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几年过去了。

　　是秋凉的一天。一辆旅行马车驰近了省城C的一家头等旅馆的阶前；一位绅士微微欠伸，打着呵欠，从车里下来，他还并不算年高，但是身体已经发福得一般可以称为可尊敬的地步了。他走上扶梯，到了二层楼上，在一条宽阔的走廊的入口处站住，看见眼前没有人在，便高声喊说要开一个房间。什么地方的门响了，一个高大的侍者从一架低矮的屏帷后闪了出来，侧着身子急步上前，发亮的背影和他那卷起的衣袖，在半明半暗的走廊中不断闪动。旅客一走进房间之后，立刻就抛下了他的外衣和围巾，往沙发上一坐，两拳拄在膝上，好像刚刚睡醒似的先向四周看了一眼，然后吩咐把他的仆人喊来。侍者一闪，又不见了。这位旅客并非别人，就是列兹涅夫。他是为了兵役的事情从乡间到C城来的。

　　列兹涅夫的仆人，一个鬈头发面颊红润的小伙子，穿一件灰外衣，束着一条蓝腰带，脚上着一双软毡鞋，跑进房来。

　　“瞧，好小子，咱们不是到了，”列兹涅夫说，“可你还时刻害怕轮上的铁箍会掉。”

　　“到了，”仆人回答，从外衣的高领子里试想笑一笑，“可是铁箍怎么就不掉呢……”

　　“这儿有人么？”走廊上一个人的声音响了。

　　列兹涅夫一怔，谛听着。

　　“喂！有人么？”又喊了一声。

　　列兹涅夫站起来，走到门边，很快打开了门。

　　在他面前站着一个高大、佝偻、头发几乎完全灰白了的男子，穿着一件缀有铜纽扣的旧呢外套。列兹涅夫马上就认出他来了。

　　“罗亭！”他激动地喊道。

　　罗亭转过身来。他分辨不出列兹涅夫的形貌来，因为他是背光站着的，因此只是迷惑地望着他。

　　“您不认识我了么？”列兹涅夫说。

　　“米哈伊罗·米哈伊里奇！”罗亭喊了一声，伸出手来，但又感到犹豫，正要把手缩回去。

　　列兹涅夫赶紧把他的手抓过来，握在自己的双手里。

　　“进来，到我房里来！”他对罗亭说，把他拖进了自己房里。

　　“您改变多了！”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列兹涅夫说，不由自主地压低了声音。

　　“是的，别人也这样说，”罗亭回答，眼睛漫视着室内，“岁月催人……可您，还是老样子。阿列克山得拉……尊夫人，好么？”

　　“谢谢，她很好。可是您怎么碰巧也上这儿来的？”

　　“我？这可说来话长。老实说，我是偶然来到此地的。我来找一个熟人。不过，我很高兴……”

　　“您打算在哪儿午餐？”

　　“我？不知道。随便什么饭馆里吃一顿吧。我今天一定得离开此地。”

　　“一定？”

　　罗亭含意深长地微微一笑。

　　“是的，一定。我是被遣送回籍去的。”

　　“跟我一块儿午饭吧。”

　　罗亭第一次直望着列兹涅夫的眼睛。

　　“您是邀我跟您一块儿午饭么？”他说。

　　“是的，罗亭，正跟往常，跟老朋友一样。好吗？我想不到会碰上您，也只有上帝才知道咱们什么时候才能再碰上。咱们是不能像这样分手的。”

　　“很好，我同意！”

　　列兹涅夫紧握了罗亭的手，喊他的仆人进来，吩咐备餐，还要了一瓶冰冻的香槟酒。

　　用餐的时候，列兹涅夫和罗亭仿佛不约而同地一直谈着他们的学生时代，回忆起许多事和许多人——已故的和还活着的。起初，罗亭说话还很勉强，但是喝下几杯酒之后，他的血液却渐渐温暖起来。终于，侍者把最后的菜碟撤去了。列兹涅夫站起来，关上门，又回到桌旁，面对罗亭坐了下来，安静地把下巴托在双手里。

　　“唔，现在，”他说，“请把咱们别后您的情况全都告诉我吧。”

　　罗亭望着列兹涅夫。

　　“天哪，”列兹涅夫不禁又一次想道，“他改变得多么厉害啊，可怜的人！”

