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citizen）是所谓自由的公民，这是和“奴隶”对待的名称。中国现在，只有所谓“绅商”才配叫做市民。但是，绅商和绅士已经不同了。商与士一字之差，在时间上至少隔了一世纪。而昆曲却不是绅商的艺术，而正是绅士等级的艺术。这老老实实是中国旧式绅士等级的艺术，而不仅是地主阶级的艺术。固然，乾嘉之世的绅士之中已经搀杂了些盐商“驵侩”——郑板桥之类的名士所瞧不起的；然而，他们始终也是盐官儿，至少也是类似于官的“准官儿”，他们也总要弄些身份，——例如：屁股可以不挨打，见官可以用大红名片的身份。总之，一定要加入那个绅士等级。当时，绅士等级的艺术，什么诗古文词，什么昆曲，都是和平民等级的艺术截然的分开的。昆曲原本是平民等级的歌曲里发展出来的。最早的元曲几乎都是“下流的俗话”。可是，到了乾嘉之世，昆曲里面，早就给贵族绅士的文人，填塞了一大堆一大堆牛屎似的“饾饤”进去！这还是戏台上的歌剧吗？对不起，先要问一问：这所谓戏台是个什么样的戏台？这已经绝对不是草台班的戏台！昆曲已经被贵族绅士霸占了去，成了绅士等级的艺术。
听罢！昆曲的声调是多么细腻，多么悠扬，多么转仄，多么深奥。其实，那样的猥琐，那样的低微，真象[像]它的主人的身份。昆曲的唱工是要拗转了嗓子，分辨着声母介母韵母，咬准那平上去入，甚至于阴上阳上阴去阳去……中国的四方块的谜画似的汉字，在这里用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去束缚音乐和歌曲的发展，弄得简直不像活人嗓子里唱出来的东西。这的的确确是所谓“红氍毹上”的歌曲。在绅士的第宅——“状元及第”之第——里面有这么三开间或者五开间的花厅，一头铺上两丈开阔的红地毯，这就算戏台了。“戏台”前面三四步路的光景，就是听戏的大人老爷的座位，再后去十几步，二十步光景，是太太小姐“垂帘听曲”的地方。自然，这里可以听得清平上去入。而且唱昆曲的戏子，在当时还有许多和幕友一样，豢养在绅士的第宅或者衙门里面。他们本来和“倡优所畜”的文人清客是差不多的东西，同样是“主上所戏弄，流俗之所轻”的。这种昆曲，当然不是给公馆衙门之外的平民小百姓听的。现在，“治于人的小人”，要想在无线电的播音里去听清楚昆曲的平上去入，自然是牛听弹琴，一窍不通了。
“乾嘉以降”不久，昆曲的清[轻]歌曼舞的绮梦，给红巾长毛的“叛贼”捣乱了，给他们的喧天动地的鼙鼓震破了。是的！乾嘉之世和同光之世之间，夹着这么一段“可怕可恨”的回忆。不知怎么一来，在同光之世，我们就渐渐，渐渐的听着那昆曲的笙笛声离得远了，远了，一直到差不多听不见。而“不登大雅之堂的”乱弹——皮簧，居然登了大雅之堂。这本来是草台班上的东西。高高的戏台搭在旷场上，四周围是没遮拦的，不但锣鼓要喧天，而且歌曲也要直着嗓子叫，才敌得过台底下打架相骂的吵闹，也配得上“乱弹”的别名。满腿牛屎满背汗的奴隶们，仰着头张着嘴的看着台上。歌词文雅不得，也用不着文雅，因为禁不起那唱戏的直着嗓子一叫，叫到临了：不押韵的也押韵了，平仄不调的也就调了！这是，这曾经是别一个等级的艺术。当然是平民等级的了。
然而，统治阶级不但利用这种原始的艺术，来施行奴隶教育；他们还要采取这些平民艺术的自由的形式，去挽救自己艺术的没落。于是乎请乱弹登大雅之堂。可惜，没有出息的绅士，始终是没有出息的；俗不可耐的商人市侩，始终是俗不可耐的。因此，乱弹就在绅士等级蜕化出来的绅商阶级的手里，重新走上所谓“雅化”的道路。樊樊山制军，袁寒云世子，王晓籁先生，某某老板等等，都来“爱美”一下，说句直译的俗话，就是客串一下，串得个珠圆玉润满纸琳琅。不但如此，连唱皮簧的戏子，尤其是以“做女人为职业”的男戏子，都一个个“绅商化”起来，做了院长副院长的大官，例如梅兰芳老板，现在居然是美国文学博士梅兰芳梅大[师]了。
这样，皮簧的乱弹又被绅商阶级霸占了去，成了绅商阶级的艺术。
这世界上的一切，其实都是这样的！尤其是在中国——中国的绅商阶级虽然已经是现代式的阶级，却仍旧带着等级的气味。他们连自己大吹大擂鼓吹着的所谓白话，都会变成一种新文言，写出许多新式的诗古文词——所谓欧化的新文艺。中国的商人必须变成绅士，正因为中国绅士保存着绅士的身份而来做商人了。所以乱弹已经不乱，白话也应当不白，欧化应当等于贵族化。一切都要套上马勒口，不准乱来；一切都要分出等级：用文雅的规律表示绅士的尊严，用奴才主义的内容放进平民艺术里去，帮助束缚平民的愚民政策。
然而这个年头，总有一天什么都要“乱”。咱们“非绅士”的“乱”不但应当发展，而且要“乱”出个道理来。
于是乎，咱们不肖的下等人重新再乱弹起来，这虽然不是机关枪的乱弹，却至少是反抗束缚的乱谈。
史铁儿 一九三一，九，一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