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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窗一张长桌，不能肯定是书桌，或饭台，或洗脸架。桌上散铺一堆文稿，横七竖八躺着几支秃头木笔、旧钢笔和开着的红墨水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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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民国二十三年，曾在考试院住过几天，也在此会场讲过话，所以这次重来，非常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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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北京不到两个月。这一天我在中央公园里吃冰，几位同来的朋友先散了；我独自坐着，翻开几张报纸看看，只见满纸都是讨伐西南和召集新国会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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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提笔含泪写着这篇《悼戈公振先生》的时候，正在十月二十四日下午从中国殡仪馆哀送戈先生大殓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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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的博物院带画院，只检大的说，足足有十个之多。在巴黎和柏林，并不“觉得”博物院有这么多似的。柏林的本来少些；巴黎的不但不少，还要多些，但除卢佛宫外，都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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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读完这篇小说的时候，我们最初的感觉就是：这篇东西不是一口气写的，而是断断续续的凑合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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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是一种奢华：且不说酒肉势利，那是说不上朋友，真朋友是相知，但相知谈何容易，你要打开人家的心，你先得打开你自己的，你要在你的心里容纳人家的心，你先得把你的心推放到人家的心里去；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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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参加了一个讨论会，讨论赵树理先生的《李有才板话》。座中一位青年提出了一件事实：他读了这本书觉得好，可是不想重读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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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期（《独立》一零三期）里有寿生先生的一篇文章，题为《我们要有信心》。在这文里，他提出一个大问题：中华民族真不行吗？他自己的答案是：我们是还有生存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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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中国游戏文章，常想到日本的俳文，虽然讲起俳文又非回到游戏文章上来不可，这样说法似乎有点缠夹，但这是事实如此，因为俳文的根源可以说是本在中国，然而两者在本国文学上的地位却又很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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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丈之岩，瀑泉飞雪。九曲之溪，流水涵云。”——《宁波府志·形胜篇》。梦想雪窦山十余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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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京的客店里，我们大抵一起来就看报。学生所看的多是《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专爱打听社会上琐事的就看《二六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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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记得是那一部旧书上看来的了，大意说是有一位道学先生，自然是名人，一生拚命辟佛，却名自己的小儿子为“和尚”。有一天，有人拿这件事来质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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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弟：不幸早就笼盖在我们的头上，我曾用了全力去顶撞，我想用我的手臂高高扬起，冲破了它；我也想用我的脚，把土地踏成了一个深洞，我们都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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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事实）正当济南那样潇洒的城池被×国的黄衣军用重炮轰毁之后的一个周年，显然是天下太平景象了！各处正在改新的制度，党部显出活力的控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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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要讲的题目，发表出来的是“眼前文化的趋向”，后来我想了想恐怕要把题目修改几个字，这题目叫作“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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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校时代，在年龄上是指十三四岁到十八九岁的一段。我今年四十六岁，我的中学校时代已是三十年以前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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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他看见了马颈上的那串铜铃，他的眼睛就早已昏盲了，已经分辨不出那坐在马背上的就是他少年时的同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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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丝》五七期上语堂先生曾经讲起“费厄泼赖”（fairplay），以为此种精神在中国最不易得，我们只好努力鼓励；又谓不“打落水狗”，即足以补充“费厄泼赖”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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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崇拜——菩萨，勿要再——吃素。我们快信耶稣，同走——天堂路！快快信——耶稣，快快信——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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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记之一写什么是一个问题，怎么写又是一个问题。今年不大写东西，而写给《莽原》的尤其少。我自己明白这原因。说起来是极可笑的，就因为它纸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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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州秦百户，关防犹可恃，焉得一万人，疾驱塞芦子？——塞芦子一到福州去由南平到福州去的船，凌晨五点钟开行，我们在四点钟赶上船去，船已经挤得象腌菜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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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午餐刚毕，便有人叫道：“快来看火山，看火山！”我们知道是经过意大利了，经过那风景秀丽的意大利了；来不及把最后的一口咖啡喝完，便飞快的跑上了甲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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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时，就是民国二三年时候，北京的几个国家银行的钞票，信用日见其好了，真所谓蒸蒸日上。听说连一向执迷于现银的乡下人，也知道这既便当，又可靠，很乐意收受，行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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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呀，请你祝福我，帮助我驱除览稿之念，好让我平安地过活，把你的爱女养大成人。她，是你所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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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再别康桥》）志摩这一回真走了！可不是悄悄的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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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是个尊重自由的国家，从伦敦海德公园（HydePark）可以看出。学政治的人一定知道这个名字；近年日报的海外电讯里也偶然有这个公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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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太太现在是早经做了祖母，也许竟做了曾祖母了；那时却还年青，只有一个儿子比我大三四岁。她对自己的儿子虽然狠，对别家的孩子却好的，无论闹出什么乱子来，也决不去告诉各人的父母，因此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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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朦胧，鸟朦胧，帘卷海棠红”这是一张尺多宽的小小的横幅，马孟容君画的。上方的左角，斜着一卷绿色的帘子，稀疏而长；当纸的直处三分之一，横处三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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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莱的《晚钟》在西洋名画中是我所最爱好的一幅，十余年来常把它悬在座右，独坐时偶一举目，辄为神往，虽然所悬的只是复制的印刷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