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碎的爆竹聲，把我從睡夢中驚醒。

　　聽到窗子外面有一個蒼老的聲音罵道：“……這些猴兒崽子，開的什麼窮心？年過了這多天，還直放麻雷子、二踢角。這年過的有什麼痛快？山東省鬧土匪，直隸鬧蝗蟲，黃河鬧水災，煤、面全漲錢。這大雜院裏，除了張先生也沒有誰作官，哪裏來的這麼些個容易錢，到了初五六，還直讓小孩子過年？”

　　最後幾句話，是我驚醒之後聽到的。這時，我正在北京農商部當一名小辦事員，大小是個官。睜着眼睛一看，牆上掛着的月份牌，上面大書“中華民國八年陽曆二月，陰曆正月”。大雜院裏這位賣切糕的街坊大鬍子罵得痛快的時候，也是我該到部的時候了，怎麼還睡覺？於是匆匆起牀，將白泥爐子上放的隔夜水壺，倒着漱洗過了。頭上戴了兜頭線帽，圍了一條破氈子舊圍巾兒，鎖門就走。

　　當個小辦事員的人，決沒錢買大衣。北京這地方又冷，不這麼穿着不行。出得門來，這冷僻衚衕裏的積雪，依然堆着尺來厚，腳在雪上踏着，唏唆作響。那西北風像刀割似的迎面吹過，把人家屋脊上的積雪颳了下來，臨空一卷，捲成個白霧糰子，然後向人撲來。任是圍了破氈子，那碎雪還向衣領子裏鑽進來。我雖穿了一件天橋收來的老羊皮，不覺還打了兩個冷戰，鼻子出來的氣，透過了兜帽的窟窿，像是饅頭出籠屜，熱氣上冒。沿了鼻孔的一轉帽沿，都讓氣衝溼了。心想，不過爲了三十塊錢的薪水，冒了這種風雪去辦公，實在辛苦。

　　正想着，一輛汽車自身後追了上來，把地面上的雪爛泥漿，濺了起來，汽車兩邊就飛起了兩排泥雨，濺了我一身的泥點。汽車過去了能奈它何？由那車後身窗子裏望去，一對男女廝摟着，頭擠在一邊。那汽車號碼是自用六零六，巧了，這就是我們總長坐着辦公的車。不用說，車上那個男人是我上司賴大元總長。慢說我一個走路的人，追不上汽車去講理，就算追得上，難道我還敢和總長去辨是非不成？嘆了一口氣，只好挨着人家牆腳，慢慢走到部裏。

　　我們這農商部，在北京是出名的閒衙門。門口站的那兩個衛警，夾了一枝舊來福步槍在脅下，冷得只作開步走。我向傳達室一看，那傳達正在走廊下攏白爐子的火。他窗戶上放了一架小鬧鐘，已到十點了。院子裏除了滿地積雪，並無別的象徵。那些花木，由雪堆裏撐出枝枝丫丫的樹枝，上面還堆了積雪，在高屋檐下，一點也不見響動，走廊地上倒有十幾只小麻雀，見人來了，哄的一聲飛向屋檐上。這不像衙門，倒像座廟了。

　　我是礦務司第一科的辦事員，直走到東向角落的五進院子，纔是我們的辦公處。北屋五大間是司長室，西屋是第一科，科長在外面一間屋子裏，幾個科員也在那裏列着桌子，我和另一個辦事員同三個錄事，就縮在另一小屋子裏。礦務司有個特別好處，儘管市面上煤賣到二十多元一噸，大同、石家莊兩處的紅煤，我們依然可以特殊便利一下，所以每間屋子裏，都把鐵爐子生着火。這年頭雖不像北京飯店有熱汽管子，屋子裏攏“洋爐子”，也就是人間天上了。

　　掀開棉布簾子進了屋，早是滿座生春。我摘了帽子，解了圍巾，掀簾進了第一科。鐵爐子上放了一把白鐵壺，水沸得正沙沙作響，壺嘴裏向外冒汽。院子裏的堆雪，由玻璃窗上反映進光來。

