俳文原来是日本的名词，具说当云俳谐文，或俳谐体的文章。日本古时诗歌形式本有好几种，后来只存短歌一体，通称和歌，即以五七五七七凡五节三十一音合成的小诗。这原应分作五七，五七，七这三段落，可是普通总分为五七五，七七两节，于是有时两人联句合作，为连歌之原始，或区别之曰短连歌。普通所谓连歌皆是长连歌，即以和歌十八或廿五或五十首连接而成，称曰三十六韵或五十或百韵，由三人以上联句，宜于歌会雅集，但最多的还是三十六韵，因古时有三十六歌仙之选，遂亦名之曰歌仙。据说在平安朝后期即十一世纪初已有连歌，至室町朝（十三四世纪）乃有俳谐连歌兴起，后略称俳谐，读若Haikai，今欧人即用此称以指俳句，其实俳句原只是俳谐连歌的第一句，后来独立成为短诗之一体者也。俳文者即是这些弄俳谐的人所写的文章。有名的俳人向井去来曾说：
“以俳谐写文章为俳谐文，咏歌为俳谐歌，躬行则俳谐之人也。”
俳谐的名称当然是出于中国，讲出典的必引《史记·滑稽列传》索隐云：
“姚察云，滑稽犹俳谐也。”又谷素外《俳谐根源集》引《左传正义》云：
“宋太尉袁淑取古之文章令人笑者次而题之，名曰‘俳谐集’。”查《隋书·经籍志》，有《俳谐文》十卷，袁淑撰。今其书虽已佚，在唐代类书如《艺文类聚》《初学记》中尚有留遗，据严铁桥辑《全宋文》卷四十四所录共有五篇，而以《驴山公九锡文》为最有名，引书名或为“俳谐记”或为“俳谐集”，均不能一致。杜子美集中亦有《戏作俳谐体遣闷二首》，其词云：
“异俗可吁怪，斯人难并居。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旧识能为态，新知已暗疏。治生且耕凿，只有不关渠。
西历青羌坂，南留白帝城。於菟侵客恨，粔籹作人情。瓦卜传神语，畬田费火声。是非何处定，高枕笑浮生。”《范石湖集》中也有类似的作品，卷二十三中有《上元纪吴中节物俳谐体三十二韵》，很看得出是模仿老杜的，后半有数联云：
“筳巫志怪，香火婢输诚。帚卜拖裙验，箕诗落笔惊。微如针属尾，贱及苇分茎。”细写扫帚姑筲箕姑针姑苇姑等民间习俗，但后边就接着说：
“末俗难诃止，佳辰且放行。”又云：
“生涯唯病骨，节物尚乡情。掎摭成俳体，咨询逮里甿。”可见他对于这些事都很有情意，与老杜看巴蜀异俗的态度不同，唯其为俳谐体则一也。此等诗中并不见有啮妃女唇甘如饴，或迫窘诘屈几穷哉的话头，似乎看不出什么俳谐的地方，但如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用常语写俗事，与普通的诗有异，即此便已是俳谐，日本俳谐师所谓以俳言作歌，亦是谓常谈平话而非古文雅语耳，此亦是二者相近的一点也。散文方面却很有点不同，袁阳源的那些九锡或劝进文等拟作其俳谐味差不多就在尊严之滑稽化，加上当时政治的背景，自然更有点意思，这是可暂而不可常的，若是动物之拟人化那是“古已有之”的玩意儿，容易觉得陈年，虽然喜欢这套把戏的人倒是古今都不会缺少的。正经如韩退之也还要写《毛颖传》之类，可以知道这里的消息了，不过这是没有出路的，我个人无论怎么喜欢俳谐之作，此时也不得不老实的说也。
