在行，又沒有這種專門人材，光靠幾個上過短期訓練班的技術員，也搞不成什麼名堂，和實際農業生產還是碰不了頭，對企業收入又要有所妨礙。潘永福同志見當地有些羣衆有到外地買生產樹（即乾果、水果、花椒等樹）苗的，就想起試種樹苗來。他想這樣既能滿足羣衆需要，又能兼顧企業收入，是件可乾的事，問了問縣裏，縣裏也說可以幹，於是就決定種樹苗，種了幾年，羣衆有樹苗可買，十分滿意；農場也因此增加了企業收入。後來縣裏見他這樣做的成績不錯，乾脆把這農場改爲育苗場了。

　　潘永福同志從開辦這個農場起，鑑於場子小、工人少、幹部多，有礙企業，就和工人們在田間作同質同量的活，直到一九五四年他被調往文化補習學校學習爲止，始終不變。

　　二、小梁山工地
　　一九五九年冬，潘永福同志擔任沁水縣工會的主席，同時他又是中共沁水縣委會委員，被領導方面派往縣東鄉的蒲峪溝經修水庫。

　　這年冬天，沁水縣要開兩個中型水庫——較大的一個是由省投資，名山澤水庫；其次一個就是這蒲峪水庫，原決定由專區投資，後來因爲由專區經修的水庫多了些，又改作由縣投資；兩個庫都由縣裏派人經修。

　　潘永福同志接受任務後，於十月二十七日隨同十三個下放幹部來到蒲峪。這時候，各公社派來的民工，離得近的也來了一些；縣裏早已通知水庫附近村莊給他們找下了住處。

　　潘永福同志先到技術員已經畫下的庫址上看了一下，又上下跑了一跑，覺着庫址有點不合適，不如往下游移一移，找了一會技術員，有人說技術員已經往其他小型水庫上去了，過幾天才能回來。

　　庫址沒有落實，壩基不能挖，只得先找一些別的活做。潘永福同志見工地附近有幾孔多年沒有住過人的舊土窯洞，就和同來的同志商量先撥些人收拾一下給將來的指揮部用；決定以後，就打發了幾個同來的同志到附近村裏去找先到的民工，自己也拿了帶來的鐵杴參加了這項勞動。

　　他走到一孔破窯洞旁邊，見這孔窯洞的門面已經塌了，塌下來的土埋住了口，只剩一個窟窿還能鑽進人去。他對這一類地下的土石工活也是老行家，認得該從哪裏下手。他看準了土的虛實，就慢慢從上層挖虛土。一會，被撥來的民工也都陸續來了。有幾個民工見這裏已經有人動開手，也湊到這裏來參加。一個民工問潘永福同志說：“你是哪個村人？”潘永福同志說：“嘉峯村的！”“參加過水庫工作沒有？”“還沒有！”那人見他說沒有參加過水庫，覺着不足以和他談水庫上的事，就轉問另一個民工說：“可不知道這庫是國庫呀還是私庫？”那個人回答說：“這樣大的庫，大概是國庫吧？”潘永福同志聽了莫名其妙，就問他說：“怎麼還有私庫？”那人說：“你們沒有做過水庫工的人不知道：國庫是上級決定的，由上級發工資；私庫是縣裏決定的，不發工資，只把做過的勞動日記下來，介紹回自己家裏的生產隊裏作爲分紅工。我看這個庫是私庫！”“你從什麼地方看出來的？”“山澤水庫是省裏決定的。往山澤去的民工，都有公社幹部參加帶隊；來這裏的民工，沒有人帶隊，只讓各自來：不是私庫是什麼？”“管他是不是國庫？把工介紹到隊裏分紅還不一樣嗎？”“怎麼會一樣？國庫的工資高！”潘永福同志覺着他這種看法傳播到民工頭腦中，對工作很不利，正想批評他一下，另一個民工替他說了話。這個人和原來說話的那個人認識，很不客氣地批評他說：“你這傢伙思想有問題！把工給你介紹回隊裏去分紅，還不和你在家勞動一樣嗎？你是來修水庫來了呀，還是來發財來了？”這個人不說話了。停了一陣，另幾個民工又談起到別的水庫上做工的事來——哪個水庫吃得好，哪個水庫有紀律，哪個水庫運輸困難，哪個水庫吃菜太少……好像他們都是不只在一個水庫上做過工的。

　　潘永福同志把他們談出來的事暗自記在心上，作爲自己的參考，並且趁大部分民工還沒有發現他是縣裏派來的領導幹部之前，又到其他做零活的民工中參加了兩天勞動，訪得了更多的參考資料。

