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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penhauer说过这样的话：要估定人的伟大，则精神上的大和体格上的大，那法则完全相反。后者距离愈远即愈小，前者却见得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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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带着伤心，我们到厨房检查一下，水壶，水桶，小锅这一些都要卖掉，但是并不是第一次检查，从想走那天起，我就跑到厨房来计算，三角二角，不知道这样计算多少回，总之一提起“走”字来便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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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雨如同游丝和网膜，我们的心是给牵挂住了。肩着重负，我们的脚步无奈何地移动在密林之中；路潮湿而且泥泞，有冷汗渗透了我们的头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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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难期间女人似乎也特别受难些。一些正人君子责备女人爱奢侈，不肯光顾国货。就是跳舞、肉感等等，凡是和女性有关的，都成了罪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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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了年和月的重累，负了山和水的重累，我已感到迢迢旅途的疲倦。负了年和月的重累，负了山和水的重累，复负了我的重累，我坐下的驴子已屡次颠蹶它的前蹄，长长的耳朵在摇扇，好像要扇去这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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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天：将近一年不通信了。你的近况我知道得很详细，我的情况，怕你未必知道吧。病，——这个讨厌的侵略者，总是不断地向我进攻，我呢，也紧抱着“抗战建国”的方案，“自力更生”“长期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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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的艰苦，使我们不能不深深的反省：我们的工业、武器，乃至学术、文艺，都有比不上人家的地方，可是，我们也有足以傲人的事，就是我们不怕死，张自忠将军的殉国便是最好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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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文人是要考科任官的，他们不能和娼优隶卒成为伍。读书人不劳动，劳动人为苦力人，所以我国读书人不肯打扫自己房间，俯下去揩一揩地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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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是我们新中国诞生的日子。从二十六年这一天以来，我们自己，我们的友邦，甚至我们的敌人，开始认识我们新中国的面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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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人类的灭亡是一件大寂寞大悲哀的事；然而若干人们的灭亡，却并非寂寞悲哀的事。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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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秋，谁都不免有一种凄迷哀凉的色调，浮上心头；更试翻古往今来的骚人、墨客，在他们的歌咏中，也都把秋染上凄迷哀凉的色调，如李白的《秋思》：“……天秋木叶下，月冷莎鸡悲，坐愁群芳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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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是有一些儿寒冷。不是除夕么？在我们的火炉上头，还存留了一星儿小小的火焰；一枝梅花横卧在案上，现出了残年的疲倦与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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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多而神劳，毋宁读书少而神逸。劳则纷无所得，逸则静有所会也。读书之法，宁迟勿快，宁静勿慌，宁少勿多，宁拙勿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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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在桂林，我看见了我以为就是彭贝末日的那么一种大火。半晴的天，已经全瞑了；顶强烈的风，倒仿佛没有什么动展，整个的空间被黑的烟，白的烟盖得满满的，她们好像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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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芳先生：信，四元钱，《救亡日报》副刊，均于昨日午后收到。今天恰巧是五一节，给您写回信。我觉得在我们的友谊上，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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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哲说：事实胜于雄辩。我当初很以为然，现在才知道在我们中国，是不适用的。去年我在青云阁的一个铺子里买过一双鞋，今年破了，又到原铺子去照样的买一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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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璀灿的明灯下，华筵间，我只有悄悄的逃逝了，逃逝到无灯光，无月彩的天幕下。丛林危立如鬼影，星光闪烁如幽萤，不必伤繁华如梦，——只这一天寒星，这一地冷雾，已使我万念成灰，心事如冰！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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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胡适博士曾经玩过一套“五鬼闹中华”的把戏，那是说：这世界上并无所谓帝国主义之类在侵略中国，倒是中国自己该着“贫穷”、“愚昧”……等等五个鬼，闹得大家不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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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的中国在我们的手里，胜利的中国在我们的面前，新生的中国在我们的望中。中国要从工业化中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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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其实是可以算知道的，然而我偏要这样说，——俄国歌剧团何以要离开他的故乡，却以这美妙的艺术到中国来博一点茶水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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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国人总喜欢说自己爱和平，但其实，是爱斗争的，爱看别的东西斗争，也爱看自己们斗争。最普通的是斗鸡，斗蟋蟀，南方有斗黄头鸟，斗画眉鸟，北方有斗鹌鹑，一群闲人们围着呆看，还因此赌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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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战中，我始终没有搁下我的笔，聊足自慰。可是，不能不感到惭愧的是我并没能写出一篇相当好的东西。有人说我写文章不自辨好坏，而只是瞎碰，碰好即好，碰坏即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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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过了十年创作生活；在这十年之中世变无穷，就是文坛也是花样几翻，时而浪漫文学，时而写实文学，时而普罗文学，真是层出不穷，一个作家站在这种大时代的旗帜之下，有时真不免惶惶然不知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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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耗传来，知道七年前曾与我们小有周旋的荆生将军，竟不幸而为仇家暗杀了。这件事，真使我们无论为友为敌的，都要起相当的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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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报解除不久，第二次警报又响了，并且接连着就是紧急警报。隔了半天敌机没有来，于是又解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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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回忆起往日，就怀念到寂寞，起了怅惘之感。在那矗立的松树下，松软的黄土上，她常常陪着我坐着，不说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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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的汉奸而外，还有半汉奸。此等汉奸虽未公然卖国通敌，可是他们寝食不忘的是他们个人身家的安全。他们利用他们的地位与金钱，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有个风声草动，他们比谁也跑得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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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着这支笔的手——自然是右手了，虽说不比吃饭，那是一定得要用口的，左手也可以写得字，不过，习惯教我从小起就用右手来写字了，并且话还是一样地说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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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中学生》创办人之一，从创刊号至七十六期止，始终主持着编辑等社务。所以在我，本志好比一个亲自生育、亲手养大的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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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文学，从他诞生，以至现在，其中历程是很长的，且又因果相生，而形成今日的文学，所以新文学与旧文学绝不是没有关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