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爲北大學生會的緊急徵發，我於是總得對於本校的二十七週年紀念來說幾句話。

　　據一位教授（2）的名論，則“教一兩點鐘的講師”是不配與聞校事的，而我正是教一點鐘的講師。但這些名論，只好請恕我置之不理；——如其不恕，那麼，也就算了，人那裏顧得這些事。

　　我向來也不專以北大教員自居，因爲另外還與幾個學校有關係。然而不知怎的，——也許是含有神妙的用意的罷，今年忽而頗有些人指我爲北大派。我雖然不知道北大可真有特別的派，但也就以此自居了。北大派麼？就是北大派！怎麼樣呢？

　　但是，有些流言家幸勿誤會我的意思，以爲謠我怎樣，我便怎樣的。我的辦法也並不一律。譬如前次的遊行，報上謠我被打落了兩個門牙，我可決不肯具呈警廳，籲請補派軍警，來將我的門牙從新打落。我之照着謠言做去，是以專檢自己所願意者爲限的。

　　我覺得北大也並不壞。如果真有所謂派，那麼，被派進這派裏去，也還是也就算了。理由在下面：

　　既然是二十七週年，則本校的萌芽，自然是發於前清的，但我並民國初年的情形也不知道。惟據近七八年的事實看來，第一，北大是常爲新的，改進的運動的先鋒，要使中國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雖然很中了許多暗箭，背了許多謠言；

　　教授和學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改換了，而那向上的精神還是始終一貫，不見得弛懈。自然，偶爾也免不了有些很想勒轉馬頭的，可是這也無傷大體，“萬衆一心”，原不過是書本子上的冠冕話。

　　第二，北大是常與黑暗勢力抗戰的，即使只有自己。自從章士釗提了“整頓學風”（3）的招牌來“作之師”（4），並且分送金款（5）以來，北大卻還是給他一個依照彭允彝（6）的待遇。現在章士釗雖然還伏在暗地裏做總長（7），本相卻已顯露了；而北大的校格也就愈明白。那時固然也曾顯出一角灰色，但其無傷大體，也和第一條所說相同。

　　我不是公論家，有上帝一般決算功過的能力。僅據我所感得的說，則北大究竟還是活的，而且還在生長的。凡活的而且在生長者，總有着希望的前途。

　　今天所想到的就是這一點。但如果北大到二十八週年而仍不爲章士釗者流所謀害（8），又要出紀念刊，我卻要預先聲明：不來多話了。一則，命題作文，實在苦不過；二則，說起來大約還是這些話。

　　十二月十三日。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北大學生會週刊》創刊號。

　　（2）指高仁山。參看本卷第120頁注（7）。

　　（3）“整頓學風”一九二五年八月章士釗起草所謂“整頓學風”的命令，由段祺瑞發佈。參看本卷第120頁注（4）。

　　（4）“作之師”語見《尚書·泰誓》：“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

　　（5）金款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法國因法郎貶值，堅持中國對法國的庚子賠款要以金法郎支付。一九二五年春，段祺瑞政府不顧當時全國人民的堅決反對，同意了法方的無理要求，從作爲賠款抵押的中國鹽稅中付給債款後，收回餘額一千多萬元，這筆款被稱爲“金款”。它們除大部充作北洋政府的軍政開支外，從中撥出一百五十萬元作爲教育經費，當時一些私立大學曾提出分享這筆錢，章士釗則堅持用於清理國立八校的積欠，“分送金款”即指此事。

　　（6）彭允彝字靜仁，湖南湘潭人。一九二三年他任北洋政府教育總長時，北京大學爲了反對他，曾一度與教育部脫離關係。一九二五年八月，北京大學又因章士釗“思想陳腐，行爲卑鄙”，也宣言反對他擔任教育總長，與教育部脫離關係。所以這裏說“還是給他一個依照彭允彝的待遇”。

　　（7）暗地裏做總長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北京市羣衆爲要求關稅自主，舉行示威遊行，提出“驅逐段祺瑞”、“打死朱深、章士釗”等口號。章士釗即潛逃天津，並在《甲寅》週刊第一卷第二十一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五日）上宣稱：“幸天相我。局勢頓移。所謂鳥官也者。已付之自然淘汰。”其實那時段祺瑞並未下臺，章士釗也仍在暗中管理部務。

　　（8）章士釗當時一再壓迫北京大學，如北大宣佈脫離教育部後，《甲寅》週刊即散佈解放北大的謠言，進行威脅；一九二五年九月五日，段祺瑞政府內閣會議決定，停發北大經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