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師大事件在北京似乎竟頗算一個問題，號稱“大報”如所謂《現代評論》者，居然也“評論”了好幾次。據我所記得的，是先有“一個女讀者”（2）的一封信，無名小女卒，不在話下。此後是兩個作者的“評論”了：陳西瀅先生在《閒話》之間評爲“臭毛廁”，李仲揆先生的《在女師大觀劇的經驗》裏則比作戲場（3）。我很吃驚於同是人，而眼光竟有這麼不同；但究竟同是人，所以意見也不無符合之點：都不將學校看作學校。這一點，也可以包括楊蔭榆女士的“學校猶家庭”和段祺瑞執政的“先父兄之教”（4）。



陳西瀅先生是“久已夫非一日矣”（5）的《閒話》作家，那大名我在報紙的廣告上早經看熟了，然而大概還是一位高人，所以遇有不合自意的，便一氣呵成屎橛，而世界上蛆蟲也委實太多。至於李仲揆先生其人也者，我在《女師風潮紀事》（6）上才識大名，是八月一日擁楊蔭榆女士攻入學校的三勇士之一；到現在，卻又知道他還是一位達人了，庸人以爲學潮的，到他眼睛裏就等於“觀劇”：這是何等逍遙自在。



據文章上說，這位李仲揆先生是和楊女士“不過見面兩次”，但卻被用電話邀去看“名振一時的文明新戲”去了，幸而李先生自有腳踏車，否則，還要用汽車來迎接哩。我真自恨福薄，一直活到現在，壽命已不可謂不長，而從沒有遇見過一個不大認識的女士來邀“觀劇”；對於女師大的事說了幾句話，尚且因爲不過是教一兩點功課的講師，“碰壁之後”，還很恭聽了些高仁山先生在《晨報》上所發表的偉論（7）。真的，世界上實在又有各式各樣的運氣，各式各樣的嘴，各式各樣的眼睛。



接着又是西瀅先生的《閒話》（8）：“現在一部分報紙的篇幅，幾乎全讓女師風潮佔去了。現在大部分愛國運動的青年的時間，也幾乎全讓女師風潮佔去了。……女師風潮實在是了不得的大事情，實在有了不得的大意義。”臨末還有頗爲俏皮的結論道：“外國人說，中國人是重男輕女的。我看不見得吧。”



我看也未必一定“見得”。正如人們有各式各樣的眼睛一樣，也有各式各樣的心思，手段。便是外國人的尊重一切女性的事，倘使好講冷話的人說起來，也許以爲意在於一個女性。然而侮蔑若干女性的事，有時也就可以說意在於一個女性。偏執的弗羅特（9）先生宣傳了“精神分析”之後，許多正人君子的外套都被撕碎了。但撕下了正人君子的外套的也不一定就是“小人”，只要並非自以爲還鑽在外套裏的不顯本相的腳色。



我看也未必一定“見得”。中國人是“聖之時者也”（10）教徒，況且活在二十世紀了，有華道理，有洋道理，輕重當然是都隨意而無不合於道的：重男輕女也行，重女輕男也行，爲了一個女性而重一切女性或輕若干女性也行，爲了一個男人而輕若干女性或男性也行……。所可惜的是自從西瀅先生看出底細之後，除了啞吧或半陰陽，就都墜入弗羅特先生所掘的陷坑裏去了。



自己墜下去的是自作自受，可恨者乃是還要帶累超然似的局外人，例如女師大——對不起，又是女師大——風潮，從有些眼睛看來，原是不值得提起的，但因爲竟佔去了許多可貴的東西，如“報紙的篇幅”“青年的時間”之類，所以，連《現代評論》的“篇幅”和西瀅先生的時間也被拖累着佔去一點了，而尤其罪大惡極的是觸犯了什麼“重男輕女”重女輕男這些大祕密。倘不是西瀅先生首先想到，提出，大概是要被含胡過去了的。



我看，奧國的學者實在有些偏激，弗羅特就是其一，他的分析精神，竟一律看待，不讓誰站在超人間的上帝的地位上。還有那短命的OttoWeininger（11），他的痛罵女人，不但不管她是校長，學生，同鄉，親戚，愛人，自己的太太，太太的同鄉，簡直連自己的媽都罵在內。這實在和弗羅特說一樣，都使人難於利用。不知道咱們的教授或學者們，可有方法補救沒有？但是，我要先報告一個好消息：Weininger早用手槍自殺了。這已經有劉百昭率領打手痛打女師大——對不起，又是女師大——的“毛丫頭”（12）一般“痛快”，他的話也就大可置之不理了罷。