　　這時候，民工大部分來了——原調二千人實到一千四五百人；原調三十頭牛，實到十三頭。人來了就得組織起來幹活。全體民工中只有一個公社來了個幹部，其餘都是各自來的，只好按地區民選幹部，經過動員、討論後，選出班、排、連、營、團各級負責人和司務長、炊事員等。

　　組織就緒，就應該開工了，只是技術員沒有回來，壩基遷移問題不能決定。潘永福同志這時候又想出新主意來。他想：民工住的村莊，離工地都有幾裏遠，每天往返兩次，多誤一個半鐘頭，用在工作上的勞力就等於打了八扣，不如就附近打一些窯洞，讓全部民工都搬到裏邊來住；窯洞裏挖出來的土墊到壩上，也和取土墊壩一樣，並不賠工。主意一定，就從民工中選拔打窯洞行家，共選出四十個人，每人帶粗工二十餘人，選定了地址，五十多孔窯洞同時開工。此外，牛要吃草，到附近公社去買，運輸不便，又決定選出人來在就近坡上割乾白草——每割三百斤草算一個工，共割了三萬斤，一直喂到來年青草出來還沒有用完，改作柴燒了。

　　山澤和蒲峪兩庫都開了工，物資、工具、運輸力都感到不足。潘永福同志想盡可能靠自己解決一部分困難，就發動民工自報特技：計報出鐵匠十人（用五人）、木匠二十六人、石匠十三人、編筐匠二十人（用十人）、修車三人、縫紉一人（願自帶機）、剃頭三人、補鞋二人……所用工具、各自有的回家去取，沒有的買得來就買，買不到就借，也買不到也借不到的，等鐵木工人開了工就地打造。後來各個行業都配備成套，就地試驗取得定額，從此蒲峪水庫工地上，放牛、割草、割荊、編筐、自己打鐵、自己造車、理髮店、補鞋攤、縫紉房、中藥鋪……各行各業，花花朵朵，在這荒無人煙的山谷中，自成一個小天地。有些民工說這裏像個小梁山寨，比得有點道理，此是後話。

　　這樣雖然能把一大部分民工臨時用在爲工程服務的工作上，但總還用不完，正經工總得施。潘永福同志自己對這樣工程技術沒有學過，只得尊重技術員的安排，把其餘工人調到已經制定的壩基上去做清基工作。做了兩天，縣裏派一位李思忠同志到這裏來看開工情況。李思忠同志是一位水利工程的老技術員。潘永福同志把他領到工地上，向他說明自己的改變壩基的打算。潘永福同志說：“從這裏修壩，庫容小，又是運土上坡；往下移一移，庫容要比這裏大幾倍，又是運土下坡，臥管用的石頭又能就地起取，不用運輸。依我看是移一下合算，可是技術員不在，我自己又是外行，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李思忠同志上下察看了一會說：“你的看法完全對！應該移！”潘永福同志說：“要可以的話，早移一天少浪費好多工。責任完全由我自己負，在技術上我聽你一句話！你說可移我馬上就停了上邊的工，明天就移過來！”李思忠同志又答應了句肯定的話，第二天就移到下邊新決定的壩基上重新開了工。

　　又隔了兩天，技術員回來了。潘永福同志先向他說明了遷移壩基經過，並問他還有沒有不同的意見，技術員表示完全同意。潘永福同志又請他測算一下兩個庫址投工、投資、容水等項的差別，計算的結果是：原來的需工四十三萬個，現在的是四十五萬個；原來的需資二十五萬元，現在的是三十萬元；原來的可容水八十萬方，現在的是三百萬方。潘永福對於土石方工程做得多了，一看到投工的數字，覺着和自己的見解有些出入。他向技術員說：“我看用不了那麼多的工，因此也用不了那麼多的款。要知道原定的壩基是運土上坡，新改的壩基是運土下坡，一上一下，工效要相差兩三倍。”

　　等到清完了壩基築壩的時候，運起土來就是省勁，一個小車能推三百斤。取土的地形是開始走一段較平的坡，然後纔是陡坡，可是到了陡坡邊不用再往下推，因爲坡太陡，只要一倒，土自己就溜下來了。有人建議用高線運輸，潘永福同志說：“用不着！這種沒線往下溜，要比高線快得多。”“那是技術革新！”“這比那還要新！”

