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于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开会的日子
那年，我十九岁。一天，国民党特务把我捉住了。他们威胁我，要我“放明白点”，并且狞笑着把我丢到公安局的看守所。我完全莫名其妙，浑身发烧，像害了寒热病似的。我的罪状是滑稽的：谣传巴比塞到上海来了，我于是到虹口码头那儿去看看，结果是扑了空，这位大文学家并没有来，失望之余，我便怅望着黄浦江的浊流，在码头那儿留恋了一会。我没有想到这会犯罪的，因此我到底没有明白究竟哪一点触怒了国民党老爷们的法律。看守所很像公园里陈列动物的笼子。粗大的栅栏里面只有光秃的地板。从栅栏里望出去，天地是很小的。秋天了，我们的笼子很拥挤，白天流汗，夜里便冷得发抖。每天，天一亮，我就等待着，很忧愁。我总在想，不论是为了黄浦江的水，还是为了巴比塞的脸，都不该这样对待我的。他们或者在清醒的时候，会把我放出去。……小天地里的太阳仿佛是很可爱的，从来没有感到阳光有如此的明澈。多少熟人的脸闪过去了，他们一定在焦灼地议论着。但天渐渐黑下来。一天又完了，我躺下来，在刺骨的秋风里蜷缩着。黄浦江的轮船不断的在黎明前发出短促的唤人声，看守又踏着清脆的脚步声走过去了。最后，我终于弄清楚了，最愚蠢的行为也较好于我的这种等待。
于是，对于看守所的生活，我也就逐渐习惯下来了。这儿，是生与死的门槛，人与畜的关头，是英雄与懦夫、伟大的革命者和无耻的叛徒的考验所。一批被解走了一批又丢进来。墙壁上写满了这些进进出出人们的手迹，有的是用手指划的；有的是用人血或者臭虫的血抹的；也有用铅笔写的：
“自由的血，
灌溉了自由的花，
鲜红的旗帜，
悬挂在全世界！”
“畜生，总有一天我们要审判你！”
“我爱自由更爱真理！”
“工人阶级的血是不会白流的！”
“哈哈，你错了！”
“某某人到此一游！”
“亲爱的，你猜我现在想什么呢？”
所有那些模糊的断续的字句，我都辨认过了。我学会了很多。在监狱里，我才上了人生的第一课。那首自由的血的小诗，写的并不好，但这却是一个女工，在老虎凳上熬过五块砖的毒刑后，沾着自己的血写下的，多么真实，坚定和充满信心的情感！
我学习着！
学会了国际歌，又学会了一些别的。无聊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是很无聊的——便也学着用自己的臂膀，把地板缝里的臭虫成长串的引出来，再一个一个的把它捺碎；也学着用两个铜板夹掉丛生的胡子；也学会了用一小束棉花在地下搓出火来；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
一天下午，我正在聚精会神地捺着臭虫，铁门响了。一个小老头站在外面——也许他并不是小老头，这不过是因为我太年轻了。——正被一个特务解除武装。这通常是由普通警察执行的，但这次特务却亲自出马了。经过搜索，特务命令他解下鞋带和裤带：
“你放心，共产党员是不会自杀的！”
我吃了一吓！在我们这儿因为还都是些未决犯，大家虽然很亲密，但对于各人的案情却是讳莫如深的。有些变节分子在暗中窥伺着，大家的警觉是提得很高的，敢于这么公开宣称共产党员光荣称号的，他是第一个，有些什么不平常的事情发生了。
我用半块水银已经蚀落了的小镜子——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它就像遗产似的藏在我们号子里了。——伸到栅栏外边去望望，镜子里清楚地反映出他的名字：邓中夏！
当时我并不十分知道他，我仅仅是在什么地方读过他的名字。但这并不能减轻我心里的沉重。一个重要的人被捕了，多么巨大的损失！我望着他，一个结实的小老头，他正低低的兴奋的跟一个人谈话。他和我们处了三天，就被解到南京去了。在这三天里，也只有很少的时间跟我们在一起，他不断地被提出审问，审问的时间很长。有时候，他刚回来，就又被提走了。我想象着，特务们大概是急切的想从他的嘴里探知点什么，他们也许对他使用了什么最惨酷的方法。但我的想象是不能从他身上证实的，每次他回来，除了兴奋以外，就像是没经过什么一样。很难看出这是一个刚刚经历过严重的审讯的人，他甚至于不疲倦，他像是刚刚在什么地方散散步。回到家里来了。路上碰到了一个久别的朋友，因此略微儿有点兴奋。兴奋使他不能不和家里的子弟谈点什么，于是他就谈了。他总是一回来便和我们中间的一个进行那种低低的谈话的。
谈些什么，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从来没有谈过他自己。一次，轮到我了，他问我审问过几次了？挨过打没有？被什么人指证过没有？想什么人吗？
