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瀅先生這回是義形於色，在《現代評論》四十八期的《閒話》裏很爲被書賈擅自選印作品，因而受了物質上損害的作者抱不平。而且賤名也忝列於作者之列：惶恐透了。吃飯之後，寫一點自己的所感罷。至於捏筆的“動機”，那可大概是“不純潔”的。（2）記得幼小時候住在故鄉，每看見紳士將一點騙人的自以爲所謂恩惠，頒給下等人，而下等人不大感謝時，則斥之曰“不識擡舉！”我的父祖是讀書的，總該可以算得士流了，但不幸從我起，不知怎的就有了下等脾氣，不但恩惠，連弔慰都不很願意受，老實說罷：我總疑心是假的。這種疑心，大約就是“不識擡舉”的根苗，或者還要使寫出來的東西“不純潔”。

　　我何嘗有什麼白刃在前，烈火在後，還是釘住書桌，非寫不可的“創作衝動”（3）；雖然明知道這種衝動是純潔，高尚，可貴的，然而其如沒有何。前幾天早晨，被一個朋友怒視了兩眼，倒覺得臉有點熱，心有點酸，頗近乎有什麼衝動了，但後來被深秋的寒風一吹拂，臉上的溫度便復原，——沒有創作。至於已經印過的那些，那是被擠出來的。這“擠”字是擠牛乳之“擠”；這“擠牛乳”是專來說明“擠”字的，並非故意將我的作品比作牛乳，希冀裝在玻璃瓶裏，送進什麼“藝術之宮”。倘用現在突然流行起來了的論調，將青年的急於發表未熟的作品稱爲“流產”，則我的便是“打胎”；或者簡直不是胎，是狸貓充太子（4）。所以一寫完，便完事，管他媽的，書賈怎麼偷，文士怎麼說，都不再來提心吊膽。但是，如果有我所相信的人願意看，稱讚好，我終於是歡喜的。後來也集印了，爲的是還想賣幾文錢，老實說。

　　那麼，我在寫的時候沒有虔敬的心麼？答曰：有罷。即使沒有這種冠冕堂皇的心，也決不故意耍些油腔滑調。被擠着，還能嬉皮笑臉，遊戲三昧（5）麼？倘能，那簡直是神仙了。

　　我並沒有在呂純陽（6）祖師門下投誠過。

　　但寫出以後，卻也不很愛惜羽毛，有所謂“敝帚自珍”的意思，因爲，已經說過，其時已經是“便完事，管他媽的”了。

　　誰有心腸來管這些無聊的後事呢？所以雖然有什麼選家在那裏放出他那偉大的眼光，選印我的作品，我也照例給他一個不管。其實，要管也無從管起的。我曾經替人代理過一回收版稅的譯本，打聽得賣完之後，向書店去要錢，回信卻道，舊經理人已經辭職回家了，你向他要去罷；我們可是不知道。這書店在上海，我怎能趁了火車去向他坐索，或者打官司？但我對於這等選本，私心卻也有“竊以爲不然”的幾點，一是原本上的錯字，雖然一見就明知道是錯的，他也照樣錯下去；

　　二是他們每要發幾句偉論，例如什麼主義咧，什麼意思咧之類，（7）大抵是我自己倒覺得並不這樣的事。自然，批評是“精神底冒險”，批評家的精神總比作者會先一步的，但在他們的所謂死屍上，我卻分明聽到心搏，這真是到死也說不到一塊兒，此外，倒也沒有什麼大怨氣了。

　　這雖然似乎是東方文明式的大度，但其實倒怕是因爲我不靠賣文營生。在中國，駢文壽序的定價往往還是每篇一百兩，然而白話不值錢；翻譯呢，聽說是自己不能創作而嫉妒別人去創作的壞心腸人所提倡的，將來文壇一進步，當然更要一文不值。我所寫出來的東西，當初雖然很碰過許多大釘子，現在的時價是每千字一至二三元，但是不很有這樣好主顧，常常只好盡些不知何自而來的義務。有些人以爲我不但用了這些稿費或版稅造屋，買米，而且還靠它吸菸卷，吃果糖。殊不知那些款子是另外騙來的；我實在不很擅長於先裝鬼臉去嚇書坊老闆，然後和他接洽。我想，中國最不值錢的是工人的體力了，其次是咱們的所謂文章，只有伶俐最值錢。