日本的俳文有一种特别的地方，这不是文人所做而是俳人即俳谐诗人的手笔，俳人专做俳谐俳连歌以及俳句，（在以前称为发句，意云发端的一句。）也写散文，即是俳文，因为其观察与表现之法都是俳谐的，没有这种修练的普通文人便不能写。其实俳谐文学也经过好些变迁，俳文的内容并不一样，有的闲寂幽玄，有的洒脱飘逸，或怡情于花鸟风月，或留意人生的滑稽味，结归起来可分三类，一是高远清雅的俳境，二是谐谑讽刺，三是介在这中间的蕴藉而诙诡的趣味，但其表现的方法同以简洁为贵，喜有余韵而忌枝节，故文章有一致的趋向，多用巧妙的譬喻，适切的典故，精练的笔致与含蓄的语句，又复自由驱使雅俗和汉语，于杂糅中见调和，此其所以难也。松尾芭蕉（1644—1694）是俳谐开山的祖师，他将连歌从模拟与游戏中间救了出来，变成一种寄托自然与人生的文艺，所写文章亦即为俳文的首源，门人森川许六编《风俗文选》十卷，集录芭蕉及其门下所为文，甚为后世所珍重。横井也有（1702—1783）继其后为俳文大家，著有文集《鹑衣》四编凡十一卷，称为绝作，其后篇卷下有《六林文集序》，曾评芭蕉的俳文云：
“芭蕉之文正而俗中不失雅，譬如高门之士，扮作草笠道袍，花下凭几，而成串团子终不下手，单饮茶休息着。不到此境地的人难及也。”此种文章读且不易，更不必说译了，前年冬天偶写《老年》一文，曾将芭蕉的一篇《闭关说》译出抄在里边，今便转录于下，取其现成可以利用作俳文之一标本耳。其词云：
“色者君子所憎，佛亦列此于五戒之首，但到底难以割舍，不幸而落于情障者，亦复所在多有。有如独卧人所不知的藏部山梅树之下，意外的染了花香，若忍冈之眼目关无人看守者，其造成若何错误亦正难言耳。因渔妇波上之枕而湿其衣袖，破家失身，前例虽亦甚多，唯以视老后犹复贪恋前途，苦其心神于钱米之间，人情物理都不了解，则其罪尚大可恕也。人生七十世称稀有，一生之盛时乃仅二十余年而已。初老之至，有如一梦。五十六十渐就颓龄，衰朽可叹，黄昏即寝，黎明而起，醒时思惟，复何所贪耶。愚者多思，烦恼增长，有一艺之长者亦长于是非。以此为渡世之业，在贪欲魔界中使心怒发，溺于沟洫，不能善遂其生。南华老仙破除利害，忘却老少，但令有闲，为老后乐，斯知言哉。人来则有无用之辩，外出则妨他人之事业，亦以为憾。孙敬闭户，杜五郎锁门，以无友为友，以贫为富，庶乎其可也。五十顽夫，书此自戒。
朝颜花呀，白昼是下锁的门的围墙。”
末行是一首俳句，大意是说早晨牵牛花开着，或者出来一走，平时便总是关着门罢了。又有一篇《徒然词》，因为篇幅很短，也就译录于后：
“居丧者以愁为主人，饮酒者以乐为主人。住于愁者以愁为主人，住于徒然者以徒然为主人。西行上人诗有云，若无寂寞则山居亦难耐，是以寂寞为主人罢。又咏曰：
山乡里又在叫谁呢，呼子鸟？
我本是想独居的。
没有比独居更有趣的事了。长啸隐士曰，客得半日之闲则主人失半日之闲。素堂常爱此言，余亦有句云：
使忧郁的我更寂寞也罢，闲古鸟。”
这一篇小文虽然有名，可是不能译得好，只能看其大意而已。呼子鸟与闲古鸟本是一物，据说他的叫声很是凄寂，在中国大约是布谷之类吧。徒然作无聊解，题目如此，今仍之。横井也有的俳文佳作甚多，前篇卷下有《妖物论》即其一，其文云：
