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公理戰勝”的牌坊（2），立在法國巴黎的公園裏不知怎樣，立在中國北京的中央公園裏可實在有些希奇，——但這是現在的話。當時，市民和學生也曾遊行歡呼過。

　　我們那時的所以入戰勝之林者，因爲曾經送去過很多的工人；大家也常常自誇工人在歐戰的勞績。現在不大有人提起了，戰勝也忘卻了，而且實際上是戰敗了（3）。

　　現在的強弱之分固然在有無槍炮，但尤其是在拿槍炮的人。假使這國民是卑怯的，即縱有槍炮，也只能殺戮無槍炮者，倘敵手也有，勝敗便在不可知之數了。這時候才見真強弱。

　　我們弓箭是能自己製造的，然而敗於金，敗於元，敗於清。記得宋人的一部雜記裏記有市井間的諧謔，將金人和宋人的事物來比較。譬如問金人有箭，宋有什麼？則答道，“有鎖子甲”。又問金有四太子，宋有何人？則答道，“有嶽少保”。臨末問，金人有狼牙棒（打人腦袋的武器），宋有什麼？

　　卻答道，“有天靈蓋”！（4）自宋以來，我們終於只有天靈蓋而已，現在又發現了一種“民氣”，更加玄虛飄渺了。

　　但不以實力爲根本的民氣，結果也只能以固有而不假外求的天靈蓋自豪，也就是以自暴自棄當作得勝。我近來也頗覺“心上有杞天之慮”（5），怕中國更要復古了。瓜皮帽，長衫，雙樑鞋，打拱作揖，大紅名片，水煙筒，或者都要成爲愛國的標徵，因爲這些都可以不費力氣而拿出來，和天靈蓋不相上下的。（但大紅名片也許不用，以避“赤化”之嫌。）

　　然而我並不說中國人頑固，因爲我相信，鴉片和撲克是不會在排斥之列的。況且愛國之士不是已經說過，馬將牌已在西洋盛行，給我們復了仇麼？

　　愛國之士又說，中國人是愛和平的。但我殊不解既愛和平，何以國內連年打仗？或者這話應該修正：中國人對外國人是愛和平的。

　　我們仔細查察自己，不再說誑的時候應該到來了，一到不再自欺欺人的時候，也就是到了看見希望的萌芽的時候。

　　我不以爲自承無力，是比自誇愛和平更其恥辱。

　　六月二十三日。

　　二

　　先前以“士人”“上等人”自居的，現在大可以改稱“平民”了罷；在實際上，也確有許多人已經如此。彼一時，此一時，清朝該去考秀才，捐監生，（6）現在就只得進學校。“平民”這一個徽號現已日見其時式，地位也高起來了，以此自居，大概總可以從別人得到和先前對於“上等人”一樣的尊敬，時勢雖然變遷，老地位是不會失掉的。倘遇見這樣的平民，必須恭維他，至少也得點頭拱手陪笑唯諾，像先前下等人的對於貴人一般。否則，你就會得到罪名，曰：“驕傲”，或“貴族的”。因爲他已經是平民了。見平民而不格外趨奉，非驕傲而何？

　　清的末年，社會上大抵惡革命黨如蛇蠍，南京政府（7）一成立，漂亮的士紳和商人看見似乎革命黨的人，便親密的說道：

　　“我們本來都是‘草字頭’（8），一路的呵。”

　　徐錫麟（9）刺殺恩銘之後，大捕黨人，陶成章（10）君是其中之一，罪狀曰：“著《中國權力史》，學日本催眠術。”（何以學催眠術就有罪，殊覺費解。）於是連他在家的父親也大受痛苦；待到革命興旺，這才被尊稱爲“老太爺”；有人給“孫少爺”去說媒。可惜陶君不久就遭人暗殺了，神主入祠的時候，捧香恭送的士紳和商人尚有五六百。直到袁世凱打倒二次革命（11）之後，這才冷落起來。