　　其实，罗亭的容貌，特别是和我们上一次在驿站上遇见他的时候比较起来，改变得也并不多，虽则日益逼近的老年已经在他的脸上打下了烙印；但他脸上的表情却大不相同了。他的眼睛的神色也迥异从前；他的全身，他那一时缓慢一时急促的动作，他那无精打采、断断续续的言语，全都表现出一种极端的疲乏，一种隐秘而平寂的悲哀，这和他从前惯于装出的那种半真半假的忧郁是完全不同的，只有那些充满希望、自信和自尊的青年人，一般说来，才会假装忧郁的。

　　“把我的情况全都告诉您？”他说，“全都告诉，这不可能，也大可不必……我十分疲累，到处漂泊，不仅在肉体上，在精神上也是一样。多少事、多少人令我失望——天哪！跟多少人打过交道啊！是的，多多少少！”罗亭重复一句，注意到列兹涅夫正以一种特别的同情在望着他的脸。“有多少次我自己的话使我自己也觉得可憎——不仅出自我自己的唇边，而且也出自和我同调者的口里！有多少次我从孩子般的任性使气变得像驽马似的鲁钝麻痹，就是痛加鞭笞，却连尾巴也一动不动……有多少次我是空欢喜，空指望，白白地结怨树敌，屈辱自己！有多少次我像苍鹰般疾飞高举——结果却像个碎了壳的蜗牛，爬回原地！……什么地方我不曾到过！什么路我不曾走过！……而路，有一些，是脏的，”罗亭添上一句，稍稍转过头去，“您知道……”他继续说……

　　“我说，”列兹涅夫打断了他，“咱们曾有一个时候是惯常彼此称‘你’的。你看怎么样，咱们恢复那个老习惯吧？……来，咱们为这个‘你’，干杯！”

　　罗亭一怔，抬起身来，在他的眼里闪出了一种非言语所能表达的什么。

　　“来，干杯，”他说，“谢谢你，兄弟，咱们干杯！”

　　列兹涅夫和罗亭干了杯。

　　“你知道，”罗亭重新开始，把“你”字说得特别重，脸上带着微笑，“在我的心里有一条什么虫，它啃我，蛀我，永远也不让我安静。它让我撞上许多人——起先是他们受了我的影响，但到后来……”

　　罗亭在空中挥了挥手。

　　“自从跟您……跟你分手以后，我尝试过很多，经历过不少……三番五次，重新开始生活，从头做起——而结果，你看！”

　　“你就是没有恒心。”列兹涅夫好像自言自语地说道。

　　“正像你所说的，我没有恒心！……我永远也建筑不了什么；可是，兄弟，要建设什么，但脚下没有地基，要自己先打基础，这真不简单。我的各种雄图，更准确地说，我的各种失败，我不想跟你多描写了。我只想告诉你两三件事情……——在我的一生，只有那时候，成功仿佛在向我微笑，啊不，应该说，我开始希望得到成功——这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啊……”

　　罗亭把他的已经稀疏的灰白头发往后一掠，那姿式正和他往时惯把他的浓密的黑发向后掠去一样。

　　“好，你听着吧，”他开始说，“在莫斯科，我碰上了一位够古怪的先生。他很有钱，有很大的产业；没有干差事。他的主要的、唯一的癖好，就是爱好科学，一般的科学。一直到今天，我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他会发生这种癖好。这和他简直是牛头不对马嘴。他拼命想显得高明，几乎连话也不会说，只是神气活现地滚着眼珠，若有其事地晃着脑袋。我，兄弟，从来也没碰到比他还低能，还蠢笨的人了……在斯摩林斯克省，有些地方，除了黄沙和几簇连什么动物也不要吃的草以外，一无所有。同样，事情一沾上他的手，就准会落空——凡事好像都从他的手里溜掉了，溜得无影无踪；可他还是发狂似的要把本来平易的事情弄得十分麻烦。假如要依他的主意，人们就得不用口，倒是要用脚来吃饭了。真的。他不倦地工作呀，写呀，读呀。他以一种固执的不折不挠的精神，一种可怕的耐心爱着科学；他的自尊心极强，有着铁般的意志。他一个人生活着，是个出了名的怪物。我结识了他……唔，他也喜欢我。老实说，我是很快就看透了他的，但是他的狂热感动了我。况且，他广有资财；利用他是可以做许多好事，许多真正有用的事来的……我就住到他那里去，最后，还和他一起来到了他的领地。我的计划呀，兄弟，真是规模庞大：我梦想过各种各色的改善，革新……”

