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里雅·米哈伊洛夫娜·拉松斯卡雅的屋子几乎是被视作全省之冠的。这是一座高大的石头巨厦，依照拉斯特雷里的绘画，带着上个世纪的风格建筑起来的，巍然耸立在一个小山的顶上，山麓则有俄罗斯中部的一条大河从那里流过。达里雅·米哈伊洛夫娜本人是一位出自名门的有钱的贵妇，三品文官的未亡人。虽然庞达列夫斯基常说她认识全欧洲，全欧洲也都知道她！——可是，实际上，欧洲很少有人知道她，就是在彼得堡她也不是什么重要角色；只是在另一方面，在莫斯科却谁都知道她，谁都是她的座上客。她属于最上流社会，被誉为一位很怪僻、不太和蔼、但却异常精明的女人。在年轻的时候她是很美的。诗人曾为她歌唱，青年们曾对她倾心，有些要人也曾为她神魂颠倒。但那已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往昔的姿颜如今丝毫不曾留下。“难道说，”凡是初次见她的人，都不禁要暗中自问，“就是这个女人——年纪虽然还不算老，就已经骨瘦如柴，面黄如蜡，鼻子尖尖——难道她还曾经是个小美人吗？难道就是她曾使诗人的琴弦震响么？……”于是人们便会暗暗地吃惊于人世的无常了。当然，也还有庞达列夫斯基之流认为达里雅·米哈伊洛夫娜那双漂亮的眼睛照旧是美不可言的；但是也就是这位庞达列夫斯基，他还断言全欧洲都知道她呢。

　　达里雅·米哈伊洛夫娜每年夏天都带着她的孩子们（她有三个孩子：女儿娜达丽亚，十七岁，两个男孩，一个九岁，一个十岁）到她的乡间别墅，她喜欢招待客人，这就是说，她接纳男士们，特别是独身的男人；至于那些外省的太太们，她却受不了。因此，这些太太对她的反击也就够瞧的了。据她们的说法，达里雅·米哈伊洛夫娜既傲慢放肆又品行不端，而且还是个可怕的暴君；尤其是她那种说话的自由随便，简直叫人目瞪口呆！说实在的，达里雅·米哈伊洛夫娜在乡间的确不留心小节，在她那毫无拘束、听其自然的态度中，总可以觉察到几分都市贵妇对待四周的无知无识的小人物的轻蔑不屑的神情。她对待自己的都市朋友们也非常随便，甚至还带些讥讽，不过，那种轻蔑不屑的形迹却一点也没有。

　　顺便提一下，读者诸君，你们可留心到：一个对小人物随随便便的人，对大人物永远不会随随便便。这是怎么回事呀？可是，这种问题实在也没有什么道理。

　　当康斯坦丁·吉渥密地奇终于把塔尔贝格的练习曲记熟，从他那明净而愉快的小房间来到客厅时，他看见全家的人都聚集在那里了。沙龙已经开始。女主人斜靠在一张宽阔的软椅上，两脚蜷缩着，正在翻弄着一本新出版的法文小册子；靠窗，在刺绣架旁，一边坐着达里雅·米哈伊洛夫娜的女儿，一边坐着她的家庭教师彭果小姐，这是一位六十来岁的干瘦的老处女，花花绿绿的帽子底下压着黑色的假发，耳朵里堵着棉花；靠门的一角坐着巴西斯托夫，在读报纸，他旁边有别佳和万尼亚，在下跳棋；此外，靠着壁炉，站着一位身材矮小、面色微黑的先生，两手反叉在背后，头上蓬着斑白的头发，乌黑的小眼睛异常灵活——这就是阿夫利康·谢妙尼奇·毕加索夫。