　　倘真要直直落落，借文字謀生，則據我的經驗，賣來賣去，來回至少一個月，多則一年餘，待款子寄到時，作者不但已經餓死，倘在夏天，連筋肉也都爛盡了，那裏還有吃飯的肚子。

　　所以我總用別的道兒謀生；至於所謂文章也者，不擠，便不做。擠了纔有，則和什麼高超的“煙士披離純”（8）呀，“創作感興”呀之類不大有關係，也就可想而知。倘說我假如不必用別的道兒謀生，則心志一專，就會有“煙士披離純”等類，而產生較偉大的作品，至少，也可以免於獻出剝皮的狸貓罷，那可是也未必。三家村的冬烘先生，一年到頭，一早到夜教村童，不但毫不“時時想政治活動”，簡直並不很“幹着種種無聊的事”（9），但是他們似乎並沒有《教育學概論》或“高頭講章”（10）的待定稿，藏之名山（11）。而馬克思的《資本論》（12），陀思妥夫斯奇的《罪與罰》（13）等，都不是啜末加（14）加啡，吸埃及菸捲之後所寫的。除非章士釗總長治下的“有些天才”的編譯館（15）人員，以及討得官僚津貼或銀行廣告費的“大報”（16）作者，於謀成事遂，睡足飯飽之餘，三月煉字，半年鍛句，將來會做出超倫軼羣的古奧漂亮作品。總之，在我，是肚子一飽，應酬一少，便要心平氣和，關起門來，什麼也不寫了；即使還寫，也許不過是溫暾之談，兩可之論，也即所謂執中之說，公允之言，其實等於不寫而已。

　　所以上海的小書賈化作蚊子，吸我的一點血，自然是給我物質上的損害無疑，而我卻還沒有什麼大怨氣，因爲我知道他們是蚊子，大家也都知道他們是蚊子。我一生中，給我大的損害的並非書賈，並非兵匪，更不是旗幟鮮明的小人：乃是所謂“流言”。即如今年，就有什麼“鼓動學潮”呀，“謀做校長”呀，“打落門牙”（17）呀這些話。有一回，竟連現在爲我的著作權受損失抱不平的西瀅先生也要相信了，也就在《現代評論》（第二十五期）的照例的《閒話》上發表出來；

　　（18）它的效力就可想。譬如一個女學生，與其被若干卑劣陰險的文人學士們暗地裏散佈些關於品行的謠言，倒不如被土匪搶去一條紅圍巾——物質。但這種“流言”，造的是一個人還是多數人？姓甚，名誰？我總是查不出；後來，因爲沒有多工夫，也就不再去查考了，僅爲便於述說起見，就總稱之曰畜生。

　　雖然分了類，但不幸這些畜生就雜在人們裏，而一樣是人頭，實際上仍然無從辨別。所以我就多疑，不大要聽人們的說話；又因爲無話可說，自己也就不大願意做文章。有時候，甚至於連真的義形於色的公話也會覺得古怪，珍奇，於是乎而下等脾氣的“不識擡舉”遂告成功，或者會終於不可救藥。

　　平心想起來，所謂“選家”這一流人物，雖然因爲容易聯想到明季的制藝的選家（19）的緣故，似乎使人厭聞，但現在倒是應該有幾個。這兩三年來，無名作家何嘗沒有勝於較有名的作者的作品，只是誰也不去理會他，一任他自生自滅。去年，我曾向DF（20）先生提議過，以爲該有人蒐羅了各處的各種定期刊行物，仔細評量，選印幾本小說集，來紹介於世間；至於已有專集者，則一概不收，“再拜而送之大門之外”。但這話也不過終於是空話，當時既無定局，後來也大家走散了。我又不能做這事業，因爲我是偏心的。評是非時我總覺得我的熟人對，讀作品是異己者的手腕大概不高明。在我的心裏似乎是沒有所謂“公平”，在別人裏我也沒有看見過，然而還疑心什麼地方也許有，因此就不敢做那兩樣東西了：法官，批評家。