　　科長陶菊圃是位老公事，他向例來得早。這時，在玻璃窗下寫字合上，攤了一本木版大字“三國演義”，架上老花眼鏡，看得入神。茶房早已給他斟一杯好香片茶，熱氣騰騰，放在面前了。陶科長雖然年紀大，爐子裏的火生得太熱，穿來的皮袍大衣，都已掛在衣架上。只穿了一件存在部裏的舊湖縐棉袍子。

　　照例，小辦事員和錄事員見了科長，得深深一鞠躬拜年。但我是新出學校的青年，這個恭維勁兒做不出來。好在是舊曆年，行舊禮罷，因之兩手捧了帽子和圍脖，亂拱了幾個揖，口裏連稱：“科長，新禧新禧！”

　　陶科長兩手捧下眼鏡，向我點個頭，又去看“劉備三顧茅廬”了。

　　這屋子裏除了科長，並無第二個人。那邊小屋子是我們自己的園地了。同事們都比我早來了。兩個錄事，已在謄寫公事；另一個錄事和一個小辦事員，在屋角里的小桌子上下象棋。我一進門，這兩位同事，透着氣味相投，一齊站了起來，拱手道着新禧。

　　我掛起圍脖和帽子，問另一位辦事員李君：“有什麼公事辦嗎？”

　　李君道：“沒有什麼公事，司長有一個星期沒交下重要公事了。寫的這兩件公事，是陰曆年前留下來的。”

　　他口裏說着，眼睛正對了象棋出神。對方來了一個當頭炮，掛角馬，他正在想法解除這個難關，我也就不問他的話了，跟着坐下看棋。

　　隔壁屋子裏一陣亂，幾位科員來了，全部向陶科長一鞠躬。尤其是一位二等科員範君，態度恭敬。馬褂套着長袍，兩手垂直袖子，站在陶科長面前，笑道：“正月初一，我到陶科長公館去拜過年的。”

　　陶科長道：“失迎失迎，孩子們鬧着去逛廠甸。”

　　範科員道：“回頭我又到沈司長家裏去了。沈司長太客氣，留着我在他身後看牌，又是茶葉蛋，又是豬油年糕，只管拿點心待客，我還替他出主意，不聲不響的和個三番。”

　　陶科長笑了一笑，似乎想起一件事，走出屋子去了。

　　立刻這屋子裏熱鬧起來。一位科員佟君，首先放肆着，在報架上將當天的報放在公事桌上，笑問道：“老範啦，八小姐那裏去過沒有？喂！今天晚上好戲有‘打櫻桃’，又有前本‘海慧寺’，包個廂，到小房子裏去約了八小姐來聽戲吧，大家也好見個面兒。”

　　範君也拿一份報回到公事桌上去看着，笑道：“談八小姐呢，去年幾乎過不了年。還是老馬好，辦自由戀愛，比我們這在衚衕裏胡鬧的人經濟得多，他還是一到部就寫信。”

　　在他的對面桌上，有一位二等科員馬君，拿一疊公用信箋放在桌上，抽起一張，信筆瞎寫。其實他不是寫愛情信，是作篇“菊評”，要投到一家小報去登出來，題目是“新春三日觀劇記”。

　　正在談論着，一位胡君進來了，在屋裏的人都向他道着新禧。他是次長面前的紅人，雖未能取陶科長而代之，但在本科，也可算位副科長了。他一面脫着皮大衣，一面問道：“科長沒來嗎？”佟君道：“科長早來了，剛出去。”

　　胡君在衣袋裏取出一枝雪茄，咬了頭子，銜在口裏，就有人擦了一枝火柴，來替他點着煙。他噴了一口煙。用指頭夾了雪茄，高高舉起來笑道：“我告訴諸位一件極有趣的事：我打了這多年的撲克，從來沒有拿過同花順，這次新年，可讓我碰着了。”