　　“你可记得，正像在拉松斯卡雅家里一样。”列兹涅夫说着，带着善意的微笑。

　　“哪里的话！那时候，我心里明明知道我的话是白搭；可这一回……这一回，一种全然不同的天地展开在我的眼前了……我带去了许多农业书籍……说老实话，那些书我一本也没有从头到尾读完……这样，就着手干起来了。起先，事情并不像我自己所预料；但后来，好像也有点进展。我的新朋友一直一言不发，看着我，他没有干预我，那就是说，没有大张旗鼓地反对我。他接受我的意见，并且实行起来，但总是悻悻然，固执己见，心里对我并不信任，对一切都保留他自己的想法。他把自己的每一种想法都看得了不起。他死揪住自己的想法，好像一只瓢虫好不容易爬上一片草叶的尖端，爬上去了以后，它就在上面坐着，坐着，好像要展翅起飞的样子——而突然间，摔了下来，于是又从头爬起……请不要奇怪我的这种比喻。这是当时就在我的心里酝酿着的。这样，我在那儿硬撑了两年。无论我多么苦心孤诣，事情仍然进展得不妙。我开始疲倦了，我的朋友讨厌我，我挖苦他，他好像一床羽毛褥子似的使我气闷；他对我的不信任，变成了一种不出声的忿怨；我们两人之间互相充满了敌意，简直再也不能谈什么事情了；他不声不响地总想给我证明，他是不会受我的影响支配的；我的计划或者是被篡改了，或者就干脆撂在一边。终于，我觉察到，我不过在一位地主老爷家里扮演了一个清客式的食客而已。无谓地浪费了我的时间和精力，这对我是很痛苦的，更痛苦的是，我觉得我的希望是一次再次地受骗了。我很知道，假如我走掉，我会蒙受损失；但是我无法控制自己，于是，有一天，在我亲眼看见一场痛苦而可恶的把戏，照出了我的友人的原形之后，我终于和他闹翻了，走掉了，扔下了这位俄国麦粉和德国蜜糖混合捏成的老爷学究……”

　　“这就是说，你扔掉了你每天的面包喽。”列兹涅夫说着，把双手搭在罗亭的肩上。

　　“是的，这样，我就又一次落得一身轻，赤条条，大地茫茫，来去无牵挂了……哎，咱们干一杯！”

　　“祝你健康！”列兹涅夫说着，站起来吻了罗亭的前额。“为了你的健康，也为了纪念波科尔斯基……他，也知道怎样安贫的。”

　　“喏，这就是我的第一号冒险记，”罗亭稍停了一刻以后，继续说，“还说下去么？”

　　“说下去，请。”

　　“哎，我不想说话了。我真说累了，兄弟……管它，说就说吧。在东闯西荡之后——顺便，我本可以告诉你，我差一点点做了一位大人物的秘书，以及以后的种种，但是这可扯得太远了——在东闯西荡之后，我终于决定要做一个事业家——请不要笑，——一个务实的人了。事情是这样发生的：我结识了一位……你也许听说过他……一位库尔别叶夫……没听说过？”

　　“哦，没听说过。可是，天哪，罗亭，凭你的聪明，你怎么竟想不到，做个事业家……请原谅我说句双关话……根本就不是你的事业呢？”

　　“我知道的，兄弟，根本不是；可是，话说回来，什么又是我的事业呢？只要你见过这个库尔别叶夫一面！请你可别以为他是那种空空洞洞的吹牛大家。人家都说我也曾算得个会说话的。可是跟他一比，我就完全算不得什么了。这人有惊人的才学，知识广博，有头脑，兄弟，对于工商企业，简直有创造性的天才。他的脑里仿佛是汹涌着最大胆、最出人意料的计划。我跟他联合起来，我们决定要把我们的力量用到一种公用事业上去。”

　　“是什么事业，我可以知道么？”

　　罗亭低下了眼睛。

　　“你会笑的。”

