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中興，以幽、冀、幷州兵克定天下。始於黎陽立營，領騎常千人，以謁者監之，號黎陽兵，而京師南北軍如故。北軍並胡騎、虎賁二校爲五營，置北軍中侯，易中壘以監之，領於大將軍。光祿勳省戶、騎、車三將及羽林令，都尉省旅賁衛士，領於太尉。建武六年，始罷郡國都尉，並職太守，無都試之法，惟京師肄兵如故。明年，罷天下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及軍侯吏，盡還民伍，唯更踐如故。九年，省關中都尉。十三年，罷左右將軍。二十三年，罷諸邊郡亭侯吏卒。
案：光武久在兵間，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欲息肩，文書調度，一切務從簡寡。由是內省營衛之士，外罷徼候之職。又自西都之季，都試或以爲患。韓延壽始以試士潛擬不道誅，而翟義之反王莽，隗囂之劫更始，李通之勸光武，皆以秋試，因勒車騎，誅守長，號令起事。光武懲之，遂罷不講，自是漢兵法始大變壞。善乎應劭論之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自郡國罷材官、騎士之後，官無警備，實啓寇心。一方有難，三面救之，發兵雷震，一切猝辦，黔首囂然，不及講其射御，用其戒警。一旦驅之以即強敵，猶鳩雀補鷹鸇，豚魚曳豺虎，是以每戰常負，王師不振。張角蕩搖，八州併發，牧守梟列，流血成川爾。遠征三邊殊俗之兵，忿鷙縱橫，多僵良喜事，以爲己功。不教而戰，是謂棄之，跡其禍敗，豈虛乎哉！
然終建武之世，已不能遵守前法，罷尉省校，輒復臨時補置（七年罷長水、射聲二校，十五年復增屯騎校。九年省關都尉，十九年復置。而邊郡亦往往復置尉。）。明帝之初，以爲野無風塵，乃悉罷沿邊屯兵。其後北方有變，則復置度遼營（明帝永平八年鄭衆言）；南蠻或叛，則置象林兵（和帝永元十四年）；羌犯三輔，則置長安、雍二尉（安帝永初四年）；鮮卑寇居庸，則置漁陽營（安帝建光元年）。其後盜作，沿邊緣海稍稍增兵（順帝永建元年令緣邊郡增置步兵，列屯塞下。）。而令扶風、漢陽築隴道三百塢（順帝永和元年），魏郡、趙國、常山、中山六百一十六塢（〈西羌傳〉），置屯多矣。始募死罪繫獄囚出戍，聽從妻子自佔邊縣以爲常。自後往往五營緹騎、虎牙之士迭出征戍。
（按：）漢事略循周畿之制，訖於西京，都兵無過一、再出。自中興郡兵不練，而南北二軍交驚於境。安、順以來，竇憲（永元元年）、鄧鴻（永元六年）、何熙（永初三年）三將以擊，劉尚（永元九年）、鄧騭（永初元年）、任尚、朱寵（永初五年）、馬賢（永和五年）、張僑（永和六年）六七將以討羌，而鮮卑之寇（永和二年），南單于之變（永和八年），亦數移屯，連年暴露。由是王旅無復鎮衛之職，而奔命四方之不暇。又方募爲陷陣（〈西羌傳〉），徵爲積射，召爲義從。大抵創立名號，皇甫規所爲。列屯坐食之兵衆矣。卒於中官之誅，結援外將。故夫漢之禍，光武之銷兵爲之也。
至安帝永初間，募人錢穀，得爲虎賁、羽林、緹騎營士，而營衛之選亦衰。當是時，邊郡守禦之兵不精，內郡五衛之備不修（見陳忠疏），諸羌轉盛，二千石守、令並無守戰意，皆爭徙避寇。於是徵兵會衆，搖動數州，增賦借奉，費八十餘億，暴露師徒，連年而無所勝。至於順帝，始令郡舉五人，教習戰射。然而有憚遠役，而郡兵始叛矣（永和二年）。
（按：）古人調兵，各從其方之便。高宗伐楚，蓋裒荊旅；武王克商，實用西土。至於徵徐以魯（〈書．費誓〉），追貊以韓（〈詩．奕〉），平淮以江、漢，略見於經，可考也。齊桓東討陳濤，唯及江黃，北入山戎，亦因燕威衆，蓋猶有節制者。自晉文城濮之役，以秦師從諸侯力征，唯黨是與，無復先王之舊矣。漢氏獨得古意，役民以法。大帥徵師，其備胡則上郡、隴西、北地，事越則會稽、豫章，擊朝鮮則舉遼東，開西南夷則巴蜀。移兵赴遠，不過一、再。自東都兵不能繼，然後盜起一方，而羽檄被於三邊（魏王朗曰：一隅馳羽檄，則三邊被荒擾，此亦漢氏近世之失。）民不堪命，至於背叛。此興荊、揚、兗、豫四州之卒，擊象林萬里之蠻，李固所以憤惋也（《通鑑》順帝永和三年）。
雖改領以步騎五千，費用四十四萬億，凡一年百八十戰，羌寇略定，黃巾遂作（建寧二年，羌平。中平元年，黃巾張角反。）。所在盜賊，不可勝數，朝廷不能討，於是置八關都尉（中平元年）、十三州牧、西園八校尉，以小黃門蹇碩統之，雖大將軍亦屬焉。帝亦自留心戎事，乃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躬擐介冑，稱無上將軍。
（按：）三代而上，兵權散主。有扈之師，六事鹹在；牧野之戰，三卿同出。《書》稱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而〈常武〉詩亦曰：“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夫太保，相也，非南宮毛之使不能專令兵師；齊侯，將也，非太保之命不敢擅興禁旅。且以二兵百士，而二三大臣參互職掌。至於皇父整師，尹氏播令，程父出征，則兵無專主，將無重權，大略可考。是以兵滿天下，居然無患。迨及叔季，司馬世官，爰以命氏。馴至諸侯更霸，大夫藏甲。孔子作《春秋》，凡書帥師，譏臣專也。自後兵多常聚，帥多世守，文武異途，將相爭長。吳起與田文論功，而廉頗之賢，恥居藺卿之下。兵之所在，權實歸之，是以在外則外重，在內則內重。漢氏兵制，庶幾乎古。南北二軍，不能兼屬，而握兵之臣，輒重於時。太尉、相國，列爲三公；城門領兵，得如五府。是故諸呂謀難，必先監軍；平、勃交歡，勢不相下。孝文入繼大統，不俟移日，奪絳侯之柄，歸代邸之臣，蓋忌之也。武帝留意邊功，增設營校，卒置大司馬官，尊寵將帥，以寇諸軍。大臣之權，尤偏重於將矣。託孤霍光，丞相不與，而霍光親戚分典兵衛，往往諸奴視相府烏有也。宣帝不堪，至赤其族。惜乎！亦出一切矯枉之計，悉易諸屯，付之所親子弟。權臣稍削而宦官、外戚始用矣。厥後董賢、王鳳代爲元戎，以基王莽篡奪之禍。光武中興，益制前事，內省校士，外罷郡兵，欲以銷患，而良法蕩然。當時滎陽不過千騎，公掾監領，超遷牧守，其任不輕。自後令出房帷，政歸臺閣，戚宦迭將，更相傾奪。然五營畏服中人，公卿就戮，爲之掃地。何進、袁紹不勝其忿，於是內置園校，陽尊黃門；外重州牧，實召邊將。閹豎雖剪，而董卓之禍以成。義軍四起，羣牧爭政，漢遂三分。由此觀之，外內輕重，一系於兵。三代之制，爲不可易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