　　在屋子裏的科員，全部鬨然一聲。

　　胡先生站在屋子中間，精神抖擻，笑道：“這還不算，最有趣的，同場的人有一個人換到了紅桃子同花，一個人是愛斯富而好，這兩位仁兄拼命的加，一直加到一百多元。還是我告訴他們，不必再拼命，翻開牌來，我是要賀錢的。連贏帶收賀，一牌撈了個小二百元。”說着，口裏銜了雪茄，兩手連拍一陣。

　　當時陶科長進來了，那些科員不便作聲，只有這位胡科員來頭大，並不介意，依然在屋子中間說笑着。

　　陶科長笑道：“胡兄如此高興，必有得意之作。”

　　胡君連笑帶比，又敘了一番。

　　我們這屋子裏，顯然另是一個階級，那邊儘管笑聲沸天，我們這邊，決不敢應他們一個字的腔。約十分鐘，那位向科長作九十度鞠躬的範君走過我們這邊來。我們也向他恭賀新禧，有的點頭，有的拱手。因爲他的階級，究竟還支配不了我們的飯碗，所以並沒有人向他作九十度的鞠躬。然而他也無求於我們，只是微笑着點了兩點下巴。我有點瞧他不起，藉着在桌子抽屜裏找稿件，沒有和他打招呼，他走過我面前時，惡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但我沒有和他賀新禧的義務，他也就過那邊去了。

　　這時，那邊屋子，又來了幾位科員，我們這邊，也增加了兩名辦事員。這兩名辦事員，一位是司長的小舅子，年才十八歲，一個月也不到部一次，今天大概是爲了春節假後的第一天，也來畫個“到”；另一位是次長的堂叔，已經有六十多歲了，他來是常來的，來了照例不作事，科長向來也沒有交過一件公事給他辦，他卻以堂侄身居次長，只給他一個起碼官做，十分牢騷，常把他一口的家鄉土話低聲罵人。今天大概年酒喝的太多了，面變紫紅，白色鬍鬚樁子，由紅皮膚裏冒出來，又露出一口長牙，真不大雅觀。

　　這兩邊屋子裏，大小官員二十餘人，各都坐着一個位子，或者用公用信箋寫信，或者看報，或者口裏銜了菸捲，眼睛望了天花板出神。比較坐得近一些的人，就喝着部裏預備下的香片茶，輕輕地談着麻雀經。其間有兩個比較高明的，卻是拿了報上的材料，議論國內時局。我們這邊兩位錄事，將交下的公事寫完了，到隔壁屋子裏去呈給科長。今天也算打破了紀錄，學着隔壁屋子裏的科員，無事可做，我們也來談談天。

　　忽然外面有人喊着：“總長到！總長到！”

　　立刻我們兩間屋子裏的空氣，都緊張起來。這就是在北京做大官一點兒滋味。到了衙門裏，便有茶房到各司科去吆喝着。那科長聽了這話，立刻把老花眼鏡取下，將衣架上馬褂摘來穿起。外面屋子的茶房打了一個熱手巾把進來，捧給陶科長擦臉。他接過手巾，隨便在臉上摸了兩摸，打開抽屜，取出幾件公事，兩手捧着走了。這次科長離開，我們這兩間屋子裏談話的聲音，雖不比上次那樣高，但胡科員還是神氣十足，談那打撲克的事。

　　約莫有半小時，陶科長回來了，向大家點頭道：“頭兒走了。說是這兩天沒有什麼要緊的事，下午可以不來，下星期照常。”

　　大家聽說，鬨然一聲，表示歡喜。科長在身上掏出鑰匙，把抽屜鎖了，茶房已知道他要走，立刻取了皮大衣來給他披上。幾位出色的科員，也不必彼此招呼，都去穿大衣。

　　科長走了，範君首先高聲叫起來道：“喂！下午來八圈吧？”

　　佟君道：“不，今兒好戲，小梅和小樓合演霸王別姬。馬上叫人去定兩個座兒。”

　　馬君道：“老佟，你猜猜小余爲什麼不和楊梅合作？”