　　在五十里外定購了些石灰。石灰窯上和工地定的條約是一出窯就得全部運走，因爲他們怕停放下來遇上了雨淋化了。可是水庫工地上只有那十幾頭牛，每次全部撥去也不夠用，何況有時候還有別的運輸任務。調牲口調不來，自己燒石灰又沒有青石，也是個不好辦的事。有人說打窯洞打出來的土裏，有一部分蠟姜石（是一種土色的石頭，形狀像姜，俗名蠟姜石），可以用來燒石灰。潘永福同志用做飯的小火爐試燒了幾塊，真可以燒成石灰，可是修成燒石灰的窯爐，就燒不成，試了幾次都失敗了。後來遍問民工誰見過蠟姜燒石灰，有一位姓孔的（忘其名）民工，原籍河南人，說他聽說過要在個兩頭透氣的窯洞裏燒。潘永福同志根據老孔的啓發，捉摸着打了個窯洞又去試燒，結果燒成了。一連燒了幾次，取得的經驗是一窯可燒一萬三千斤，需柴（草柴）六至七千斤，時間是兩晝夜零半天一次。一共燒成三十萬斤，足夠修這個水庫用。這一試驗成功後，附近各生產隊曾派好多人來學習，這時候，已經到了一九六〇年春天，牛已經有青草可吃，把割下來沒有喂完的乾白草也作了燒石灰的柴。

　　種地的季節到了，潘永福同志見工地附近也有荒地，也有庫容裏被徵購來而尚未被水佔了的地，又有人糞、牛糞，又有用渠道正往外排的水，就想到自己種菜以免收購運輸之勞，就又從民工中選出兩個種菜能手，自己也參加進去，組成個三人種菜小組——在忙不過來的時候，由下放幹部臨時幫忙。後來生產的菜，除供全體員工食用外，剩下來的，每個下放幹部還繳給縣裏一千五百斤生產任務。家裏沒有勞力的民工，有請假回去種自留地的，有特技的民工，因爲工作離不開，不能回去種地，安不下心來，潘永福同志允許他們也在工地附近開墾小塊土地，利用工地水肥來種植，產品歸他自己。

　　有了這些安排，工程進行得相當順利。不料到了夏季，發生了點小小變故——請假回家的人逐漸增加，而且往往是一去不回頭。潘永福同志一調查，原因是從外邊來的。原來山澤、蒲峪兩個水庫都不是單純的攔洪庫而是有活水的，可是因爲地勢不同，蒲峪的活水在施工期間可以由渠道排出，而山澤的活水則需要用臨時的小庫蓄起來。雨季來了，山澤的小庫蓄着幾萬方水，而且逐日增加，一旦來個山洪衝破小庫，說不定會把已經做起來的半截壩完全推平。領導方面急了，把山澤未完成的土方分別包給各個公社，限期完成。各個公社怕到期完不成任務，只得增加民工，因爲農忙時候勞力難調，有些就把蒲峪請假回去的改派到山澤去。同時，蒲峪庫這時已經改爲由縣投資，“國庫”、“私庫”那種謠傳，也影響得一部分落後的民工，以回家爲名，暗自跑往山澤。潘永福同志見這原因不在工地內部，也想不出扭轉形勢的辦法，只好每天向各公社打電話討索請假回去的人。

　　有些公社，在潘永福同志去打電話向他們討人的時候，他們說人走不開，問派些牛來能不能代替。潘永福同志覺着這正是扭轉形勢唯一的希望，趕緊和他們搞好具體的頭數。一兩天後，果然來了百餘頭牛，可是這些牛又都是骨瘦如柴，其中尚有一些帶瘟病的。有些民工，認得一些牛是他們村裏派往山澤工地的，就向潘永福同志說：“潘部長（他們愛稱他這個老銜頭）！這都是山澤工地上拉車拉垮了的牛！快給他們退回去吧！”潘永福同志說：“可是退不得！在沒有勞力時候，這也是寶貝！”“一個也不能用，算什麼寶貝？”“在他們那裏不能用，到咱們這裏就有用了！”“爲什麼？”“爲什麼？他們那裏是運土上坡，路上又淨是虛土。牛上坡一發喘，再吸上些灰土，就吃不進草去，怎麼能不瘦？到咱們這裏是運土下坡，開頭拉得輕一點，每天少拉幾個鐘頭，還是能養過來的！”潘永福同志收到這批牛之後，先請獸醫檢查過，把有瘟病的挑出來隔離開治療，把其餘的分爲重病、輕病、無病三類：重病號除醫藥治療外只放不用，輕病號每天使用四個鐘頭，瘦而無病的每天使用六個鐘頭，卸了車以後，都着專人成羣趕到附近草坡上放牧。結果是瘟病的死了四頭，其餘的搶救過來；重病號養了一段時間又能拉車了；輕病號和瘦而無病的在使用中又都逐漸肥胖起來，恢復了正常的體力。原來是山澤把那些瘦牛病牛退還各公社以後，各公社聽民工們說蒲峪工地的牛養得很胖，就把這些牛派到蒲峪來養。這也可以說是“兩利”，這批牛對後來蒲峪工地的繼續施工，起到一部分主力作用。