　　这位毕加索夫先生是一位古怪人物。他对于任何事，任何人——特别是女人——都十分仇恨，自晨至暮恶声不绝，有时骂得很中肯，有时却十分胡闹，但总是很有风趣。他的爱发脾气几乎近于稚气；他的笑，他的说话的声音，乃至他的一切，全都像浸润着胆汁似的。达里雅·米哈伊洛夫娜很高兴接待毕加索夫：他的俏皮话使她开心。这些俏皮话也真够荒唐的。尽情夸张已经成了他的癖好。譬如说，无论告诉他发生了怎样不幸的事情，无论是一个村庄被闪电烧了，或是一座水闸被大水冲了，或是一个农民的手指被斧头砍了——他总是带着满脸的愤懑问道：“她叫什么名字？”——这就是说，惹起这场灾祸的女人叫什么名字？因为根据他的信条，归根结底，祸首总免不了是女人。有一次，一位跟他并不算很熟的太太留他便餐，而他竟跪在她面前，眼泪汪汪，面红耳赤，愤然求她饶了他，说他从来没有得罪过她，今后也决不会再上她家去。又有一次，达里雅·米哈伊洛夫娜的一个洗衣女工骑马奔下山来，被那匹马抛到山沟里去，几乎摔死。从此以后，毕加索夫一提到那匹马，就连说“好小马，好小马”，甚至把那座小山和那条山沟也当作风景特别优美的名胜来看待了。毕加索夫一生淹蹇，所以变得这样疯疯癫癫的了。他出生于贫寒的家庭。他的父亲干过各种小差使，可以说目不识丁，因此也就不大过问儿子的教育问题；他给他吃，给他穿，如此而已。他的母亲是宠爱他的，但是很早就死了。毕加索夫自己教育自己，先进区立学校，以后又进中学，自学各种语言，法语、德语以至拉丁语，以最优成绩从中学毕业，于是进入道尔伯大学，在那里，他不断地和贫困搏斗，终于读完了三年的课程。毕加索夫的才能是不会超过中等水平的；他极能忍耐和坚持，但是最强有力的还是他的野心，不管命运如何安排，他总想跻于上流人物之列，不甘次人一等。他用功读书，进道尔伯大学，都是由于这野心的驱使。贫困令他愤激，把他锻炼得善于察言观色而且狡猾。他的言谈可以说独创一格；自从青年时期以来，他就练就了一种会发脾气、爱找岔子的特别口才。他的思想也不会超过一般的水准；但说起话来却使他不仅显得聪颖，甚至显得十分高明。得了候补博士学位之后，毕加索夫决心致力于博士学位；他知道在另外的道路上他是怎么也追不上他的同行的（这些人都是他想尽办法从最上层的人中选出来的，他知道怎样迎合他们，甚至不惜阿谀，不过也常满腹牢骚）。说得明白点，要做学问他实在不够材料。毕加索夫虽然勤学，但并非由于热爱学术，因此，事实上懂得的东西极少。在答辩中，他惨败了，而和他同寝室的同学竟大获全胜，但这位同学却正是他经常取笑的，才能极其平常，只是受过根底很好的正规教育而已。这回的失败使毕加索夫愤怒异常：他把所有书籍和笔记全都付之一炬，就做官去了。开头事情倒也不坏：他很会做官，虽然不很会办事，但却极有自信而且勇敢泼辣；可是他想一步登天——因此就失足了，摔跤了，不得不辞职。他在自己购置的小田庄里过了三年，突然和一个倒通不通的有钱的女地主结了婚，这女地主正是看中了他那种满不在乎和连讽带刺的态度才嫁给他的。但是毕加索夫的脾气愈来愈乖僻易怒，家庭生活已经使他不堪其扰了。他的妻子和他同居了不几年后，就偷偷地跑到莫斯科去，将自己的田产卖给了一位狡猾的投机家，而毕加索夫不久以前刚刚在这一处产业上修好了一座庄园。这最后的一次打击着实不轻；毕加索夫跟他的女人打了一通官司，但什么也没有得到。自此以后他便一直独身生活，经常爱和邻居打交道，无论背后甚或当面他都是辱骂过这些邻居的，但邻居们却总是勉强带笑来欢迎他，尽管他们也并不是认真害怕他。他手里已经不再拿起书本了。他有百来个农奴；他的农奴们的境况都还不太坏。

　　“啊！康斯坦丁！”庞达列夫斯基一走进客厅的时候，达里雅·米哈伊洛夫娜便说，“阿列克山得玲会来么？”

　　“阿列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让我谢谢您，她老非常高兴，一定来的。”康斯坦丁·吉渥密地奇回答，愉快地向四面八方行礼，将他那指甲修剪成三角形的肥白小手的手指轻轻掠过梳得漂亮极了的头发。

　　“伏玲采夫也来吗？”

　　“也来，夫人。”

　　“这么说，阿夫利康·谢妙尼奇，”达里雅·米哈伊洛夫娜转向毕加索夫，继续说，“照您的意见，所有的太太小姐们都是装腔作势的？”

　　毕加索夫嘴唇一歪，神经质地扭了扭臂肘。

　　“我说，”他用慢吞吞的声调说——哪怕在他怒气勃发的时候，他说话也总是慢慢吞吞，清清楚楚的，“我说的只是一般的小娘儿们——至于在座的各位，当然，我只有保持沉默。”

　　“可是您心里对她们照样会有一种想法呀。”达里雅·米哈伊洛夫娜插进一句。

　　“对她们，我只有保持沉默，”毕加索夫重复道，“所有一般的小娘儿们，都装腔作势到极点啦——对她们的感情的表现，也要装腔的。比方说，要是一位小姐或者少奶奶吃惊了，或是什么东西叫她高兴了，或是苦恼了，她首先一定得摆出一副漂亮的架势（毕加索夫扭着腰，张开两手，摆出一副极难看的姿势），然后才叫出一声‘啊呀！’来，或者是笑，或者是哭。可是，有一次（说到这里，毕加索夫得意地微笑了），有一位装腔得出奇的小娘儿们，却居然叫我弄出一个真挚自然的表情来！”

