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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的生命究竟有多大意義，這有什麼標準可以衡量嗎？提出一個絕對的標準當然很困難；但是，大體上看一個人對待生命的態度是否嚴肅認真，看他對待勞動、工作等的態度如何，也就不難對這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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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夜話》在《北京晚報》陸續刊登以後，出乎意料之外地得到了讀者們的熱烈支持。我收到許多充滿着友情的來信，不能一一作復，在這裏統統向大家致以衷心的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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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篇三年前，餘負笈英倫，一日，偶以所作論政治之文，投諸彼邦《泰晤士》（Times）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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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男人壓迫的女人，同時也殘忍地壓迫女人。這種例子在中國家庭內，原是“古已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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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野社的朋友們，因爲《秋野》第一期出版，要我寫幾句話當做發刊詞。我想，秋野社的宗旨，在它自己的宣言中已經明白說出了，就是：“‘野秋’社是爲坦白的表現我們的感情，我們心靈上的苦悶而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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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很有些人寫信來問我：明天社是不是提倡未來派的文學？我自己覺得很慚愧，因爲明天社的宣言發表了幾個月，到如今還沒有一些作品出來，自然引起研究文學的人們的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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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農先生：先生榮任副刊編輯，小弟不來道賀，卻來呼冤，真是喪心病狂。但是這個年頭，唉，這個年頭，誰的心頭沒有幾分冤枉？別的我不說，也不敢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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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萍兄：自從你發表《愛麗》以後，就聽見有些小紳士們正顏厲色的怪你何必如此取材。我們的教育家還說這是小說家利用青年的弱點，他好像又說做這樣小說的人是有陷害青年的動機！這是多麼大的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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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孫老頭兒”伏園兄編《京報副刊》的那年，曙天寫她的《斷片的回憶》，原因是給《京報副刊》充篇幅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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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久遠，忘記是那一個皇帝時代的事了，總之，朋友Y君那時還在人間罷。一個寒冬的晚上，青年的我們倆蹌蹌踉踉地跑到東安市場去，在小店裏每人吃了一碗元宵，心兒也漸漸和暖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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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幾十首小詩，因了曙天女士不憚煩的替我編成付印，得傳佈在我愛的同時代的讀者諸君之前，這在我個人，實在覺得榮幸而且羞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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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初夏的晚上，我在陶知行［行知］先生家裏吃晚飯。陶先生是除了平民教育不開口的，於是乎我這樣一個平民教育的門外漢，也只好跟着胡說起平民教育來；我們從《平民千字課》談到編輯平民的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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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表妹在光華大學讀書，星期日來看我，說起該校請來許多名教授了，這學期的功課真好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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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個美國人去問高爾基（m.Gorky）：“那一篇小說是你最好的小說呢？”高爾基想了一刻，才笑着回答：“我的最好小說嗎？現在還沒有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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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夫把尖刀刺進豬們的頸項的時節，豬們的反抗，大約只有高聲地呼號吧。因爲只有呼號而沒有動作，所以豬們永遠是任人宰割的下流的豬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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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絲》上的“劉博士訂正現代文學史冤獄圖表”，加以語堂先生的《寫在……後面》，近代中國文豪，大半表上有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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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門見山文豪說：做文章應該開門見山，不要拖泥帶水。五年前，我在南京聽顧實先生講文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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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豎弄人，一病三月，始則發燒，終乃流血。醫生說，“出汗是要緊的，否則，流血是免不了的！”是的，我的確太怯弱了，出汗是害怕的，終且免不了要流血，——本來是想免了暫時出汗之苦，終且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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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筆和墨水瓶，看來比雪花膏和花露水，是要重要些；因爲前兩樣是學用品，後兩樣卻是裝飾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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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因爲要教小孩們白話文法，所以不遠千里的跑到商務印書館去買了一本《白話文文法綱要》，系陳浚介先生的大作，吳研因先生校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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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見張耀翔君在《心理》雜誌做的一篇文章，題目是《新詩人的情緒》，（《心理》第三卷第二號，）內容論的是“感嘆符號車載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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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知半解的“詩話”北河沿的兩岸，積雪還未全消，我和思永從東華門到鐘鼓寺，沿途喋喋雜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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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蔣君同我做“好朋友”的時候，照例我每月的最後一天拿到薪水以後，總很高興的跑到伊那裏去：“到東安市場去吧，買東西去！”“好吧！你又是去買書，買亂七八糟的書！”伊這麼笑着說了一句，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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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竹英，靜之同居從遠遠的江南傳來的消息，知道竹英和靜之在黃鶴樓畔已實行同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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偌大的北京城，一年以來，我每星期必到的有三個地方：一處是鐘鼓寺，一處是後局大院，一處是東高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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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說是春光來了，但這樣荒涼寂寞的北京城，何曾有絲毫春意！遙念故鄉江南，此時正桃紅柳綠，青草如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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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總覺得，我所住的羊市大街，的確污穢而且太寂寞了。我有時到街上閒步，只看見污穢的小孩，牽着幾隻呆笨的駱駝，在那灰塵滿目的街上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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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最近幾十年來，世界上有兩個女子在教育方法上有重大的發明，在教育制度上有特別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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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鶴舫，安徽績溪人。生當前清道光季。其生平事蹟不甚可考。著有《鶴舫詩詞》一卷。胡適之先生曾藏有鈔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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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在《金陵詞鈔》中看濮文昶的九十九首詞，覺得他的確是清代的一個很好的白話詞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