　　誰說中國人不善於改變呢？每一新的事物進來，起初雖然排斥，但看到有些可靠，就自然會改變。不過並非將自己變得合於新事物，乃是將新事物變得合於自己而已。

　　佛教初來時便大被排斥，一到理學先生談禪，和尚做詩的時候，“三教同源”（12）的機運就成熟了。聽說現在悟善社（13）裏的神主已經有了五塊，孔子，老子，釋迦牟尼，耶穌基督，謨哈默德（14）。

　　中國老例，凡要排斥異己的時候，常給對手起一個諢名，——或謂之“綽號”。這也是明清以來訟師的老手段；假如要控告張三李四，倘只說姓名，本很平常，現在卻道“六臂太歲張三”，“白額虎李四”，則先不問事蹟，縣官只見綽號，就覺得他們是惡棍了。

　　月球只一面對着太陽，那一面我們永遠不得見。歌頌中國文明的也惟以光明的示人，隱匿了黑的一面。譬如說到家族親舊，書上就有許多好看的形容詞：慈呀，愛呀，悌呀，……

　　又有許多好看的古典：五世同堂呀，禮門呀，義宗（15）呀，……

　　至於諢名，卻藏在活人的心中，隱僻的書上。最簡單的打官司教科書《蕭曹遺筆》（16）裏就有着不少慣用的惡諡，現在鈔一點在這裏，省得自己做文章——

　　親戚類

　　孽親梟親獸親鱷親虎親歪親

　　尊長類

　　鱷伯虎伯（叔同）孽兄毒兄虎兄

　　卑幼類

　　悖男惡侄孽侄悖孫虎孫梟甥

　　孽甥悖妾潑媳梟弟惡婿兇奴

　　其中沒有父母，那是例不能控告的，因爲歷朝大抵“以孝治天下”（17）。

　　這一種手段也不獨訟師有。民國元年章太炎（18）先生在北京，好發議論，而且毫無顧忌地褒貶。常常被貶的一羣人於是給他起了一個綽號，曰“章瘋子”。其人既是瘋子，議論當然是瘋話，沒有價值的了，但每有言論，也仍在他們的報章上登出來，不過題目特別，道：《章瘋子太發其瘋》。有一回，他可是罵到他們的反對黨頭上去了。那怎麼辦呢？第二天報上登出來的時候，那題目是：《章瘋子居然不瘋》。

　　往日看《鬼谷子》（19），覺得其中的謀略也沒有什麼出奇，獨有《飛箝》中的“可箝而從，可箝而橫，……可引而反，可引而覆。雖覆能復，不失其度”這一段裏的一句“雖覆能復”很有些可怕。但這一種手段，我們在社會上是時常遇見的。

　　《鬼谷子》自然是僞書，決非蘇秦，張儀（20）的老師所作；

　　但作者也決不是“小人”，倒是一個老實人。宋的來鵠（21）已經說，“捭闔飛箝，今之常態，不讀鬼谷子書者，皆得自然符契也。”人們常用，不以爲奇，作者知道了一點，便筆之於書，當作祕訣，可見稟性純厚，不但手段，便是心裏的機詐也並不多。如果是大富翁，他肯將十元鈔票嵌在鏡屏裏當寶貝麼？

　　鬼谷子所以究竟不是陰謀家，否則，他還該說得吞吞吐吐些；或者自己不說，而鉤出別人來說；或者並不必鉤出別人來說，而自己永遠闊不可言。這末後的妙法，知者不言，書上也未見，所以我不知道，倘若知道，就不至於老在燈下編《莽原》，做《補白》了。

　　但各種小縱橫，我們總常要身受，或者目睹。夏天的忽而甲乙相打；忽而甲乙相親，同去打丙；忽而甲丙相合，又同去打乙，忽而甲丙又互打起來，（22）就都是這“覆’“復”作用；化數百元錢，請一回酒，許多人立刻變了色彩，也還是這頑意兒。然而真如來鵠所說，現在的人們是已經“是乃天授，非人力也”（23）的；倘使要看了《鬼谷子》才能，就如拿着文法書去和外國人談天一樣，一定要碰壁。