　　“那为什么？不，我不笑。”

　　“我们决定要疏浚K省的一条河道，使它通航。”罗亭说着，带着不好意思的微笑。

　　“好家伙！那么说，这位库尔别叶夫一定是个资本家喽？”

　　“他比我还穷。”罗亭回答，默默地低垂了他的灰白的头。

　　列兹涅夫正要笑开了，但又突然停止，握住了罗亭的手。

　　“请原谅，兄弟，”他说，“这实在太出乎我的意料以外了。唔，这么说，你们的事业一定只是停留在纸上的啊？”

　　“也并不完全如此。我们还是开始施工了。我们雇了工人……干了起来。但是立时就碰到种种阻碍。首先，磨坊老板们就根本不赞成我们；此外，我们没有机器就对付不了水道，但又筹不到足够的买机器的钱。六个月来，我们住在窑洞里。库尔别叶夫经常只吃面包，我也总是饿肚子。可是，我也毫无遗憾：那里的大自然真美极了。我们努力，奋斗，向商人们呼吁，写信，散传单。结果，把我的最后一文钱花光之后，完事。”

　　“唔！”列兹涅夫说道，“我想，把你的最后一文钱花光，怕不是难事。”

　　“当然不难。”

　　罗亭望着窗外。

　　“可是这计划，老实说，是不坏的，会带来很大的好处。”

　　“库尔别叶夫后来怎样了呢？”列兹涅夫问。

　　“他？他现在在西伯利亚，挖金子。你瞧着吧，他终久会发财的；他不会落空的。”

　　“也许；可是你怎么也发不了财。”

　　“我？这有什么办法！可是，我知道，在你的眼睛里我永远就是一个百无一用的家伙。”

　　“你？得了，兄弟！的确，有一个时候，我的眼睛只看到了你的弱的一面；但是现在，相信我，我已经学会了怎样来尊重你。你自己是不会发财的。……真的，就是为了这一点，我才爱你的……真的！”

　　罗亭淡然一笑。

　　“真的？”

　　“就为了这一点我才尊敬你！”列兹涅夫重复说，“你明白我的意思么？”

　　两人都沉默了一会儿。

　　“那么，还要往下说第三件么？”罗亭问。

　　“请赏光。”

　　“遵命。第三件，也是最后一件。从这一件我才刚刚脱身出来。你不嫌我烦么？”

　　“说下去，说下去。”

　　“你瞧，”罗亭开始说，“有一次闲着的时候——闲着的时候在我总是很多的——我忽然想到：我有些知识，我的愿望是善良的……我说，你总不会否认我的愿望是善良的吧？会吗？”

　　“那怎么会！”

　　“在别的方面我都多多少少是不及格的……那么为什么我不可以从事教育，或者朴素些说，做一个教书匠呢……与其白白浪费我的生命……”

　　罗亭停住，叹了一口气。

　　“与其白白浪费我的生命，那么，想想办法把我所知道的传授给别人，不是更好些么：也许，他们会从我的学识里得到一点好处的。我的能力总不算平常，至少，说话还算我的拿手……所以，我就决心献身于这个新的事业了。找一个位置，可不容易；我不想教私人；教小学，我也毫无办法。最后，总算给我找到了此地一所中学校的教员位置。”

　　“教什么？”列兹涅夫问。

　　“教俄国语文。我可以告诉你，我从来也没有像这回一样热心来从事我的工作的。一想到要去教育青年，我就感到了一种鼓舞。为了写第一篇讲稿，我整整花了三个星期。”

　　“讲稿你还有么？”列兹涅夫插口问。

　　“没啦：不知丢到什么地方去了。讲得还不坏，很受欢迎。现在我还仿佛看到我的听众们的脸，——善良的、青年的脸，闪着纯洁的、专注的、同情的、几乎是惊愕的表情。我踏上讲台，热情地宣读我的讲稿；我原先以为足够讲一点多钟的，但是二十分钟就念完了。视察员也坐在那里——是一位戴银边眼镜、头戴短假发的枯瘦的老头儿——他不时把头伸向我这一边来。当我讲完了，从座位上站起来的时候，他对我说：‘很好，先生，只是有点太深奥了，意思不大显明，关于本题说得少了一点。’但是学生们却满心尊敬地盯着我……真的。你瞧，这就正是青年们可贵的地方！第二次还是事先写好讲稿，第三次也是这样。此后，我就开始即兴演说了。”

