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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区之访问一、云海汽车从秦岭山脉的最高峰滑下来的时候，透过山颠的罅隙幻出一片白茫茫的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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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秋天里的春天是到了太行山了。马小心的用前蹄试探着道路，陡峭的石梯使得烈性的畜牲也低下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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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开会的日子那年，我十九岁。一天，国民党特务把我捉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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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春送了绿衣给田野，给树林，给花园；甚至于小小的墙隅屋角，小小的庭前阶下，也点缀着新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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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送来一匣信笺，笺上刻着两位古装的人，相对拱揖，一旁题了“如面谈”三个大字。是明代钟惺的尺牍选第一次题这三个字，这三个字恰说出了写信的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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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有“欧洲的公园”之称。起初以为有些好风景而已；到了那里，才知无处不是好风景，而且除了好风景似乎就没有什么别的。这大半由于天然，小半也是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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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在欧洲没住过夏天的中国人，在初夏的时候，上北国的荷兰去，他简直觉得是新秋的样子。淡淡的天色，寂寂的田野，火车走着，像没人理会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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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这时候我的心流沸腾的像红炉里的红焰，一支一支怒射着，我仿佛要烧毁了这宇宙似的；推门站在寒风里吹了一会，抬头看见冷月畔的孤星，我忽然想到给你写这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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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会”，在我们江苏人说来，是南京的代名词，而我却把它用作一九五六年八月“江苏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的简称；所谓“侧记”者，是一种侧面的琐碎杂记，蒜皮鸡毛，无关宏旨，只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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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快要挤到晚霞中去了，只剩下半个淡红色的面孔，吐射出一线软弱的光芒，把我和我坐的一只小船轻轻的笼罩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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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我睡得正浓的时候，母亲突然将我叫醒：“汉生，你看！什么东西在叫？……我刚刚从船后的女茅房里回来……”我拖着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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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桃花坪，快要到宝庆的一段路上，有好几个规模宏大的石榴园。阴历九月中旬，石榴已经长得烂熟了；有的张开着一条一条的娇艳的小口，露出满腹宝珠似的水红色的子儿，逗引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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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五一”节，北京天安门前比往年又不同，红旗、鲜花织成一片锦绣，浩浩荡荡的人群大踏步涌过天安门，走上前去——走进更深更远的社会主义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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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水天茫茫的黄海深处，一个马蹄形的岛子跳出滚滚滔滔的波浪。据白胡子老渔人说：这是很古很古以前，一匹天神骑的龙马腾跃飞奔，在海面上踏出的一个蹄子印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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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二年的冬天，我们由福建回到了久别的故乡。那时父亲还健在着，母亲正患着病。他们的年纪都早已超过了六十，所谓风烛之年，无时不在战栗着暴风雨的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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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是一种奢华：且不说酒肉势利，那是说不上朋友，真朋友是相知，但相知谈何容易，你要打开人家的心，你先得打开你自己的，你要在你的心里容纳人家的心，你先得把你的心推放到人家的心里去；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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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在北京，有一次，也是这么一个秋风生动的日子，我把一个人的感想比作落叶，从生命那树上掉下来的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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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年七月初到康华尔（Ｃornwall英伦最南一省）去看卢梭夫妇。他们住在离潘让市九英里沿海设无线电台处的一个小村落，望得见“地角”（LandsEnd）的“壁虎”尖凸出在大西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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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的值得一听的话，是从不曾经人口说过的；比较的值得一听的话，都在偶然的低声细语中；相对的不值得一听的话，是有规律有组织的文字结构；绝对不值得一听的话，是用不经修练，又粗又蠢的嗓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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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北京像一片大沙漠，青年们却还向这里跑；老年们也不大走，即或有到别处去走一趟的，不久就转回来了，仿佛倒是北京还很有什么可以留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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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在中央公园里和C君做点小工作，突然得到一位好意的老同事的警报，说，部里今天发给薪水了，计三成；但必须本人亲身去领，而且须在三天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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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这些话，是因为见了《语丝》（一四七期）的《随感录》（二八）而写的。这半年来，凡我所看的期刊，除《北新》外，没有一种完全的：《莽原》，《新生》，《沉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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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过我所视为“畏途”的香港，算起来九月二十八日是第三回。第一回带着一点行李，但并没有遇见什么事。第二回是单身往来，那情状，已经写过一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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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已想写一点文字，来记念几个青年的作家。这并非为了别的，只因为两年以来，悲愤总时时来袭击我的心，至今没有停止，我很想借此算是竦身一摇，将悲哀摆脱，给自己轻松一下，照直说，就是我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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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民党对于共产党从合作改为剿灭之后，有人说，国民党先前原不过利用他们的，北伐将成的时候，要施行剿灭是豫定的计划。但我以为这说的并不是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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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篇《咬文嚼字》的“滥调”，又引起小麻烦来了，再说几句罢。我那篇的开首说：“以摆脱传统思想之束缚……”第一回通信的某先生似乎没有看见这一句，所以多是枝叶之谈，况且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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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来，“抗战到底”这句话大概已被印刷工人排厌，标语写手抄烦；而一般市民更是听不愿再听，看也不要再看的了。现在还把它请出来，恐怕要等于贴出“敬惜字纸”那样的没有任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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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国十九年七月到二十三年秋初，我整整的在济南住过四载。在那里，我有了第一个小孩，即起名为“济”。在那里，我交下不少的朋友：无论什么时候我从那里过，总有人笑脸地招呼我；无论我到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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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总商会礼堂开成立大会。我是筹备委员之一，本当在二十六晚过江（我住在武昌），预备次日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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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既不是文艺理论家，也不是革命理论家。我要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坦率地谈一谈——就是说，有一说一。我是一八九九年初出生的，大家都知道，那一年以戊戌变法而著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