　　大家談笑着戲的消息，一窩蜂地走了。

　　我們這屋子裏的人，也走了。只有我和一個李錄事還在那裏，談起了家常來。這李錄事一家五口人，在部裏一月薪水才二十元，說怎麼也不夠過。別人過年，雞鴨魚肉；他到三十晚上，爲了借幾斤面，一直到十點多鐘還在衚衕裏跑。錢少、日子太窮，這還不說；也就因爲這個，地位低，老看人家臉色。他說，今年能有辦法，就不談；要不然，他就準備把家扔了不管，自個兒遠走高飛，免得天天瞧着妻啼子號。

　　我聽了他的話，心裏着實爲他難過，但是我同他一樣是個小職員，除了空口安慰他幾句之外，也無法可以幫忙。儘管如此，當我們談完了話分手之後，我老覺着有一個疙瘩，總解不了，真擔心他突然走了，一家老小怎樣過活。不想當這晚在燈下一人吃飯的時候，李錄事一頭高興跑進來，向我拱手道：“恭喜恭喜！”

　　我起身相迎，倒有些愕然，以爲他是把話倒轉來說。讓他坐下，將白爐子邊放的一把紫泥壺，斟了一杯熱茶，放在桌上，笑道：“請喝一點，沖沖寒氣。在這腐敗的政府下，好是做社會上一個寄生蟲。不好卻少不了做一個二十世紀的亡國奴，中山先生在廣東組織革命政府，前途是大有希望的，我們一塊兒到廣東去罷。呼吸着自由的空氣，哪怕是當一個叫花子呢，總比在這裏強多了。”

　　李錄事笑道：“我不開玩笑，我真有辦法了，你也有辦法了。”

　　我坐着，扶起筷子來，他按住我的手道：“我們一塊吃羊肉涮鍋子去。我請你。”我道：“你中了慈善獎券？要不，怎麼半下午工夫，你就有了辦法了呢？”

　　李錄事笑道：“說起來話長。這事太痛快了。在這裏說出來，怪可惜的。咱們到羊肉館子裏，一吃一喝，爐子邊熱烘烘的，談起來一高興，還可以多喝兩盅。人世幾逢開口笑，走走，別錯過機會。”

　　我聽他說的這樣有分寸，果然就收拾了碗，和他一路到羊肉館子裏去。

　　在館子裏找了一個僻靜一點的雅座，要了酒菜，我是等不及他開口，又追着問了。李君因爲我不會喝酒，自斟了一杯白乾，一仰脖子喝了。然後手按了酒杯，隔着羊肉鍋子，向我笑道：“人家都說我們總長是個‘癩頭黿’，可是他幾位少爺小姐都是時髦透頂的文明人兒。他二少爺和大小姐有點兒戲迷，你是知道的。”

　　我說：“這個我倒不知道。我只聽說，他大少爺會兼差，現在共有三十六個差事。上由國務院，下到直隸省總稅局，他都掛上一個名。二少爺愛玩汽車，一個人有三四輛車子。大小姐喜歡跑天津、上海。二小姐會跳舞，家裏請了一個外國人教彈鋼琴。”

　　李君笑道：“他們家裏有的是錢，要什麼有什麼，他們就只喜歡一樣能了事嗎？”

　　我見羊肉鍋子裏熱氣騰騰，炭火熊熊地映着李君臉上通紅，知道他心裏十分高興，便不攔阻他的話鋒，由他說了下去。他夾了一塊紅白相襯的肥瘦羊肉，送到暖鍋子涮着，眼望了我笑道：“到今日，才知道愛玩也有愛玩兒的好處。我一把胡琴，足拉了二十年，在北京，拉胡琴的人遍地全是，我不敢說好，不過什麼人的腔調，我都能學兩句。去年年底，吳次長家裏堂會，我去拉過一出‘女起解’，巧啦，賴二小姐就在場聽着。她聽人說那個拉胡琴的，就是農商部的錄事，就記下了。今天我由部裏出來，程祕書在馬車上看到我，就把我帶到賴公館去。這位小姐，原是不便和我小錄事請教，拉了二少爺一路，把我叫到內客室問話。二少爺作一個考官的樣子，先口試了一陣，然後拿出胡琴來，讓我拉了兩齣戲。二小姐原是坐在一邊監場的，聽久了胡琴，她就嗓子癢癢，我又給她拉了兩齣戲，她有幾處使腔不對，我就說：‘二小姐這樣唱得很好；另外有一個唱法，是這樣唱的。’於是我就唱給她聽。她兄妹都高興極了，留着我混了兩三個鐘頭。後來二少爺拿出一張字紙給我看，是總長下的條子，上面寫着：‘李行時着派在祕書上辦事。’條子是總長的親筆，我認得的。而且二少爺當我的面，把條子交給程祕書。”