　　“您是怎么弄的呢？”

　　毕加索夫的眼睛发亮了。

　　“我用一根白杨木棒子，冷不防拦腰给了她一下子。她当场就叫起来了，于是我就对她喊道：‘好哇！好哇！喏，这才是天籁，这才是自然的呼声。往后也该经常这样。’”

　　客厅里的人都哈哈大笑了。

　　“您这是胡说什么啊，阿夫利康·谢妙尼奇，”达里雅·米哈伊洛夫娜喊道，“我才不相信您会用一根木棒子给女孩子拦腰一下子！”

　　“上帝见证，硬是一根木棒子，一根很粗的木棒子，像根守卫堡垒用的那种粗木棒子。”

　　“您说的这些真可怕呀，先生。”彭果小姐叫道，一面严厉地向那些笑得透不过气来的孩子们瞟了一眼。

　　“您别信他的，”达里雅·米哈伊洛夫娜说道，“您难道还不知道他那一套么？”

　　但是这位颇为愤然的法国太太仍然很久不能平息下来，还一直尽自喃喃着。

　　“你们尽可以不相信我，”毕加索夫冷冷地继续说，“但是我可以向你们担保，我说的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自己不知道，还有谁能知道？这样一来，你们也许同样不肯相信，咱们的邻居叶莲娜·安东诺夫娜·切普佐娃，她亲口告诉我——请注意，是亲口——说她害死了自己的亲外甥。”

　　“又是胡说八道！”

　　“对不起，对不起！先听我说完，你们再发议论。请注意，我并不想诽谤她，我甚至还喜欢她，当然是像喜欢一个女人那样喜欢她。在她整幢屋子里，除了日历就没有一本书，她除了高声朗诵就不会读书，而这种诵书的课业也会使她满头大汗，往后就抱怨说连眼睛也像要爆出额角外面来了……总而言之，她是个漂亮太太，她的使女们也都长得肥胖胖的。那我有什么要诽谤她的呢？”

　　“瞧，”达里雅·米哈伊洛夫娜说道，“阿夫利康·谢妙尼奇的拿手戏开锣了，他今晚再也不会下台来的。”

　　“我的拿手戏！……但是女人们至少有三种拿手戏，除非闭了眼睛，她们是死也要唱的。”

　　“哪三种？”

　　“吹毛求疵，捕风捉影，叽叽喳喳。”

　　“您知道吗，阿夫利康·谢妙尼奇，”达里雅·米哈伊洛夫娜说，“您不会无缘无故对女人这么刻薄的。一定是有什么女人……”

　　“对不起我么，您是想说？”毕加索夫打断了她的话。

　　达里雅·米哈伊洛夫娜有点为难了，她记起了毕加索夫不幸的婚姻……于是，只好点一点头。

　　“的确是有个女人对不起我，”毕加索夫说，“虽然她是个善良的，很善良的女人。”

　　“她是谁？”

　　“我的母亲。”毕加索夫说，压低了声音。

　　“您的母亲？她怎么得罪您的？”

　　“因为她把我生到这人世间来了。”

　　达里雅·米哈伊洛夫娜皱了皱眉头。

　　“我看，”她说，“咱们的谈话好像有点太阴郁了。康斯坦丁，给我们弹弹塔尔贝格的新练习曲吧。音乐也许能够驯服阿夫利康·谢妙尼奇的。奥菲斯不是驯服过野兽吗？”

　　康斯坦丁·吉渥密地奇于是在钢琴前就座，很不错地弹了那首练习曲。娜达丽亚·阿列克谢耶夫娜起先还注意地听着，后来就去做自己的工作去了。

　　“谢谢，很美，”达里雅·米哈伊洛夫娜说，“我爱塔尔贝格。曲子很出色。您在想些什么，阿夫利康·谢妙尼奇？”

　　“我在想，”毕加索夫慢慢地说道，“世上有三种利己主义者：自己生活也让别人生活的利己主义者；自己生活但不让别人生活的利己主义者；还有一种，就是自己既不生活又不肯让别人生活的利己主义者。……女人大体上都属于第三种。”

　　“您说得太客气啦！只是有一桩事叫我奇怪，阿夫利康·谢妙尼奇，您怎么对自己的见解有这么强的自信：好像您永远也不会错误似的。”