　　“成功么？”列兹涅夫问。

　　“大大的成功。听讲的十分踊跃。我把我灵魂里所有的一切全都献给了我的听众。他们中间有两三个小伙子真是十分难得；其余的却不大懂得我讲了些什么。可是，我也得承认，就是那几个听懂了的，有时也提出了一些问题使我不能下台。但是我并没泄气。他们倒都是爱我的：在考试的时候我都给他们满分。于是反对我的阴谋就开始了——不！其实也算不了什么阴谋；只是我不守本分罢了。我妨碍了别人，别人也就来妨碍我。我对那些中学生所讲的，就是在大学里也不常听见的；他们从我的讲演里得益不多……我讲的一些事实，我自己也是不大清楚的。再说，我也不满足于指定给我的行动范围——这，你知道，正是我一贯的弱点。我要求根本的改革，这些改革，我可以向你起誓，是既实事求是而又易于实行的。我希望借校长的力量可以把它们实行起来，他是一位善良正直的人，原先是受到我的一些影响的。他的夫人也帮助我。我，兄弟，这辈子从来没有遇见过像她那样的女性。她年纪已经快四十岁了；但她仍然像个十五岁的少女似的，信仰善，热爱美，毫不害怕在任何人的面前说出自己的信念。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她那高贵的热情和纯洁。受到她的鼓励，我草拟了一个计划……但是，就在这时候，有人暗算我了，在她的面前进了谗言。损害我特别厉害的是那个数学教师，一个尖刻的、胆汁质的小丈夫，他什么都不相信，正跟毕加索夫一样，不过比他要能干得多……说起来，毕加索夫怎样了？还活着么？”

　　“活着的；你想象一下吧，他和一个小市民女人结了婚，听人家说，她老是揍他呢。”

　　“活该！唔，娜达丽亚·阿列克谢耶夫娜好么？”

　　“好。”

　　“幸福么？”

　　“幸福。”

　　罗亭沉默了一刻。

　　“我倒是谈到哪儿了？……哦，是的！那个数学教师。他十分恨我：他把我的讲演比作烟火，抓住我的每一句不大清楚的话当作把柄，有一次还为了一个什么十六世纪的纪念碑把我弄得无法应付……而最重要的，就是他根本怀疑我的用心何在；这样，我的最后的肥皂泡碰上了他，就好像碰上了一根尖针一样，破了。那个视察员开头就和我不投机的，他唆使校长也来反对我；一场争吵发生了，我不肯让步，勃然大怒起来；事情传扬到当局的耳里了；他们逼我辞职。我不肯就此甘休；我想要给他们证明：他们是不可以这样对待我的。……但是，他们正是可以这样对待我的，他们爱怎样就可以怎样……现在，我就非得离开此地不可了。”

　　接着是一阵沉默，两位朋友都低头坐着。

　　还是罗亭首先开口。

　　“是的，兄弟，”他开始道，“现在我可以借用科尔卓夫的诗句来作为自己的写照了，他说：‘啊，我的青春，你使我坎坷颠沛，无地容身……’可是，难道我竟是什么事都不相宜，难道在世上我竟无事可做么？我时常把这问题反问自己，但是，尽管我极力把自己看得低微一些，我总不能不感到我有一种并非所有的人都有的才能！为什么我的才能总是不能开花结实？再说：你可记得，当我和你在外国的时候，我是自命不凡的，虚假的……是的，那时我还没有清楚地觉察到我究竟需要什么；我陶醉在空谈中，相信着空中楼阁；可是现在，我可以向你起誓，我是能够向任何人高声说出我所需要的一切来的。我绝对没有什么可以隐瞒；我完完全全地，彻头彻尾地，是一个安善良民了。我贬低我自己，愿意适应任何环境；我的要求极其微小；我只求达到最近的目标，做一点哪怕是极不足道的于人有益的事。但是，不！怎么也不成！这是什么意思？是什么东西使我硬是不能和别人一样生活，一样行动？……现在我所梦想的，也就只有这一点。可是我刚一得到个什么固定的位置，有个什么着落，命运就马上来拨弄我了。我开始怕它了——我的这个命运……这一切都是为什么？请给我解开这个谜！”