我谈着、谈着，忽然一下子把什么都倾吐出来了。究竟是什么东西使我信任了他，我不懂，但似乎是没有隐瞒什么必要似的。
“你看我会怎么样呢？”
他和我并排躺着，很平静：
“没什么，只要什么都不承认，你不久会放出去的！”
“你呢，——很，很讨厌吧？”
对于我这胆怯的询问，他没有回答，笑了。或者是：我感觉着他笑了，因为灯很暗，我并不能看得很清晰，只感到他嘴角上有些笑意罢了。这种笑意，当时使我很安心，其后很久，我才真心懂得了他的意思！
他安慰并在恰当的时候鼓励了我们。他睡的很少。有时候有点激动。特别是当特务或者警察骚扰着我们的时候。他便尖锐地抨击着。看守我们的警察，是些愚蠢而可怜的人。他们似乎养成了一种癖好，喜欢大声的对我们发表他们的训世哲学。我们不能不忍受着，于是他们便从我们的忍受里获得了满足和骄傲。但邓中夏同志很快就结束了这种场面。一次，当那猥琐的小人物又踱着方步，开始对我们发表着什么的时候，他得到了他所应该得到的：
“吵什么，你这狗！”
他似乎吃了一惊，有点恼羞成怒的样子。但他望了望邓中夏同志，嘟哝了一句便走开了。以后，当邓中夏同志留在我们一起的时候，我们耳朵旁边便清静些了。
我们之中，如果有人被提出审问，无论多么夜深，邓中夏同志都在等待着，他等待着被审问的人回来。他以一种无比的坚定关切着我们每一个，他的眼睛是那么热烈，你望进去，望着、望着便望见了希望。于是你便感到你是有力量的，无论是牢狱还是比牢狱更可怕的东西，都被这种力量辗碎了。一次，一个姓马的被提出去审问了，邓中夏同志照例等待着，差不多快黎明的时候，那姓马的才回来。他凑近去，我听到了他那惯例的低低的声音，忽然，有点什么异乎平常的事情发生了，那姓马的惶惑地解开他的裤子，连声地说：
“他们打了我，打了，你看，你看！”
我看到他的屁股上和腿上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这个人是个大个子，平常有说有笑，我们都喜欢他，我的心收缩得很利害，我想哭！但邓中夏同志却一点都不看他，他的眼睛望着别的什么，很久，从齿缝中憎恶的吐出两个字：
“叛徒！”
他从什么地方知道了这个人的卑贱行为呢？从他的回避的眼睛里？还是从他那犯罪的脸色上？我想象不出，但他的判断显然是正确的，因为那以后很多天，这姓马的甚至连讲话的声音都变了，或者更正确地说，他再没脸自由地说笑了。
然而邓中夏同志终于离开我们了。他走了，被解至南京去了。那天夜里，特务就在我们面前给他上了镣，并把他的右手和另一个人的左手铐在一起。我们在栅栏里面望着他，没人敢弄出任何声响，静，静得很。他是那么坚定和有信心，这种无畏的精神似乎把他本来不高的身躯都改变了，他显得那么巨大。但不管这一切，我们望着他，望着他，非常凄楚的，他忽然回过头来向我笑笑，那么快，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他的左手举起来——因为右手上了铐：
“打倒国民党！”
“共产党万岁！”
接着，在脚镣声中，响起了雄壮的歌声：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的罪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这是最后的斗争！”
没人敢应和他，他一个人在唱！他一个人在脚镣的节拍下唱！但世界上再没有什么声音敢于和他比拟了，他一个人，唱出了全世界的愤怒！特务们像一个阴险的人被战败了似的冷笑着，铁青着脸紧跟在他后边。我们这些在栅栏里的，我们在心里呼喊着，重复着：“这是最后的斗争！”止不住眼里淌着感动的泪！
之后，我被解往另外的监狱，但因为各个监狱之间有着一种奇异的联锁，所以不幸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我们这边：邓中夏同志被国民党杀害了。
我躺着，不动地躺了很久。想着他的笑，他的兴奋，他的低低的谈话，他的愤怒的斥责，他的安慰、鼓励和等待提审的人回来时那种平静，他的雄壮的口号和他那压倒一切的歌声……忽然一下子就跳了起来。是的，一定的，从最初的刹那起，他便清楚的看见了自己的刑期。他活在这世界上的日子越少，他工作的热诚便越强。那些最后的日子，他是在一种忘我的热情里工作着的。他是个光荣的共产党员，只要还活着，他便工作，而且尽可能地多做一些。他宣传、组织、战斗……
我懂了我所不懂的一切。
“自由的血，
灌溉了自由的花，
鲜红的旗帜，悬挂在全世界！”
我记起了这首永不能忘却的小诗，记起到现在还活在我心里并教会了我一切的邓中夏同志！
一九四八年八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