　　現在還沒有專門的選家時，這事批評家也做得，因爲批評家的職務不但是剪除惡草，還得灌溉佳花，——佳花的苗。

　　譬如菊花如果是佳花，則他的原種不過是黃色的細碎的野菊，俗名“滿天星”的就是。但是，或者是文壇上真沒有較好的作品之故罷，也許是一做批評家，眼界便極高卓，所以我只見到對於青年作家的迎頭痛擊，冷笑，抹殺，卻很少見誘掖獎勸的意思的批評。有一種所謂“文士”而又似批評家的，則專是一個人的御前侍衛，托爾斯泰呀，託她斯泰呀，指東畫西的，就只爲一人做屏風。其甚者竟至於一面暗護此人，一面又中傷他人，卻又不明明白白地舉出姓名和實證來，但用了含沙射影的口氣，使那人不知道說着自己，卻又另用口頭宣傳以補筆墨所不及，使別人可以疑心到那人身上去。這不但對於文字，就是女人們的名譽，我今年也看見有用了這畜生道的方法來毀壞的。古人常說“鬼蜮技倆”，其實世間何嘗真有鬼蜮，那所指點的，不過是這類東西罷了。這類東西當然不在話下，就是隻做侍衛的，也不配評選一言半語，因爲這種工作，做的人自以爲不偏而其實是偏的也可以，自以爲公平而其實不公平也可以，但總不可“別有用心”於其間的。

　　書賈也像別的商人一樣，惟利是圖；他的出版或發議論的“動機”，誰也知道他“不純潔”，決不至於和大學教授的來等量齊觀的。但他們除惟利是圖之外，別的倒未必有什麼用意，這就是使我反而放心的地方。自然，倘是向來沒有受過更奇特而陰毒的暗箭的福人，那當然即此一點也要感到痛苦。

　　這也算一篇作品罷，但還是擠出來的，並非圍爐煮茗時中的閒話，臨了，便回上去填作題目，紀實也。

　　十一月二十二日。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七日《語絲》週刊第五十六期。

　　（2）關於版權和創作動機問題，陳西瀅在《現代評論》第二卷第四十八期（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的《閒話》裏說：“有一種最取巧的竊盜他家的版權。……魯迅，郁達夫，葉紹鈞，落華生諸先生都各人有自己出版的創作集，現在有人用什麼小說選的名義，把那裏的小說部分或全部摽竊了去，自然他們自己書籍的銷路大受影響了。”又說：“一件藝術品的產生，除了純粹的創造衝動，是不是常常還夾雜着別的動機？是不是應當夾雜着別種不純潔的動機？……可是，看一看古今中外的各種文藝美術品，我們不能不說它們的產生的動機大都是混雜的。”

　　（3）“創作衝動”陳西瀅在《現代評論》第二卷第四十八期的《閒話》中說：“他們有時創造的衝動來時，不工作便吃飯睡覺都不成，可是有時也懶懶的讓它過去了。”又說：“一到創作的時候，真正的藝術家又忘卻了一切，他只創造他心靈中最美最真實的東西，斷不肯放低自己的標準，去迎合普通讀者的心理。”

　　（4）狸貓充太子這是從《宋史·李宸妃傳》宋仁宗（趙禎）生母李宸妃不敢認子的故事演變而來的傳說。清代石玉崑編述的公案小說《三俠五義》有這樣的情節：宋真宗無子，劉、李二妃皆懷孕，劉妃爲爭立皇后，與太監密謀，在李妃生子時，用一隻剝皮的狸貓將小孩換下來。

　　（5）遊戲三昧佛家語。這裏是無掛無礙、泰然遊戲的意思。

　　（6）呂純陽（798—？）即呂洞賓，名巖，號純陽子，相傳爲唐末京兆（今陝西長安）人，隱居終南山。民間傳說他後來得道成仙，爲“八仙”之一。他遊戲人間的故事如“三醉岳陽樓”、“三戲白牡丹”等在民間很流行。