　　我呀了一聲，笑道：“恭喜恭喜，李祕書！”

　　他笑道：“還有啦，二小姐讓我一捧場，高興極了，進上房去拿出皮包，順手一掏，就摸出了五張十元鈔票，說是給我當車錢。天爺！我長了三十歲，沒聽說坐車要這麼些個錢。”

　　我道：“朋友，莫怪我說你眼孔小，賴二小姐有次到上海去吃一個同學的喜酒，卻掛了一輛北寧、津浦、滬寧三路聯運專車。把那趟車錢給你，夠吃一輩子的了。”

　　李君笑道：“雖然那麼說，可是在我這一方面，總是一件新鮮事兒。年過窮了，我這幾天正愁着過不過去，這一下子夠咱們樂幾天的了。”他說時，透着高興，右手在鍋子裏夾起羊肉向嘴裏送，左手端起杯子，只等嘴裏騰出地位來。

　　我道：“不必喝酒了，吃完了還不到八點鐘，請我聽戲去罷。”

　　他道：“聽戲算什麼，明日準奉陪。不過今天晚上還另有一件事相煩。二爺說，他九點鐘在德國飯店等我，也許要帶我到一個地方去拉胡琴。”

　　我道：“你去就是了，這幹我什麼事呢？”

　　他笑了。映着火爐子的紅光，見他臉上很有點兒紅暈，便道：“我當然願意朋友好，你有什麼非我不可的事，儘管說。”

　　他笑道：“咱們哥兒倆，沒話不說。德國飯店，全是外國人來來往往的地方，讓我去找人，我有點兒怯。你什麼都不含糊，可不可以送我進去？”

　　我笑道：“大概不是爲這個，今晚上也不請我吃涮鍋子。我沒什麼，陪你去。可是賴二爺見着我，他要問你爲什麼帶個人來呢？”

　　李君道：“我雖沒到過外國館子，我想，總也有個雅座，你送我到雅座門口就行了。”

　　我看他是真有點兒怯場。人家第一次派這位祕書去辦事，別讓他栽了，於是含笑答應，陪着他吃完了飯，慢慢地走到德國飯店。

　　在餐館的門口，玻璃架子的外國字招牌，電燈映着雪亮。這雪亮的燈光，更加重李君的膽怯，只管放慢步子，我便只好走前了。到了三門，經過存衣室門口，我們既無大衣，也無皮帽，本也不必在這門邊走。我無意中一低頭，地面上有一線光亮射來。仔細看時，卻是地毯上有一點銀光。相距不遠，我彎腰拾起來一看，心裏卻是一陣亂跳——正是一隻白金鑽石戒指。看那鑽石，大過豌豆，決不下一千元的價值。我下意識地便向衣袋裏塞着，而那隻手還不肯拿出來，我又怕李君看到了，卻趕快走了兩步。這裏是飯廳，角落裏幾位音樂師，正奏着鋼琴、提琴，滿廳幾十張桌子，全坐滿了。我到了這中外人士薈集的地方，總要顧些禮貌，不能闖到人叢裏找人，只好站了一站。不想這位李祕書比我更怯，竟是復又退回二門去了。我見他不在身邊，把鑽戒又掏出來看了一看，光瑩奪目，定是真的。但我心裏立刻轉了一個念頭，二十來歲的青年，難道就讓這一樣東西，玷污了我的清白嗎？我決定宣佈出來。見有一個茶房經過，便道：“喂！我撿着了一點東西，你們顧客裏面，有人尋找失物的嗎？”

　　那茶房向我周身看看，見我穿件灰布老羊皮，便淡淡地問道：“你撿着什麼？”