　　“谜！”列兹涅夫重复道，“是的，真是个谜。你，在我看来，从来就是一个谜。就是在你的青年时代，在什么无聊的胡闹之后，你会突然吐出一席惊心动魄的话来，于是又一次……你知道我说的意思……就是在那时候，我已经不了解你了：因此，我才不高兴你。……你的才能是这么丰富，对于理想的追求是这么不屈不挠……”

　　“只是些空话，全都是空话！什么都没有做！”罗亭插口道。

　　“什么都没有做！又有什么可做……”

　　“有什么可做？靠自己的劳动来养活一个瞎眼的老妇人和她的全家，你可记得，就像普里雅申采夫那样……这也算是做了点什么了。”

　　“是的；但是，说一句好的话——这也算做了点事情啊。”

　　罗亭默默地望着列兹涅夫，轻轻地摇了摇头。

　　列兹涅夫还想说些什么，用手抹了抹脸。

　　“那么，你现在是回田庄去么？”他终于问。

　　“回田庄去。”

　　“你难道还留下个田庄么？”

　　“还留下了那么一点点。两个半农奴。这总算是个葬身之地了。也许，这会儿你正在想：‘就是到了这个分上，他还是少不了漂亮话呢！’漂亮话，真的，它毁了我，它吞了我，我这一辈子也离不了它。可是，我现在所说的，却不是漂亮话。这些白发，这些皱纹，兄弟，这可不是漂亮话；这褴褛的衣服——这也不是漂亮话。你对我总是很严峻的，也总是公平的；但是现在却不是严峻的时候了，因为一切都已经完了，灯油已干，灯身已破，灯芯也快灭了……当死亡来时，兄弟，一切终会和解的……”

　　列兹涅夫跳了起来。

　　“罗亭，”他叫了，“你为什么跟我说这种话？这我能领受得起吗？假如我看到你的低陷的双颊，看到你的满面的皱纹，心里还只是想道：又是漂亮话——那我还谈什么知人论世，还算个什么样的人呢？你想要知道我对你作何感想吗？好！我的想法就是：这里有这么一个人——以他的能力来说，什么地位他会达不到，什么世上的财富他会弄不到手，只要他愿意！……而我现在却看见他，濒于饥饿，漂泊无依……”

　　“我引起了你的怜悯。”罗亭喃喃地说。

　　“不，你错了。你引起了我的尊敬——就是这样的。有谁能阻止你跟你那地主朋友一年复一年地混下去呢，他，我完全相信，只要你肯奉承他，他是准能让你一生吃着不尽的。为什么你就不能好好地在中学校里待下去呢，为什么你——奇怪的人！——无论你开始从事什么事业，结果每一次都是无可避免地牺牲自己个人利益，总不肯在不好的土地上生下根来，不管它是多么肥沃？”

　　“我生来就是无根的浮萍，”罗亭说着，忧郁地苦笑了，“自己也站不住脚跟。”

　　“这是真的；但是你站不住脚跟，不是因为你心里有条什么虫，像你开头对我所说的那样……这不是什么虫，不是一种无聊的不安静的灵魂——这是爱真理的烈火在你的心里燃烧。很显然，纵然你遭到种种挫折，但是这团火在你的心中，甚至比许多自命为不是自私者而竟敢称你为阴谋家的人，还要烧得热烈得多。假如我处在你的地位，我一定老早就把这条虫安静下来，和所有一切妥协起来了；而你却竟然毫不埋怨，而且，你，我相信，就是在今天，就是在此刻，也还是像一个小伙子似的，准备着随时重新开始新的工作的。”

　　“不，兄弟，现在我已经疲倦了，”罗亭说，“我已经受够了。”

　　“你疲倦了！在别的人，也许早就死了。你说，死会把一切和解；但是活着，你以为，就不能把一切和解么？生活过，而不会宽容别人的人，是不配受到别人的宽容的。但是谁能说自己是不需要宽容的呢？你做了你所能做的一切，尽你的可能坚持了下来……还能要你怎么样？我们的路分开了……”