　　（7）當時有些出版商任意編選作品牟利，編校工作往往十分粗疏，又好妄加評論。如一九二二年由魯莊雲奇編輯、小說研究社發行的《小說年鑑》，其中收有魯迅的《兔和貓》、《鴨的喜劇》等，在評論中竟說《兔和貓》是“進化論的縮寫”，對這篇小說在《晨報副刊》發表時的排校錯誤不僅未予改正，還添了新的錯誤，如將“我說不然”排成“說我不然”等。

　　（8）“煙士披離純”英語Inspiration的音譯，“靈感”的意思。

　　（9）“幹着種種無聊的事”等語，也見於陳西瀅在《現代評論》第二卷第四十八期的《閒話》：“一個靠教書吃飯而時時想政治活動的人不大會是好教員，一個靠政治活動吃飯而教幾點鐘書的人也不大會是好教員……我每看見一般有些天才而自願著述終身的朋友在幹着種種無聊的事情，只好爲著作界的損失一嘆了。”

　　（10）“高頭講章”在經書正文上端留有較寬空白，刊印講解文字，這些文字稱爲“高頭講章”。後來泛指這類格式的經書。

　　（11）藏之名山司馬遷《報任少卿書》：“藏諸名山，傳之其人。”

　　（12）《資本論》馬克思（1818—1883）的主要著作，偉大的政治經濟學文獻，共三卷。第一卷於一八六七年出版，第二、三卷在他逝世後由恩格斯整理，分別於一八八五年和一八九四年出版。

　　（13）陀思妥夫斯奇（[．X．BEGHESTGOPI，1821—1881）通譯陀思妥耶夫斯基，俄國作家。《罪與罰》是他的長篇小說，一八八六年出版。

　　（14）末加（Mokha）通譯穆哈，阿拉伯也門共和國的海口，著名的咖啡產地。

　　（15）編譯館指當時的國立編譯館，由章士釗呈請創辦，一九二五年十月成立。

　　（16）討得官僚津貼或銀行廣告費的“大報”指《現代評論》。

　　《猛進》週刊第三十一期（一九二五年十月二日）刊有署名蔚麟的通信：

　　“《現代評論》爲受了段祺瑞、章士釗的幾千塊錢，吃着人的嘴軟，拿着人的手軟，對於段祺瑞、章士釗的一切胡作非爲，絕不敢說半個不字。”又《現代評論》自第一卷第十六期（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八日）

　　起，每期封底都整面刊登當時金城銀行的廣告。

　　（17）“打落門牙”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六日，段祺瑞政府邀請英、美、法等十二國在北京召開所謂“關稅特別會議”，企圖與各帝國主義國家成立新的關稅協定。北京各學校、各團體五萬餘人當日在天安門集會反對，主張關稅自主；赴會羣衆曾遭到大批武裝警察阻止和毆打，受傷十餘人，被捕數人。次日，《社會日報》等登載不符事實的消息說：“周樹人（北大教員）齒受傷，脫落門牙二”（參看《墳·從鬍鬚說到牙齒》）。

　　（18）參看本書《並非閒話》及其注（8）。

　　（19）制藝的選家明代以八股文（制藝）取士，選家就應運而生；他們的八股文選本所收的大抵都是陳腔濫調之作。長篇小說《儒林外史》中有對於選家的淋漓盡致的描寫。

　　（20）DF指郁達夫（1896—1945），浙江富陽人，作家，創造社重要成員之一。著有短篇小說集《沉淪》、中篇小說《她是一個弱女子》、遊記散文集《屐痕處處》等。他在一九二七年一月三十日給北京《世界日報副刊》編者的信中說：“� \m \m�ñ ��\m@\m_
@\m那些新出版的小刊物，中間有可取的作品，就馬上爲他們表揚出來，介紹給大家，可以使許多未成名的青年作家，得着些安慰，而努力去創作，後來以事去北京，此議就變成了水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