　　因爲民工減少，蒲峪水庫直至一九六〇年底，尚欠三萬工未得完成，可是投資、投工都比原來的預算節約得多。

　　三、移礦近爐
　　一九六〇年秋收時節，各個水利、基建工地要把勞力壓縮一部分回農村去收秋，蒲峪工地只剩了三百來人。潘永福同志因爲在這裏領導修水庫，長期把自己負責的工會工作託付給會裏其他同志做着，這時候水庫工地上人少事少了，便想趁空回縣裏看看去，於是把工地上的事託付給指揮部的同事們，自己便回到縣裏。

　　這時候，縣西南鄉的中村鐵廠，正修建着五里長一段運礦的土鐵路，也因爲民工回家收秋而幾乎停工。潘永福同志要到中村鐵廠去，因爲他又是縣黨委委員，縣委會便託他順路看一下有關土鐵路的情況。他到達鐵廠後，鐵廠有人向他反映，有好多礦石已經從山頂用高線運輸法運到了一個山溝裏，只等這裏的土鐵路建成才能接運回來，要是土鐵路停了工，礦石運不到，鐵廠就不能開工。

　　潘永福同志覺着此事對鐵廠關係重大，就到運輸現場去觀察了一番，見到的情況是這樣：採礦的地方離鐵廠十八里，地名軋兒腰，在一個山頭上，原來有一條路可通膠皮大車。現在全線的運輸設計是從礦洞所在的山頭上把兩條鐵線架到個較低的山頭上算作第一段高線，再從這較低的山頭上把同樣的鐵線架到山溝底，算作第二段高線。這兩段高線已經架通使用起來，只是較低的山頭上卸礦和裝礦還放不到一個地點，因此第一段溜下來的筐子無法就原筐子轉掛到第二段線上，還得這一邊倒在地上那一邊再拿筐子裝起搬運到第二段線頭上去掛。現在正在修建的五里土鐵路，是準備用來接這已經溜到山溝裏的礦石的，不過只能接到溝口的較寬處，再往裏邊還有二三里路便成了陡巖狹谷無法修通，只好用人擔出來再往車上裝。潘永福同志看了之後一合計，覺着這樣是個傻事：高線上每筐只能裝一百斤，狹谷裏每人也只能擔一百斤。每筐裝一次只算五分鐘、卸下來傾倒一次只算一分鐘，每筐或每擔裝卸一次共是六分鐘，每噸每段就得兩個鐘頭，三段共是六個鐘頭。需用六個鐘頭才能把一噸礦石送到土鐵路上的車子上，若用膠皮大車運輸，走下坡路只架一個轅騾每次也能拉一噸，十八里路往返一次也不過用四個鐘頭。這套運法且不用說運，光裝筐也比膠皮大車慢了。他把他這意見向鐵廠的負責同志一說，鐵廠同意了他的說法，就把土鐵路的工停下來。

　　潘永福同志在中村遇上了個老漢，也是舊相識。潘永福同志問他說：“你們這裏除了軋兒腰，別處就沒有礦嗎？”“十八條也有！”“好不好？”“和軋兒腰的一樣！”“十八條離這裏多麼遠？”“就在村西頭，離鐵廠半里遠！”“啊？”潘永福同志有點驚奇，接着便又問：“鐵廠的人不知道嗎？”老漢說：“說不清！人家沒有和咱談過！”潘永福同志又向鐵廠說明了這個新的發現，並建議去刨一刨看。結果按照那老漢指點的地方刨出來了，和軋兒腰的礦一個樣，只要查明蘊藏量夠用的話，就用不着再研究軋兒腰的運輸問題了。

　　以上三個例子，看來好像也平常，不過是個實利主義，其實經營生產最基本的目的就是爲了“實”利，最要不得的作風就只擺花樣讓人看而不顧“實”利。潘永福同志所着手經營過的與生產有關的事，沒有一個關節不是從“實”利出發的，而且凡與“實”利略有牴觸，絕不會被他縱容過去。這是從他的實幹精神發展來的，而且在他領導別人乾的時候，自己始終也不放棄實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