　　七月一日。

　　（24）

　　三

　　離五卅事件的發生已有四十天，北京的情形就像五月二十九日一樣。聰明的批評家大概快要提出照例的“五分鐘熱度”（25）說來了罷，雖然也有過例外：曾將湯爾和（26）先生的大門“打得擂鼓一般，足有十五分鐘之久”。（見六月二十三日《晨報》）有些學生們也常常引這“五分熱”說自誡，彷彿早經覺到了似的。

　　但是，中國的老先生們——連二十歲上下的老先生們都算在內——不知怎的總有一種矛盾的意見，就是將女人孩子看得太低，同時又看得太高。婦孺是上不了場面的；然而一面又拜才女，捧神童，甚至於還想借此結識一個闊親家，使自己也連類飛黃騰達。什麼木蘭從軍，緹縈救父（27），更其津津樂道，以顯示自己倒是一個死不掙氣的瘟蟲。對於學生也是一樣，既要他們“莫談國事”，又要他們獨退番兵，退不了，就冷笑他們無用。

　　倘在教育普及的國度裏，國民十之九是學生；但在中國，自然還是一個特別種類。雖是特別種類，卻究竟是“束髮小生”（28），所以當然不會有三頭六臂的大神力。他們所能做的，也無非是演講，遊行，宣傳之類，正如火花一樣，在民衆的心頭點火，引起他們的光焰來，使國勢有一點轉機。倘若民衆並沒有可燃性，則火花只能將自身燒完，正如在馬路上焚紙人轎馬，暫時引得幾個人閒看，而終於毫不相干，那熱鬧至多也不過如“打門”之久。誰也不動，難道“小生”們真能自己來打槍鑄炮，造兵艦，糊飛機，活擒番將，平定番邦麼？所以這“五分熱”是地方病，不是學生病。這已不是學生的恥辱，而是全國民的恥辱了；倘在別的有活力，有生氣的國度裏，現象該不至於如此的。外人不足責，而本國的別的灰冷的民衆，有權者，袖手旁觀者，也都於事後來嘲笑，實在是無恥而且昏庸！

　　但是，別有所圖的聰明人又作別論，便是真誠的學生們，我以爲自身卻有一個頗大的錯誤，就是正如旁觀者所希望或冷笑的一樣：開首太自以爲有非常的神力，有如意的成功。幻想飛得太高，墮在現實上的時候，傷就格外沉重了；力氣用得太驟，歇下來的時候，身體就難於動彈了。爲一般計，或者不如知道自己所有的不過是“人力”，倒較爲切實可靠罷。

　　現在，從讀書以至“尋異性朋友講情話”，似乎都爲有些有志者所詬病了。但我想，責人太嚴，也正是“五分熱”的一個病源。譬如自己要擇定一種口號——例如不買英日貨——來履行，與其不飲不食的履行七日或痛哭流涕的履行一月，倒不如也看書也履行至五年，或者也看戲也履行至十年，或者也尋異性朋友也履行至五十年，或者也講情話也履行至一百年。記得韓非子曾經教人以競馬的要妙，其一是“不恥最後”（29）。即使慢，馳而不息，縱令落後，縱令失敗，但一定可以達到他所向的目標。

　　七月八日。

　　（1）本篇最初分三次發表於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出版的《莽原》週刊第十期、七月三日出版的十一期及同月十日出版的第十二期。

　　（2）“公理戰勝”的牌坊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以英、法爲首的協約國宣揚他們打敗了德、奧等同盟國是“公理戰勝強權”；那時戰勝國都立碑紀念，中國北洋政府因曾參加協約國一方，所以也在北京中央公園（即今中山公園）建立了“公理戰勝”的牌坊（一九五三年已將“公理戰勝”四字改爲“保衛和平”）。

　　（3）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一九一九年一月至六月，英、法、美等帝國主義操縱巴黎和會，無視中國的主權和“戰勝國”地位，非法決定讓日本帝國主義繼承戰前德國在山東的特權；同年五四運動爆發，迫使當時中國代表團拒絕在和約上簽字。“實際上是戰敗了”，是就巴黎和會侵犯我國主權這一情況而說的。

