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三二年春，尽管三个月以来的霍乱已使人们精神活动停止，并在他们激动心情上蒙上一层说不上是什么的阴沉的死气，巴黎仍处于长期以来就有的那种一触即发的情绪中。正如我们先前说过的，这个大城市就象一尊大炮，火药已经装上，只待一粒火星落下便会爆炸。在一八三二年六月，那粒火星便是拉马克将军之死。

    拉马克将军是个有声望也有作为的人。他在帝国时期和王朝复辟时期先后表现了那两个时期所需要的勇敢：战场上的勇敢和讲坛上的勇敢。他那雄辩的口才不亚于当年的骁勇，人们感到他的语言中有一把利剑。正如他那老一辈的富瓦一样，他在高举令旗以后，又高举着自由的旗帜。他坐在左与极左之间，人民爱他，因为他接受未来提供的机会，群众爱他，因为他曾效忠于皇上。当初和热拉尔伯爵和德鲁埃伯爵一道，他是拿破仑的那几个小元帅之一。一八一五年的条约把他气得七窍生烟，如同受了个人的侮辱。他把威灵顿恨之入骨，因而为群众所喜爱，十七年来他几乎不过问这其间的多次事件，他岿然不动地把滑铁卢的痛史铭刻心中。他在弥留时，在那最后一刻，把百日帝政时期一些军官赠给他的一把剑紧抱在胸前。拿破仑在临终时说的是“军队”，拉马克临终时说的是“祖国”。

    他的死，原是预料中的，人民把他的死当作一种损失而怕他死，政府把他的死当作一种危机而怕他死。这种死，是一种哀伤。象任何苦痛一样，哀伤可以转化为反抗。当日发生的情形正是这样。

    六月五日是拉马克安葬的预定日期，在那天的前夕和早晨，殡仪行列要挨边路过的圣安东尼郊区沸腾起来了。这个街道纵横交错的杂乱地区，处处人声鼎沸。人们尽可能地把自己武装起来。有些细木工带上他们工作台上的铁夹“去撬门”。他们中的一个用一个鞋匠用来引线的铁钩，去掉钩子，磨尖钱柄，做了一把匕首。另一个，急于要“动手”，一连和衣躺了三夜。一个叫龙比埃的木工，遇见一个同行问他：“你去哪儿？”

    “我呀！我还没有武器。”“咋办呢？”“我到工地上去取我的两脚规。”“干什么？”“不知道。”龙比埃说。一个叫雅克林的送货工人，遇见任何一个工人便和他谈：“你跟我来。”他买十个苏的酒，还说：“你有活计吗？”“没有。”“到费斯比埃家里去，他住在蒙特勒伊便门和夏罗纳便门之间，你在那里能找到活计。”费斯比埃家里有些子弹和武器。某些知名的头头，“搞着串连”，就是说，从这家跑到那家，集合他们的队伍。在宝座便门附近的巴泰勒米的店里和卡佩尔的小帽酒店里，那些喝酒的人，个个面容严肃，聚在一起密谈。有人听到他们说：“你的手枪在哪里？”“在我的褂子里。你呢？”“在我的衬衣里。”在横街的罗兰作坊前面，在一座着过火的房子的院里，工具工人贝尼埃的车间前，一堆堆的人在低声谈论。在那群人里有个最激烈的人，叫马福，他从来没有在同一个车间里做上一个星期，所有的老板都不留他，“因为每天都得和他争吵。”马福第二天便死在梅尼孟丹街的街垒里。在同一次战斗中被打死的卜雷托，是马福的助手，有人问他：“你的目的是什么？”他回答说：“起义。”有些工人聚集在贝尔西街的角上，等候一个叫勒马兰的人，圣马尔索郊区的革命工作人员。口令几乎是公开传达的。

