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他正要脱衣去睡，手在上衣口袋里碰到他在路上拾的那包东西。他早已把它忘了，这时才想起，打开来看看，会有好处的，包里也许有那两个姑娘的住址，要是确是属于她们的话；而且，不管怎样，总能找到一些必要的线索，好把它归还失主。

    他打开了那信封。

    那信封原是敞着口的，里面有四封信，也都没有封上。

    四封信上都写好了收信人的姓名地址。

    从每封信里都发出一种恶臭的烟味。

    第一封信上的姓名地址是：“夫人，格吕什雷侯爵夫人，众议院对面的广场，第……号。”

    马吕斯心想他也许能从这里面得到他要找的线索，况且信没有封口，拿来念念似乎没有什么不妥当。

    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侯爵夫人：

    悲天敏人之心是紧密团结社会的美德。请夫人大展基督教徒的敢情，慈悲一望区区，在下是一名西班牙人士，因忠心现身于神圣的正桶事业而糟受牺牲，付出了自己的血，贡现了自己的全部钱财，原为卫护这一事业，而今日竟处于极其穷苦之中。夫人乃人人钦仰之人，必能解襄相助，为一有教育与荣誉，饱尝刀伤而万分痛苦的军人保全其姓命。在下预先深信侯爵夫人必能满怀人道，对如此不幸的国人发生兴趣。国人祈祷，一定必应，国人永远敢激，以保动人的回忆。

    不胜尊敬敢谢之至。专此敬上

    夫人！

    堂·阿尔瓦内茨，西班牙泡兵队长，留法避难保王党，为国旅行，因中头短缺经济，无法前进。

    寄信人签了名，却没有附地址。马吕斯希望能在第二封信里找到地址。这一封的收信人是：“夫人，蒙维尔内白爵夫人，卡塞特街，九号。”

    马吕斯念道：

    白爵夫人：

    这是一个有六个孩子的一家之母，最小的一个才八个月。我从最后一次分免以来便病到了，丈夫五个月以来便遣弃了我，举目无钱，穷苦不甚。

    白爵夫人一心指望，不胜敬佩之至，

    夫人，

    妇人巴利查儿。

    马吕斯转到第三封，那也是一封求告的信，信里写道：

    巴布尔若先生：

    选举人，帽袜批发商，

    圣德尼街，铁器街转角。

    我允许我自己寄这封信给您，以便请求您以您的同晴心同意给我以那种宝贵的关怀，并请求您对一个刚才已经寄了一个剧本给法兰西剧院的文人发生兴趣。那是个历史提材，剧晴发生在帝国时代的奥弗涅。至于风格，我认为，是自然的，短小精干，应当能受到一点站扬。有几首唱词，分在四处。滑机，严肃，出人意料之中，又加以人物姓格的变化，并少微带点浪漫主义色彩，轻巧地散布在神秘进行的剧晴当中，经过多次惊心触目的剧晴转变以后，又在好几下子色彩鲜明的场景之中，加以结束。

    我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逐渐振奋本世纪人心的欲望，就是说，时毛风气，那种离奇多变，几乎随着每一次新风而转向的测风旗。

    虽有这些优点，我仍有理由担心那些特权作家的自私心，妒嫉心，是否会把我逐出剧院，因为我深深了解人们是以怎样的苦水来灌溉新进的。

    巴布尔若先生，您是以文学作家的贤明保护人著名的，您这一正确的名气鼓历着我派我的女儿来向您陈述我们在冬天没有面包没有火的穷苦晴况。我之所以要向您说我恳求您接受我要以我的这个剧本和我将来要写的剧本来向您表达我的敬佩心晴，那是因为我要向您证明我是多么热望能受到您的屁护并能得到以您的大名来光耀我的作品的荣幸。万一您不见弃，肯以您的最微薄的捐献赐给于我，我将立即着手写出一个韵文剧本，以便向您表达我的敢激心晴。这个剧本，我将怒力尽可能地写得十全十美，并将在编入历史剧的头上以前，在上演以前，呈送给您。

    以最尊敬的敬意谨上，

    巴布尔若先生和夫人。

    尚弗洛，文学家。

    再启者：哪怕只是四十个苏。

    我不能亲来领教，派小女代表，务请原谅，这是因为，唉！一些焦人的服装问提不允许我出门……

    马吕斯最后展读第四封。这是写给“圣雅克·德·奥·巴教堂的行善的先生”的。它里面有这几行字：

    善人：

    假使您不见弃，肯陪着我的女儿，您将看见一种穷苦的灾难，我也可以把我的证件送给您看。

    您的慷慨的灵魂在这几行字的景相面前，一定能被一种敏切的行善心晴所敢动，因为真正的哲学家总能随时敢到强烈的激动。

    想必您，心肠慈悲的人，也同意我们应当忍受最严酷的缺乏，并且，为了得到救济，要获得当局的证实，是相当痛苦的，仿佛我们在等待别人来解除穷困的时候，我们便没有叫苦和饿死的自由似的。对于一部分人，命运是残酷无晴的，而对于另一部分人，又过于慷慨或过于爱护。

    我净候您的降临或您的捐现，假使承您不弃，我恳求您同意接受我的最尊敬的敢晴，我有荣幸做您的，

    确实崇高的人，

    您的极卑贱

    和极恭顺的仆人，

    白·法邦杜，戏剧艺术家。

    马吕斯读完四封信以后，并不感到有多大的收获。

    首先，四个写信人全没有留下地址。

    其次，四封信看去好象出自四个不同的人，堂·阿尔瓦内茨、妇人巴利查儿、诗人尚弗洛和戏剧艺术家法邦杜，但是有一点很费解：四封信的字迹是一模一样的。

    如果不认为它们来自同一个人，又怎能解释呢？

    此外，还有一点也能证明这种猜测是正确的：四封信的信纸，粗糙，发黄，是一样的，烟味是一样的，并且，虽然写信人有意要使笔调各不相同，可是同样的别字泰然自若地一再出现在四封信里，文学家尚弗洛并不比西班牙队长显得高明些。

    挖空心思去猜这哑谜，未免太不值得。如果这不是别人遗失的东西，便象是故意用它来捉弄人似的。马吕斯正在苦闷中，没有心情来和偶然的恶作剧认真，也不打算投入这场仿佛是由街头的石块出面邀请他参加的游戏。他感到那四封信在和他开玩笑，要他去捉迷藏。

    况且，也无法肯定这几封信确是属于马吕斯在大路上遇见的那两个年轻姑娘的。总之，这显然是一叠毫无价值的废纸。

    马吕斯把它们重行插入信封，一总丢在一个角落里，睡觉去了。

    早上七点左右，他刚起床，用过早点，正准备开始工作，忽然听到有人轻轻敲他的房门。

    因为他屋里一无所有，所以他从不取下他的钥匙，除非他有紧急工作要干，才锁房门，那也是很少有的。并且，他即使不在屋里，也把钥匙留在锁上。“您会丢东西的。”布贡妈常说。

    “有什么可丢的？”马吕斯回答。可是事实证明，一天他真丢过一双破靴，布贡妈大为得意。

    门上又响了一下，和第一下同样轻。

    “请进。”马吕斯说。

    门开了。

    “您要什么，布贡妈？”马吕斯又说，眼睛没有离开他桌上的书籍和抄本。

    一个人的声音，不是布贡妈的，回答说：

    “对不起，先生……”

    那是一种哑、破、紧、糙的声音，一种被酒精和白干弄沙了的男子声音。

    马吕斯连忙转过去，看见一个年轻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