　　（4）關於“天靈蓋”的諧謔，見宋代張知甫的《可書》：“金人自侵中國，惟以敲棒擊人腦而斃。紹興間有伶人作雜戲雲：‘若要勝其金人，須是我中國一件件相敵乃可。且如金國有粘罕，我國有韓少保；

　　金國有柳葉槍，我國有鳳凰弓；金國有鑿子箭，我國有鎖子甲；金國有敲棒，我國有天靈蓋。’人皆笑之。”粘罕，即完顏宗翰，金軍統帥；

　　韓少保，即韓世忠，南宋抗金名將。魯迅文中說的“四太子”是金太祖的第四子完顏宗弼，本名兀朮；嶽少保即岳飛。

　　（5）“心上有杞天之慮”楊蔭榆《對於暴烈學生之感言》中的話（參看本書《“碰壁”之後》及其注（10））。這是掉弄成語“杞人憂天”而成的不通的文言句子。原來的故事見《列子·天瑞》：“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

　　（6）秀才按明、清科舉制度，童生經過縣考初試，府考複試，再參加學政主持的院考（道考），考取的就是秀才。監生，國子監生員的簡稱，國子監原是封建時代中央最高學府，清代乾隆以後可以援例捐資取得監生名義，不一定在監讀書。

　　（7）南京政府指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在南京成立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

　　（8）“草字頭”一種隱語；因“革”字與“草”字的起頭相似，所以當時一般人稱革命黨爲“草字頭”。這裏所說的“革命黨”係指興中會、光復會、同盟會及其他一些反清革命組織。

　　（9）徐錫麟（1873—1907）字伯蓀，浙江紹興人，清末革命團體光復會的重要成員。一九○七年，與秋瑾準備在浙皖兩省同時起義，七月六日，他以安徽巡警處會辦兼巡警學堂監督身份爲掩護，乘學堂舉行畢業典禮之機，刺死安徽巡撫恩銘，率領學生攻佔軍械局，彈盡被捕，當日慘遭殺害。

　　（10）陶成章（1878—1912）字煥卿，別署會稽山人，浙江紹興人，清末革命家，光復會領袖之一。一九一二年一月，被投機分子陳英士派蔣介石暗殺於上海廣慈醫院。著有《中國民族權力消長史》、《浙案紀略》及《催眠術講義》等。

　　（11）二次革命指一九一三年七月孫中山發動的討伐袁世凱的戰爭，結果失敗。因對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而言，故稱二次革命。

　　（12）“三教同源”“三教”指儒、釋、道。自東漢以後，這三家時有對抗和衝突，但往往也互相滲透。到了宋代，由於程顥、程頤、朱熹等理學家吸收了佛、老的思想，形成“三教”思想的調和。這裏所說“‘三教同源’的機運就成熟了”即指這種調和現象。

　　（13）悟善社一種封建迷信的道門組織。

　　（14）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儒家創始人。老子，即老聃，姓李名耳，道家創始人。釋迦牟尼（約前565—前486），佛教創始人。耶穌基督（約前4—30），基督教創始人。基督，即救世主。謨哈默德（約570—632），通譯穆罕默德，伊斯蘭教創始人。

　　（15）五世同堂即五代同居。禮門、義宗，即所謂篤守禮義的門庭和宗族。在封建社會裏，這些都被認爲是可稱頌的事情。

　　（16）《蕭曹遺筆》清代竹林浪叟輯，共四卷。一種供訟師寫狀紙用的參考書，假託是漢代蕭何、曹參的著你�S��S`{�0���S��Sr��S�天下也……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

　　（18）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號太炎，浙江餘杭人，清末革命家和學者。他因爲鼓吹並實際參加反對清政府的革命活動，曾被反動派毀謗爲瘋癲。辛亥革命後，他也常有反對袁世凱等軍閥黑暗統治的言論，因此又曾被反動派毀謗爲“章瘋子”。