還有一個好消息。“毛丫頭”打出之後，張崧年先生引“羅素之所信”（13）道，“因世人之愚，許多問題或終於不免只有武力可以解決也！”（《京副》二五○號）又據楊蔭榆女士，章士釗總長者流之所說，則搗亂的“毛丫頭”是極少數，可見中國的聰明人還多着哩，這是大可以樂觀的。



忽而想談談我自己的事了。



我今年已經有兩次被封爲“學者”，而發表之後，也就即刻取消。第一次是我主張中國的青年應當多看外國書，少看，或者竟不看中國書的時候，便有論客以爲素稱學者的魯迅不該如此，而現在竟至如此，則不但決非學者，而且還有洋奴的嫌疑。第二次就是這回僉事免職之後，我在《莽原》上發表了答KS君信，論及章士釗的腳色和文章的時候，又有論客以爲因失了“區區全事”而反對章士釗，確是氣量狹小，沒有“學者的態度”；而且，豈但沒有“學者的態度”而已哉，還有“人格卑污”的嫌疑雲。



其實，沒有“學者的態度”，那就不是學者嘍，而有些人偏要硬派我做學者。至於何時封贈，何時考定，卻連我自己也一點不知道。待到他們在報上說出我是學者，我自己也藉此知道了原來我是學者的時候，則已經同時發表了我的罪狀，接着就將這體面名稱革掉了，雖然總該還要恢復，以便第三次的藉口。



據我想來，僉事——文士詩人往往誤作籤事，今據官書正定——這一個官兒倒也並不算怎樣“區區”，只要看我免職之後，就頗有些人在那裏鑽謀樸缺，便是一個老大的證據。至於又有些人以爲無足重輕者，大約自己現在還不過做幾句“說不出”的詩文（14），所以不知不覺地就來“慷他人之慨”了罷，因爲人的將來是想不到的。然而，慚愧我還不是“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15）式的理想奴才，所以竟不能“盡如人意”，已經在平政院（16）對章士釗提起訴訟了。



提起訴訟之後，我只在答KS君信裏論及一回章士釗，但聽說已經要“人格卑污”了。然而別一論客卻道是並不大罵，所以魯迅究竟不足取。我所經驗的事委實有點希奇，每有“碰壁”一類的事故，平時迴護我的大抵願我設法應付，甚至於暫圖苟全。平時憎惡我的卻總希望我做一個完人，即使敵手用了卑劣的流言和陰謀，也應該正襟危坐，毫無憤怨，默默地吃苦；或則戟指嚼舌，噴血而亡。爲什麼呢？自然是專爲顧全我的人格起見嘍。



夠了，我其實又何嘗“碰壁”，至多也不過遇見了“鬼打牆”罷了。



九月十五日。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一日《語絲》週刊第四十五期。



（2）“一個女讀者”參看本卷第79頁注（5）。下文的“”是作者自造的字，即女性的“卒”。



（3）李仲揆（1889—1971）名四光，字仲揆，湖北黃岡人，地質學家。他在科學研究上有卓越貢獻，創立了地質力學。曾留學英國伯明翰大學，當時任北京大學教授。他在《現代評論》第二卷第三十七期（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二日）發表《在北京女師大觀劇的經驗》一文，其中說：“有一天晚上（按爲一九二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已經被學生驅逐了的校長楊蔭榆先生打來一次電話，她大致說：‘女師大的問題現在可以解決。明早有幾位朋友到學校參觀，務必請你也來一次。



……我並預備叫一輛汽車來接你。’我當時想到，楊先生和我不過見面兩次，……又想到如若楊先生的話屬實，名振一時的文明新戲也許演到最後一幕。時乎不再來，所以我快快的應允了楊先生，並且聲明北京的汽車向來與我們騎自轉車的人是死對頭，千萬不要客氣。”