“世间有妖物这东西，多出现为女人小儿，虽然听说有大和尚头，剃顶搭者却终未听见过。或问，只在夜里出来，何故？答云，因为白昼常有小孩们聚集，觉得麻烦。此殆可谓即事的名言欤。如与小胆的作对手，其技艺便大有成就，若遇武功之人则蒙意外的失败。鬼化伯母，索还胳膊，狐化伯父，训斥设弶。诚然，鬼如为伯藏主，而狐变为伯母，则其情状亦遂无甚意思耳。凡此者其皆正风自然之本姿所应尔耶。人们大抵总说是狐狸所为，偶然亦有猫精水怪的消息，但原形之追究乃使后台显露，殊无趣味。只是别无道理的妖怪，斯乃大有风致也。抑神因洒汤而附体，佛因称名而来迎，唯此妖物与百物语相感应，乃无一定之形，既不载于《三才图会》之书，亦不及于《训蒙图汇》之笔，但留其可耻的形貌于红面的小人书而已。且古今之美人国色其末路皆不雅观，或落魄关寺，或彷徨桧垣，或为猿泽池之藻屑所缠，或为马嵬原之草叶所覆，终复归于东坡九相之鉴定，亦正太烦，唯独此物之终，不藉拉幕之阴影，亦不需扫帚抹布之随其后，消灭似的忽然不见，此真是说不尽的可喜庆者也。”
也有的这篇《妖物论》拿去与芭蕉的《闭关说》相比，显见得庄谐很有不同了。芭蕉差不多是金冬心所谓心出家庵饭粥僧，虽然他的著作全没有方外的酸馅气，但是他有闲寂自然与禅悦相通的俳境，不是凡人所能企及，他的诗不必说，文亦都能表示出这境界来。也有乃是中流士人，既弄俳谐自然奉芭蕉为祖师，却不见得有禅的趣味，一方面正当滑稽文学盛行，又因为敦厚的性格与博洽的知识，使他不能就走入那边去，结果是仿佛站在中间，自成一种姿态，我们如改评语来说，花下凭几，随手抓成串的团子吃，却仍不失其高致，庶几得之。芭蕉之风熄矣，人琴俱亡，再说闭关者犹画有脚蛇也，《鹑衣》四编更为平易近人，至近称为俳文的杰作，上文略加引述，以见一斑，至于谐谑讽刺的一路，因为重在文字上的游戏，移译更难，姑从略。
日本散文的系统古时有汉文和文两派，至中古时和汉混淆别成一体，即为今语文的基本，俳文于此更使雅俗混淆，造出一种新体裁，用以表现新意境耳。到了现代则西洋文学思想流入国中，文字又一改变，蒙田阑姆的文章既多读者，自有影响，此等岂非洋俳文乎？故现今日本的随笔（即中国所谓小品）实在大半都是俳文一类，除高滨虚子尚自称其文集为新俳文外，并没有人再标榜俳文，也没有人咒骂，这情形其实是对的，虽然在中国这恐怕永久不会得被了解。平心的想，这在中国也是对的，盖中国是惜字——崇拜文字的国，有经书的国，与日本绝不相同，大家希望以文章报国或救国，眼见得如此被随便的使用，又那得不辫发上指屋栋也。
附记
也有文中“妖物”正译当作妖怪，原题如此写，故名从主人。罗生门的妖鬼为渡边纲所败，失其一臂，乃化形为纲之伯母，将臂取还。猎人设弶捕狐，狐幻为伯父伯藏主来加以禁诫，乃为油煎老鼠所诱，终落弶中，见狂言。正风亦云蕉风，谓芭蕉派的俳谐。猫精原云猫又，水怪云河童，或谓即中国所云水虎，恐未的。小野小町老后落魄，乞食于近江之关寺，谣曲中有《关寺小町》一篇。筑紫之名妓桧垣年老穷居，有访之者，见白发老妪汲水进陋屋去，盖即其人云。又奈良朝有宫人失宠，投猿泽之池以死，帝哀之，至池边吊其遗迹，见《大和物语》。马嵬当然是杨贵妃的故事。原文云左良左礼，直译为被横陈于草叶，稍不顺遂，漫改作覆字。九相者列举死后形相，自新死相至骨散相古坟相，盖出于佛教之不净观，云苏东坡有诗，查诗集却未见。百物语是一种说鬼的会，夜间集数人轮流说鬼怪故事，油灯中燃灯心百枝，每讲一故事了则灭其一，夜渐阑那灯亦渐暗，至百物语讲了而灯灭，必有可怕的怪物出现云。廿六年四月十八日记于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