　　（19）《鬼谷子》相傳爲戰國時鬼谷子所著，實爲後人僞託，共三卷。《飛箝》是其中的一篇。據南朝梁陶弘景注：“‘飛’謂作聲譽以飛揚之，‘箝’謂牽持緘束，令不得脫也；言取人之道，先作聲譽以飛揚之，彼必露情竭志而無隱，然後因有所好，牽持緘束，不得轉移。”“雖覆能復”，據陶弘景注：“雖有覆敗，必能復振，不失其節度，此箝之終也。”

　　（20）蘇秦，張儀戰國時縱橫家。蘇秦曾遊說六國聯合抗拒秦國；張儀曾遊說六國歸順秦國。據《史記》的《蘇秦列傳》和《張儀列傳》說，他們兩人“俱事鬼谷子先生學術”。

　　（21）來鵠據《全唐文》卷八百十一《來鵠》條：“鵠，豫章人，鹹通（按爲唐懿宗年號）舉進士不第。”這裏所引的話，見宋代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的《鬼谷子》條：“來鵠亦曰：‘鬼谷子昔教人詭紿、激訐、揣測、忄僉猾之術，悉備於章，學之者惟儀、秦而已。

　　如捭闔、飛箝，實今之常態，是知漸漓之後，不讀鬼谷子書者，其行事皆得自然符契也。’”（22）指當時各地軍閥的內戰。參看本書《忽然想到》之十一及其注（22）。

　　（23）“是乃天授，非人力也”這是漢代韓信稱頌劉邦的話。

　　見《史記·淮陰侯傳》：“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24）本節發表時沒有註明寫作時間，“七月一日”是作者在結集時補上的。

　　（25）“五分鐘熱度”梁啓超在一九二五年五月七日《晨報》“勿忘國恥”欄發表的《第十度的“五七”》一文中，曾說：“我不怕說一句犯衆怒的話：‘國恥紀念’這個名詞，不過靠‘義和團式’的愛國心而存在罷了！義和團式的愛國本質好不好另屬一問題。但他的功用之表現，當然是靠‘五分鐘熱度’，這種無理性的衝動能有持續性，我絕對不敢相信。”

　　（26）湯爾和（1878—1940）浙江杭縣（今餘杭）人。曾任北洋政府的教育總長，抗日戰爭期間墮落爲漢奸。關於五卅事件，他在《晨報》的“時論”欄發表《不善導的忠告》一文，其中充滿誣衊羣衆，取媚於英、日帝國主義的胡說；這裏所引的侮辱愛國學生的話也見於該文：“前天某學校以跳舞會的名義來募捐，我家的傭工，告訴他說是捐的次數太多了，家裏沒有錢。來人說你們主人做過什麼長，還會沒錢嗎？把大門打得擂鼓一般，足有十五分鐘之久，再三央告，始怫然而去。”

　　（27）木蘭從軍見南北朝時的敘事詩《木蘭詩》。內容是說木蘭女扮男裝，代父從軍，出征十二年，立功還鄉。緹縈救父，見《史記·倉公傳》。緹縈是漢代淳于意（即倉公）的幼女，因父親犯罪，上書漢文帝，表示自己情願做一名官婢，代父贖罪。

　　（28）“束髮小生”一九二五年，章士釗因禁止學生紀念“五七”國恥而遭到反對，他在給段祺瑞的辭呈裏說：“夫束髮小生。千百成羣。至以本管長官之進退。形諸條件。”束髮，古代指男子成童的年齡；章士釗說的“束髮小生”卻含有輕視的意思，近似俗語“毛頭小子”。

　　（29）韓非子即韓非（約前280—前233），戰國時韓國人，古代思想家和政治家。他的著作流傳至今的有《韓非子》二十卷，計五十五篇。《韓非子》中沒有“不恥最後”的話，在《淮南子·詮言訓》中有類似的記載：“馬由者不貧最先，不恐獨後；緩急調平手，御心調乎馬，雖不能必先哉，馬力必盡矣。”，賽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