　　“你跟我，兄弟，是全然不同的人哪。”罗亭说着，叹了一口气。

　　“我们的路分开了，”列兹涅夫继续说道，“也许正是因为，多谢我的景况，我的冷血，和种种幸运的环境，没有什么来妨碍我安坐在家里，做一个袖手旁观的人；而你却需要跑到大地上去，卷起袖子，要劳苦，要工作。我们的路分开了……但是，请看，咱们彼此又是多么接近。你瞧，我跟你说的几乎是同样的语言，只要半句暗示，彼此就心领神会，我们是在同一种感情中长大起来的。我们的人留下的已经不多了，兄弟，我跟你就是莫希干人的最后孑遗了！在往时，在我们的面前生活的道路还正广阔的时候，我们尽可以各行其是，甚至互相争吵；但是现在，我们圈子里的人渐渐稀少了，新的一代正在越过我们，趋向着和我们不同的目标，我们就应当紧紧地彼此靠拢。让我们碰杯痛饮吧，兄弟，像往日一样，唱一曲吾侪同欢乐！”

　　两位朋友相互碰杯，以真挚的情感，道地的俄罗斯风格，不入调地唱完了从前学生时代的歌曲。

　　“那么，你现在就要回到乡下去了，”列兹涅夫又开始说，“我想你决不会在那儿久住的，我也想象不出你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怎么样来结束你的一生……但是，请记住，不管你的遭遇如何，你总会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可以藏身的窝，那就是我的家……你听见么，老家伙？思想，也是有它的老弱残兵的：它们也该有一个养老堂。”

　　罗亭站了起来。

　　“谢谢你，兄弟，”他说道，“谢谢！我永世也不会忘记你的这番美意。只是我还不配有一个养老堂。我浪费了我的生命，并没有像我所应该做的那样，为思想服务……”

　　“别提了吧！”列兹涅夫说道。“每个人都只能尽到自己的本分，怎么能格外要求呢！你曾自称一个‘漂泊的犹太人’……可你怎么知道，也许，你命该终身漂泊，也许，你正因此而在完成着你自己还不知道的崇高的使命；人民的智慧宣说：咱们全是掌握在上帝手里的，这话很有意思……你这就走了吗？”列兹涅夫继续说着，看到罗亭正拿起自己的帽子。“你不在此地过夜么？”

　　“我走了！再见。谢谢你……我不会有好的收场的。”

　　“这就只有上帝知道了……你一定要走了么？”

　　“要走了。再见。别记着我的坏处。”

　　“好，你也别记着我的坏处……别忘了我给你说的话。再见……”

　　两位朋友互相拥抱。罗亭很快地走开了。

　　列兹涅夫在室内来回踱了好久，终于停在窗前，沉思了一会儿，低声喃喃道：“可怜的人！”——于是，坐在桌前，开始给妻子写信。

　　而外面，风已经起来了，凶恶地号啸着，沉重地、愤怒地摇撼着格格作响的窗叶。漫长的秋夜降临了。在这样的夜里，能坐在家室的庇荫之下，有温暖的一角的人，是有福的……愿上帝帮助所有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吧！

　　一八四八年六月二十六日的一个酷热的下午，在巴黎，当对于“国立工场”工人们起义的镇压已近尾声的时候，有一营正规军正在圣安东尼区近郊的一条窄巷里攻占一座街垒。几发炮弹已经把街垒击毁；残存的防御者们已经把它放弃，正在只想各自逃生，突然间，在街垒的高顶，一辆翻转的公共马车的残架上，出现了一个穿着一件旧礼服的高大汉子，腰束红带，灰白蓬乱的头发上戴着一顶草帽。他一手握着一面红旗，另一只手里握着一把缺锋的马刀。紧张而尖锐地喊叫着，一面爬到街垒上来，挥舞着旗帜和马刀。一个芳森的步兵瞄准了他——放了一枪……高大汉子手里的红旗落下来了，他像一只布袋似的扑倒下来，好像在向什么人的脚前致敬一样。子弹贯穿了他的心脏。

　　“瞧！”一个逃走的起义者对另一个说，“波兰人给打死了！”

　　“糟糕！”另一个回答，于是两人一同跑进了一间屋子的地下室，这屋子的窗户都是关着的，墙壁上满是枪炮的弹痕。

　　这个“波兰人”就是——德米特里·罗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