　　我說：“我怎麼能宣佈呢？若宣佈出來了，全座吃飯的人，有一大半會是失主。”

　　那茶房聽我的話不受聽，徑自走了。

　　我躊躇了一會，覺着所站的地方，雖與食堂隔了一座大玻璃門，究竟是來往孔道，只好又向外走。口裏自言自語地道：“我登報找失主罷。這筆廣告費，不怕失主不承認。”

　　身後忽然有人輕輕地道：“先生，你撿着一樣貴重的東西嗎？”

　　我看時，是一位穿西裝的漢子，脅下夾了一個大皮包。我點點頭道：“是的，我撿了一樣東西。失主若說對了，當了公證人或者警察，我就把東西還他。”

　　說到這裏，又進了二門藏衣室門口，李君迎上來道：“老張，怎麼不帶我進去？”他說時，在袋裏掏出一方新制的白手絹只管擦臉上的汗。

　　我笑道：“我的怯兄，你……”

　　那西裝人道：“呵！李祕書，你來了，二爺正讓我找你呢。”

　　李君這才放出笑容，替我介紹着這是賴公館的二爺跟前胡爺。我這才曉得他是一個聽差，竟比我們闊多了。

　　胡聽差笑道：“哈哈，都是自己人。我剛纔聽到張先生向茶房打招呼撿着東西，我就跟了來的。張先生撿着的東西，是不是很小的玩意兒？”

　　我道：“胡爺，對不起，我不能宣佈是什麼。不過，我可告訴一點消息，是很貴重的。要是不貴重，我也不必有這一番做作了。”

　　胡聽差笑道：“那準對，好了，好了，可輕了我一場累。請你二位等一會兒。”說畢，也就走了。

　　不一會工夫，他由裏面笑嘻嘻的出來，向我兩人招着手道：“二爺請你二位進去說話。”

　　於是他在前引路，我們隨後跟着，在食堂左角，一間小屋子裏，見賴大元的二少爺、二小姐，和另外一對男女在吃大菜，屋子門口，還樹起了一架四折綠綢屏風，外面看不到裏面的。

　　賴二爺坐在大餐桌的上首，面對了屏風。我一進門，就先接近了他。他穿了一套紫呢西服，頭髮油刷得像烏緞子一樣，只他那下闊上尖的窩窩頭面孔，有點兒不襯。他左手拿叉，右手拿刀，正在切盤子裏的牛排，卻迴轉臉來，將刀尖指着我問了那聽差道：“就是他撿着東西？”

　　我看他這種樣子，先有三分不順眼，就站在屏風角不作聲。

　　胡聽差道：“張先生，這是我們二爺。”

　　李君站在我的身後，也輕輕的叫了一聲二爺、二小姐，不知不覺的微鞠了一個躬。

　　賴二爺又向我望了一望，問道：“你拾着了什麼？”

　　我道：“二爺，對不起，我不能先說。”

　　左首坐的一個綠色西裝少年，雪白的長方面孔，有些像某票友，捱了二小姐坐着。他點了頭道：“對的，二爺，我們得先說出來。”賴二爺將叉子叉了一塊牛排，塞到嘴裏去咀嚼着，然後把叉子指着我道：“我丟了一個白金鑽石戒指，戒指裏面，刻了有KLK三個英文字母，你說對不對？”

　　我道：“不錯，拾着一個鑽石戒指。不過有沒有三個英文字母，我還不知道，等我拿出來看。”於是在衣袋裏把戒指掏出來，在燈光下照了一照，果然有那麼三個字母。

　　賴二爺不等我說什麼，在衣袋裏掏出一隻綠綢錦盒來，放在桌子上，笑道：“你看看是這盒子裝的？”

　　我拿起盒子來，掀開盒子蓋，裏面藍絨裏子有個凹的印子，把戒指放下去，恰好相合。因道：“對了，賴先生，這戒指是你的，你拿去罷。你是體面人，我信得過你，不用另找人來證明了。”我把盒子遞在他手上，轉身就要走。賴二爺站起身來，將刀子點了我道：“你說，你要多少報酬？實對你說，我這戒指只值三千塊錢，不算什麼。不過，我是送這位高小姐的。”說着，向在座的一位紅衣女郎點頭笑了一笑。接着道：“尋回來了，完了我一個心願，我很高興，願意謝你一下。”