    六月五日那天，时而下雨，时而放晴，拉马克将军的殡葬行列，配备了正式的陆军仪仗队，穿过巴黎，那行列是为了预防不测而稍微加强了的。两个营，鼓上蒙着黑纱，倒背着枪，一万国民自卫军，腰上挂着刀，国民自卫军的炮队伴随着棺材。柩车由一队青年牵引着。残废军人院的军官们紧跟在柩车后面，手里握着桂树枝。随后跟着的是无穷无尽的人群，神情急躁，形状奇特，人民之友社的社员们、法学院、医学院、一切国家的流亡者，西班牙、意大利、德国、波兰的国旗，横条三色旗，各色各样的旗帜，应有尽有，孩子们挥动着青树枝，正在罢工的石匠和木工，有些人头上戴着纸帽，一望而知是印刷工人，两个一排，三个一排地走着，他们大声叫喊，几乎每个人都挥舞着棍棒，有些挥舞着指挥刀，没有秩序，可是万众一心，有时混乱，有时成行。有些小队推选他们的领头人，有一个人，毫不隐讳地佩着两支手枪，好象是在检阅他的队伍，那队人便在他前面离开了送葬行列。在大路的横街里、树枝上、阳台上、窗口上、屋顶上，人头象蚂蚁一样攒动，男人、妇女、小孩，眼睛里充满了不安的神情。一群带着武器的人走过去，大家惊惊慌慌地望着。

    政府从旁注视着。它手按在剑柄上注视着。人们可以望见，在路易十五广场上，有四个卡宾枪连，长枪短铳，子弹全上了膛，弹盒饱满，人人骑在鞍上，军号领头，一切准备就绪，待命行动；在拉丁区和植物园一带，保安警察队从一条街到一条街，分段站岗守卫着；在酒市有一中队龙骑兵，格雷沃广场有第十二轻骑联队的一半，另一半在巴士底，第六龙骑联队在则助斯定，卢浮宫的大院里全是炮队。其余的军队在军营里，巴黎四周的联队还没计算在内。提心吊胆的政府，在市区把二万四千士兵，在郊区把三万士兵，压在横眉怒目的群众头上。

    送葬行列里流传着种种不同的小道消息。有的谈着正统派的阴谋；有的谈到雷希施塔特公爵①，正当人民大众指望他起来重建帝国时，上帝却一定要他死去。一个没有暴露姓名的人传播消息说，到了一定时候有两个被争取过来的工头，会把一个武器工厂的大门向人民开放。最突出的是，在这行列中，大多数人的脸上都已流露出一种既兴奋又颓丧的神情。这一大群人已激动到了急于要干出些什么暴烈而高尚的行动来，其中也偶尔搀杂着几张出言粗鄙、确象歹徒的嘴脸，他们在说着：“抢！”某些骚动可以搅浑一池清水，从池底搅起一阵泥浆。这种现象，对“办得好”的警署来说，是一点也不会感到奇怪的。

    ①雷希施塔特公爵（Reichstadt），拿破仑之子，即罗马王，又称拿破仑第二，病死于一八三二年。

    送葬行列从死者的府邸，以激动而沉重的步伐，经过几条大路，慢慢走到了巴士底广场。天不时下着雨，人们全不介意。发生了几件意外的事：柩车绕过旺多姆纪念碑时，有人发现费茨·詹姆斯公爵①站在一个阳台上，戴着帽子，便向他扔了不少石块；有一根旗杆上的高卢雄鸡②被人拔了下来，在污泥里被拖着走；在圣马尔丹门，有个宪兵被人用剑刺伤；第十二轻骑联队的一个军官用很大的声音说“我是个共和党人”，综合工科学校的学生，在强制留校不许外出之后突然出现，人们高呼：“万岁！共和万岁！”这是发生在送葬行列行进中的一些花絮。气势汹汹的赶热闹的人群，象江河的洪流，后浪推前浪，从圣安东尼郊区走下来，走到巴士底，便和送葬队伍汇合起来，一种翻腾震荡的骇人声势开始把人群搞得更加激动了。

    ①费茨·詹姆斯公爵（Fitz－James，1776?838），法兰西世卿及极端保王派。

    ②法国在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旗杆顶上装一只雄鸡，名为高卢雄鸡，这种装饰，到拿破仑帝国时期被取消了，到一八三○年菲力浦王朝时期又被采用。