（4）段祺瑞（1864—1936）字芝泉，安徽合肥人，北洋軍閥皖系首領。曾隨袁世凱創建北洋軍，歷任北洋政府陸軍總長、國務總理。一九二四年任北洋政府“臨時執政”，一九二六年屠殺北京愛國羣衆，造成三一八慘案。同年四月被馮玉祥的國民軍驅逐下臺。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五日，段祺瑞發佈了所謂“整頓學風”的命令，對教員學生大加恫嚇：“邇來學風不靖。屢次變端。一部分不職之教職員。與曠課滋事之學生。交相結托。破壞學紀。……倘有故釀風潮。蔑視政令。則火烈水懦之喻。孰殺誰嗣之謠。前例具存。所宜取則。本執政敢先父兄之教。不博寬大之名。依法從事。決不姑貸。”“先父兄之教”，語出漢代司馬相如的《諭巴蜀檄》：“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



（5）“久已夫非一日矣”語出清代樑章巨《制義叢話》卷二十四，原作“久矣夫千百年來已非一日矣”，是樑所舉疊牀架屋的八股文濫調的例句。



（6）《女師風潮紀事》載《婦女週刊》第三十六、三十七兩期（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九、二十六日），作者署名晚愚。其中說及八月一日的事：“八一晨，全校突佈滿武裝軍警，各室封鎖，截斷電話線，停止伙食，斷絕交通。同學相顧失色。繼而楊氏率打手及其私黨……



兇擁入校，旋即張貼解散四班學生之佈告。”



（7）高仁山江蘇江陰人，當時任北京大學教授。他在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晨報》“時論”欄發表的《大家不管的女師大》一文中說：“最奇怪的就是女師大的專任及主任教授都那裏去了？學校鬧到這樣地步，何以大家不出來設法維持？諸位專任及主任教授，頂好同學生聯合起來，商議維持學校的辦法，不要讓教一點兩點鐘兼任教員來干涉你們諸位自己學校的事情。”



（8）陳西瀅這篇《閒話》載《現代評論》第二卷第三十八期（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九日）。他先說五卅慘案、沙面慘案還沒有解決，又造謠說“蘇俄無故的逮捕了多少中國人，監禁在黑黯的牢獄裏”，也沒有人“反抗”，然後即說到“女師風潮”，講了魯迅所摘引的那些話。



（9）弗羅特（S．Freud，1856—1939）通譯弗洛伊德，奧地利精神病學家，精神分析學說的創立者。這種學說認爲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等一切精神現象，都是人們因受壓抑而潛伏在下意識裏的某種“生命力”（Libido），特別是性慾的潛力所產生的。



（10）“聖之時者也”孟軻讚美孔丘的話，見《孟子·萬章》。



（11）OttoWeininger華寧該爾（1880—1903），奧地利人，仇視女性主義者。他曾於一九○三年出版《性與性格》一書，攻擊婦女，力圖證明婦女的地位應該低於男子。



（12）劉百昭湖南武岡人，當時任教育部專門教育司司長兼北京藝術專門學校校長。一九二五年八月六日，章士釗在國務會議上提請停辦女師大，當即通過，十日由教育部下令執行。學生聞訊後即開會決議，堅決反對，並在教員中公舉九人，學生中公舉十二人，組織校務維持會負責校務，於八月十日正式成立。八月十七日，章士釗又決定在女師大校址另立所謂“女子大學”，於十九日派劉百昭前往籌辦。劉到校後即禁上校務維持會活動，並於二十二日僱用流氓女丐毆曳學生出校，將她們禁閉在報子街補習科中。“毛丫頭”一語，見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四日《京報》吳稚暉關於女師大問題的《答大同晚報》。該文篇末說：“言止於此。我不願在這國家存亡即在呼吸的時候，經天緯地，止經緯到幾個毛丫頭身上去也。”



（13）張崧年河北獻縣人；當時教育部的編譯員。他在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六日《京報副刊》發表的關於女師大問題的通信中說：



“此所以使我日益相信，如羅素之所信，因世人之愚，許多問題或終於不免只有武力可以解決也！”羅素（B．Russell，1872—1970），英國哲學家。一九二○年曾來我國講學。



（14）“說不出氣”詩文這是作者對當時某些隨意抹殺別人作品，而自己實際水平很低的文人的諷刺。參看《集外集·“說不出”》。



（15）“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唐代韓愈《拘幽操——文王羑里作》中的句子。據《史記·周本紀》：“崇侯虎譖西伯（按即周文王）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向之，將不利於帝。’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拘幽操》是韓愈模擬文王的口氣寫的一首詩。



（16）平政院北洋政府的官署名稱，一九一四年置，直屬於總統，是審理及糾彈官吏違法行爲的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