　　我道：“東西是賴先生的，交給賴先生就算完了，我不要報酬。”

　　賴二爺指着胡聽差道：“你把他拉着，我這就……”說時，放下刀叉，在衣袋裏取出支票簿和自來水筆，就站在桌角邊彎腰開了一張英文支票，撕下來交給胡聽差道：“你給他，這是一千塊錢的支票。今天的日期，明天銀行一開門，他就可以去拿。”

　　我道：“賴先生，你不用客氣。假使我要圖你一千塊錢，我拿這戒指去換了，不更會多得一些錢嗎？”

　　賴二爺伸手搔了幾搔頭髮，向我周身看看，沉吟着道：“看你這樣子，光景也不會好。”

　　那個穿紅衣服的女郎微笑道：“他不要錢，你應當明白他的用意。”

　　賴二爺點點頭道：“是了是了。”

　　將一個食指點了我道：“你姓什麼？幹什麼的？進過學校沒有？”

　　我看他這樣子，自覺頭髮縫裏有點出火。

　　二小姐大概是多喝了一點酒，臉紅紅的，斜靠了那個像票友的男子坐着，微斜了眼道：“二哥，你這點馬虎勁兒太像爸爸。剛纔小胡不是說了，他姓張，也在部裏當個小辦事員嗎？”

　　賴二爺呵了一聲。見胡聽差手上還拿了那張一千元的支票，因道：“那麼，那一千塊錢你去兌了罷。江蘇王鴻記裁縫和高小姐作的幾件衣服，都很好。七百塊錢，算衣料手工。另外三百塊錢賞給那個作衣服的夥計算酒錢。”

　　胡聽差答應了一聲是。

　　賴二爺道：“呵！李祕書怎麼來了？”

　　李君向前一步，哈了一哈腰兒。

　　二小姐笑道：“二哥，你看，你什麼事這樣神魂顛倒的？你不是叫他來一路到高小姐家裏吊嗓子去嗎？”

　　賴二爺笑道：“我這樣說了嗎？現在我們要到北京飯店去跳舞，這事不談了。可是我沒有一定的主張。小胡，你那裏拿拾塊錢出來，帶他們去吃小館兒。”

　　我聽了這話，不用他多說，我先走了。

　　出大門不多遠，李君追了上來，一路叫着：“老張，老張！”我停住腳問時，他道：“你這人是怎麼了？你臨走也不向二爺告辭一聲？”

　　我笑道：“我退還了他三千塊錢的東西，他沒有說一聲請坐，不是拿刀子點着我，就是把叉子指着我。我並非他家的奴才，怎樣能受這種侮辱？”

　　我很興奮地說着，說了之後，又有一點後悔，這話透着有一點諷刺李君。他倒不在意，承他的好意，替我僱了一乘人力車，把車錢也付了，送我回家。

　　次日早上到部，坐不多久，忽然陶科長以下，一大批人擁到屋子裏來，我倒嚇了一跳，立刻站起身來。

　　陶科長滿臉欣慕的樣子，向我拱拱手笑道：“張先生，電話，總長夫人打來的。”

　　我愕然道：“什麼？總長夫人打電話給我？”

　　科長道：“你快去接電話罷，總長夫人的脾氣，你是知道的。”

　　我見他如此鄭重的報告，不能不信，便到外面屋子來接電話。我剛纔拿了電話機，放到耳朵邊，只“喂”了一聲，那邊一個操南方官話的婦人聲音，就一連串地問了我的姓名、職業。接着道：“我是賴夫人，昨晚上我們二少爺、二小姐回來說，你撿了鑽石戒指歸還原主，你這人不錯。二爺說，要提拔你一下，給你一個好些的差事。我已經和總長說了，也派你在祕書上辦事，照薦任祕書支薪水。以後要好好的辦事，知道嗎？”