    人们听到一个人对另一个说：“你看见那个下巴下有一小撮红胡子的人吧，等会儿告诉大家应在什么时候开枪的人便是他。”据说后来在引起另一次暴动的凯尼赛事件中，担任同一任务的也是这个小红胡子。

    柩车经过了巴士底，沿着运河，穿过小桥，到达了奥斯特里茨桥头广场。它在这里停下来了。这时，那股人流，如果从空中鸟瞰，就活象彗星，头在桥头广场，尾从布尔东河沿开始扩展，盖满巴士底广场，再顺着林荫大道一直延伸到圣马尔丹门。柩车的四周围着一大群人。哗乱的人群忽然静了下来。拉斐德致词，向拉马克告别。那是一种动人心弦的庄严时刻，所有的人都脱下帽子，所有的心都在怦怦跳动。突然有个穿黑衣骑在马上的人出现在人群中，手里擎着一面红旗，有些人说是一根长矛，矛尖顶着一顶红帽子。拉斐德转过头来。埃格泽尔芒①离开了队伍。

    ①埃格泽尔芒（Exelmans，1775B1852），法国元帅。

    这面红旗掀起了一阵风暴，随即不见了。从布尔东林荫大道到奥斯特里茨桥，人声鼓噪有如海潮咆哮，人群动荡起来了。两声特别高亢的叫喊腾空而起：“拉马克去先贤祠！拉斐德去市政府！”一群青年，在大片叫好声中，立即动手将柩车里的拉马克推向奥斯特里茨桥，挽着拉斐德的马车顺着莫尔朗河沿走去。

    在围着拉斐德欢呼的人群中，人们发现一个叫路德维希·斯尼代尔的德国人，并把他指给大家看，那人参加过一七七六年的战争，在特伦顿在华盛顿的指挥下作战，在布朗蒂温，在拉斐德的指挥下作战，后来活到一百岁。

    这时在河的左岸，市政府的马队赶到桥头挡住去路，在右岸龙骑兵从则肋斯定开出来，顺着莫尔朗河沿散开。挽着拉斐德的人群在河沿拐弯处，突然看见他们，便喊道：“龙骑兵！龙骑兵！”龙骑兵缓步前进，一声不响，手枪插在皮套里，马刀插在鞘里，短枪插在枪托套里，神色阴沉地观望着。

    离开小桥两百步的地方，他们停下来了。拉斐德坐的马车直到他们面前，他们向两旁让出一条路，让马车通过，继又合拢。这时龙骑兵和群众就面对面了。妇女们惊慌失措地逃散了。

    在这危急时刻发生了什么事呢？谁也搞不清楚。那是两朵乌云相遇的阴暗时刻。有人说听到在兵工厂那边响起了冲锋号，也有人说是有个孩子给一个龙骑兵一匕首。事实是突然连响三枪，第一枪打死了中队长灼雷，第二枪打死了孔特斯卡尔浦街上一个正在关窗的聋老妇，第三枪擦坏了一个军官的肩章。有个妇人喊道：“动手太早了！”人们忽然看见一中队龙骑兵从莫尔朗河沿对面的兵营里冲了出来，举着马刀，经过巴松比尔街和布尔东林荫大道，横扫一切。

    到此，风暴大作，事已无可挽回。石块乱飞，枪声四起，许多人跳到河岸下，绕过现已填塞了的那段塞纳河湾，卢维耶岛，那个现成的巨大堡垒上聚满了战士，有的拔木桩，有的开手枪，一个街垒便形成了，被撵回的那些青年，挽着柩车，一路飞跑，穿过奥斯特里茨桥，向着保安警察队冲去，卡宾枪连冲来了，龙骑兵逢人便砍，群众向四面八方逃散，巴黎的四面八方都响起了投入战斗的吼声，人人喊着：“拿起武器！”人们跑着，冲撞着，逃着，抵抗着。怒火鼓起了暴动，正如大风煽扬着烈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