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京報副刊》（2）的徵求

　　青年必讀書

　　從來沒有留心過，

　　所以現在說不出。

　　附

　　注

　　但我要珍這機會，略說自己的經驗，以供若干讀者的參考——

　　我看中國書時，總覺得就沉靜下去，與實人生離開；讀外國書——但除了印度——時，往往就與人生接觸，想做點事。

　　中國書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也多是殭屍的樂觀；外國書即使是頹唐和厭世的，但卻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

　　我以爲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

　　少看中國書，其結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

　　但現在的青年最要緊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麼大不了的事。

　　（二月十日。）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一日《京報副刊》。

　　一九二五年一月間，《京報副刊》刊出啓事，徵求“青年愛讀書”和“青年必讀書”各十部的書目。本文是作者應約對後一項所作的答覆。它發表後，曾有人在報上進行攻擊。對此問題，後來作者又寫了《聊答“……”》、《報（奇哉所謂……〉》等文（收入《集外集拾遺》）；

　　可參看。

　　（2）《京報副刊》《京報》的一種副刊，孫伏園編輯，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創刊。《京報》，邵飄萍（振青）創辦的具有進步色彩的報紙，一九一八年十月創刊於北京，一九二六年四月被奉系軍閥張作霖查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