蘊儒，培良（2）兩兄：

　　昨天收到兩份《豫報》（3），使我非常快活，尤其是見了那《副刊》。因爲它那蓬勃的朝氣，實在是在我先前的豫想以上。

　　你想：從有着很古的歷史的中州（4），傳來了青年的聲音，彷彿在豫告這古國將要復活，這是一件如何可喜的事呢？

　　倘使我有這力量，我自然極願意有所貢獻於河南的青年。

　　但不幸我竟力不從心，因爲我自己也正站在歧路上，——或者，說得較有希望些：站在十字路口。站在歧路上是幾乎難於舉足，站在十字路口，是可走的道路很多。我自己，是什麼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東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爲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淵，荊棘，狹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負責。然而向青年說話可就難了，如果盲人瞎馬，引入危途，我就該得謀殺許多人命的罪孽。

　　所以，我終於還不想勸青年一同走我所走的路；我們的年齡，境遇，都不相同，思想的歸宿大概總不能一致的罷。但倘若一定要問我青年應當向怎樣的目標，那麼，我只可以說出我爲別人設計的話，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有敢來阻礙這三事者，無論是誰，我們都反抗他，撲滅他！

　　可是還得附加幾句話以免誤解，就是：我之所謂生存，並不是苟活；所謂溫飽，並不是奢侈；所謂發展，也不是放縱。

　　中國古來，一向是最注重於生存的，什麼“知命者不立於巖牆之下”咧，什麼“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咧，什麼“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咧，（5）竟有父母願意兒子吸鴉片的，一吸，他就不至於到外面去，有傾家蕩產之虞了。可是這一流人家，家業也決不能長保，因爲這是苟活。苟活就是活不下去的初步，所以到後來，他就活不下去了。意圖生存，而太卑怯，結果就得死亡。以中國古訓中教人苟活的格言如此之多，而中國人偏多死亡，外族偏多侵入，結果適得其反，可見我們蔑棄古訓，是刻不容緩的了。這實在是無可奈何，因爲我們要生活，而且不是苟活的緣故。

　　中國人雖然想了各種苟活的理想鄉，可惜終於沒有實現。

　　但我卻替他們發見了，你們大概知道的罷，就是北京的第一監獄。這監獄在宣武門外的空地裏，不怕鄰家的火災；每日兩餐，不慮凍餒；起居有定，不會傷生；構造堅固，不會倒塌；禁卒管着，不會再犯罪；強盜是決不會來搶的。住在裏面，何等安全，真真是“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了。但闕少的就有一件事：自由。

　　古訓所教的就是這樣的生活法，教人不要動。不動，失錯當然就較少了，但不活的岩石泥沙，失錯不是更少麼？我以爲人類爲向上，即發展起見，應該活動，活動而有若干失錯，也不要緊。惟獨半死半生的苟活，是全盤失錯的。因爲他掛了生活的招牌，其實卻引人到死路上去！

　　我想，我們總得將青年從牢獄裏引出來，路上的危險，當然是有的，但這是求生的偶然的危險，無從逃避。想逃避，就須度那古人所希求的第一監獄式生活了，可是真在第一監獄裏的犯人，都想早些釋放，雖然外面並不比獄裏安全。

　　北京暖和起來了；我的院子裏種了幾株丁香，活了；還有兩株榆葉梅，至今還未發芽，不知道他是否活着。

　　昨天鬧了一個小亂子（6），許多學生被打傷了；聽說還有死的，我不知道確否。其實，只要聽他們開會，結果不過是開會而已，因爲加了強力的迫壓，遂鬧出開會以上的事來。俄國的革命，不就是從這樣的路徑出發的麼？

　　夜深了，就此擱筆，後來再談罷。

　　魯迅。五月八日夜。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四日開封《豫報副刊》。

　　（2）蘊儒姓呂，名琦，河南人，作者在北京世界語專門學校任教時的學生。當時他與向培良、高歌等同在開封編輯《豫報副刊》。

　　培良，姓向，湖南黔陽人，文學團體狂飆社的主要成員。當時常爲《莽原》週刊寫稿，後來墮落爲國民黨反動派的走卒。參看《二心集·上海文藝之一瞥》。

　　（3）《豫報》在河南開封出版的日報，一九二五年五月四日創刊。

　　（4）中州上古時代我國分爲九州，河南是古代豫州的地方，位於九州中央，所以又稱中州。

　　（5）“知命者不立於巖牆之下”語出《孟子·盡心上》：“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巖牆，危牆。“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語見《史記·袁盎傳》。意思是有錢的人不坐在屋檐下（以免被墜瓦擊中）。“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語見《孝經·開宗明義章》。

　　（6）指北京學生紀念國恥的集會遭壓迫一事。一九二五年五月七日，北京各校學生爲紀念國恥（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日本帝國主義向袁世凱提出最後通牒，要求承認“二十一條”）和追悼孫中山，擬在天安門舉行集會。但事前北洋政府教育部已訓令各校不得放假，當日上午警察廳又派遣巡警分赴各校前後門戒備，禁止學生外出。因此各校學生或行至校門即爲巡警攔阻，或在天安門一帶被武裝警察與保安隊馬隊毆打，多人受傷。午後被迫改在神武門開會，會後結隊赴魏家衚衕教育總長章士釗住宅，質問壓迫學生愛國運動的理由，又與巡警衝突，被捕十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