　　我真沒想到總長夫人會在半天雲裏撒下這一段好消息。我既高興，又因久聞賴老虎的威名，不覺喜懼交集，什麼答覆不出。幹了幾個月官，這算也學到了小官對大官那種儀節，半彎了腰，對着電話機子，連說：“是是……是是……”

　　最後那邊又說道：“沒話了，你好好幹罷。”電話便掛上了。

　　我放下電話耳機，才知道環在我身後，站了一圈人。我平常自負三分傲骨，現在接着夫人的電話，我就這樣手腳無措，心裏一慚愧，不免臉上跟着紅暈了起來。可是這些人毫不覺得我這態度是不對的，一齊笑嘻嘻地望着我。

　　陶科長問道：“原來賴夫人認識張先生！”

　　我笑道：“實在不認識。夫人說，把我調到祕書上辦事，先通知我一聲。”

　　陶科長立刻向我拱了幾下手道：“恭喜恭喜！”

　　陶科長一說恭喜，全科人一齊圍着我恭喜。那範科員握住我的手道：“張兄，我早就說過，翻過年來，你氣色太好，今年一定要交好運，我的話如何？”

　　我心想，我並沒有聽到你這樣對我說過。但我在高興之時，口裏也就說着：“果然果然。”

　　範君笑道：“既然如此，要請客纔對。”

　　我還不曾答應，那位胡科員叫道：“不，不，我們公宴。”

　　我笑道：“各位且慢替我高興，雖然賴夫人有了這樣一個電話，可是在總長的條子沒有下來以前，還得等一等。”

　　陶科長也道：“等什麼呢？賴夫人一句話，等於賴總長下過十張條子。”於是全科人都笑了。

　　不到一小時，賴總長也來了。陶科長上去回了公事，再回科來，老遠地就向我拱手道：“恭喜恭喜，條子已經下來了。我們這科，大概是交了運，不但是張先生髮表了祕書上辦事，這裏的李先生也同時發表了。一日之間，我們這裏有兩個人破格任用，大可慶祝，我請客，我請客。尤其是張先生這個職務是夫人提拔的，非同等閒。不用說，一兩月後，就可以升任正式祕書了。”

　　我見全科人恭維我，窮小子走進了鏡子店，只覺滿眼是窮小子，忘了我自己。

　　不一會李君來了，自然又是一陣亂。

　　下午散值以後，陶科長和同事們沒等我和李君回家，就把我們拖到東安市場的廣東館子吃邊爐。

　　八時以後，滿街燈火，坐着人力車回家。可是一進大雜院，我就有一個新感想，身爲農商部祕書上辦事，每日和總次長接近，叫我回家來，同賣切糕的、王裁縫、李鞋匠一塊兒打夥兒，這透着不成話。同事知道了，豈不要訕笑我？趕快找房子搬家。

　　黑暗中王裁縫叫道：“張先生回來了，恭喜呀！”

　　我高聲道：“你們知道我當祕書了？我告訴你們，天下沒有不開張的油鹽店，我不能永久倒黴。許多人想走賴夫人這條路子，花錢受氣，總走不通，你瞧，我這裏可是肥豬拱廟門，她自來。喂！罪過，怎好把賴夫人比肥豬？”我得意忘形，見屋子裏點了燈，也忘了門鎖過沒有，一腳把門踢開，笑道：“祕書回來了，賴夫人身邊……”

　　我話未了，只見死去的祖父拿了馬鞭，我父親拿了板子，還有教我念通了國文的蕭老先生拿了戒尺，一齊站在屋裏。

　　我祖父喝道：“我家屢世清白，人號義門，你今天作了裙帶官，辱沒先人，辜負師傅，不自愧死，還得意洋洋。你說，你該打多少？”

　　我慌了，我記起了兒時的舊禮教家庭，不覺雙膝跪下。

　　我父親喝道：“打死他罷。”那蕭先生就舉手在我頭頂一戒尺，我周身冷汗直淋，昏然躺下。……哈哈！當然沒有這回事，讀者先生，你別爲我擔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