　　“谁说！我也会错误的；一个男人也可以有错误的。可是，您知道我们男人的错误跟女人的错误的区别么？不知道吗？是这样的：一个男人，打个比方说，他也许会说二加二不等于四，却等于五或者三个半；可是一个女人却会说二加二等于一枝硬脂蜡烛。”

　　“我好像早就听过您的这番高论了。但是请允许我问问您：您的这三种利己主义者的高论跟您刚才听的音乐有什么关系呢？”

　　“毫无关系，我也并没有听什么音乐。”

　　“哎，你呀，小老子，我看你就是毛病深沉，”达里雅·米哈伊洛夫娜回答说，稍稍篡改了一下格里鲍耶陀夫的诗句，“既然您不喜欢音乐，那么，您究竟喜欢什么呢？文学吗？”

　　“我是喜欢文学，可是不喜欢当代的文学。”

　　“为什么？”

　　“就为这个。不久以前我跟一位老爷同船渡过奥卡河。渡船靠岸的地方很陡；这位先生又有一辆笨重的四轮车，一定得用手把马车拉上岸去。船夫正使尽力气把马车往岸上拖，可这位先生却站在船里，一个劲唉声叹气，叫人听了替他怪可怜的……对啦，我想，这又是分工制度的新的应用！现代文学也正是这样：别人在拖车，在干活，可是文学家在叹气。”

　　达里雅·米哈伊洛夫娜微微笑了。

　　“可这就叫作表现当代生活呀，”毕加索夫滔滔不绝地往下说，“对社会问题有深切的同情呀，等等……咳，我就讨厌这些个漂亮话！”

　　“可是，您所攻击的女人们——她们至少不卖弄这些漂亮话。”

　　毕加索夫耸了耸肩。

　　“她们不卖弄，因为她们肚子里没有。”

　　达里雅·米哈伊洛夫娜的脸微微一红。

　　“您越说越不成话了，阿夫利康·谢妙尼奇！”她说着，带着勉强的微笑。

　　室内一片静寂。

　　“梭罗托诺沙在什么地方？”一个男孩子突然问起巴西斯托夫来。

　　“在波尔塔瓦省，亲爱的孩子，”毕加索夫回答，“在顶髻国中部。”（他也很高兴有个机会可以转转话锋。）“咱们刚才高谈什么文学，”他继续说道，“假如我有闲钱的话，我立刻就可以做个小俄罗斯诗人。”

　　“啊呀呀！您会做个了不起的诗人哩！”达里雅·米哈伊洛夫娜反唇相讥地说，“难道您懂小俄罗斯话么？”

　　“一点不懂；也用不着懂。”

　　“为什么用不着？”

　　“说用不着，就用不着。你只要拿过一张纸，在顶端写上‘短歌’两字，于是就像这样开始起来：‘哎哟，哎哟，我的命运呀！命运呀！’或者是：‘哥萨克纳里梵诃坐在小山上！’再下去就是，‘他坐在山上，绿树的荫下，嘎喇兮，嘎喇兮，伐罗巴兮，咯！咯！’如此这般，就大功告成。付印，出版。小俄罗斯人就去读它，于是双手掩面，热泪盈眶——真是多情种子啊！”

　　“天哪！”巴西斯托夫喊道，“您在说些什么？真是荒唐透顶。我在小俄罗斯住过……我爱它，懂得它的语言……‘嘎喇兮，嘎喇兮，伐罗巴兮’——这是毫无意义的。”

　　“也许吧，可是小俄罗斯佬也照样会热泪盈眶的。您说什么：语言……难道有一种什么小俄罗斯语言么？有一次，我随口说了句：‘语法是正确地读和写的艺术，’让一个小俄罗斯佬给我译出来。您知道他怎么译来着：‘玉法是正缺地吐和泻的医书……’您说这能算一种语言？一种独立的语言？要我承认这个，我宁肯把我最好的朋友放在石臼里，给捣个稀烂。”

　　巴西斯托夫还想反驳。

　　“由他去吧，”达里雅·米哈伊洛夫娜说，“您难道不知道，从他口里除了怪话以外是什么也不会有的。”

　　毕加索夫尖刻地笑了。一个仆人走进来，报告说阿列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和她的兄弟来了。

　　达里雅·米哈伊洛夫娜站起身来，迎接客人们。

　　“您好，阿列克山得玲！”她说着，迎上前去，“您上我们家里来啦，这多么好……您好，谢尔盖·巴夫里奇！”

　　伏玲采夫和达里雅·米哈伊洛夫娜握了手，于是来到娜达丽亚·阿列克谢耶夫娜身边。

　　“可是那位男爵，您的新朋友，怎么样了？他今儿会来么？”毕加索夫问。

　　“对，他就要来的。”

　　“据说他是一位大哲学家：满肚子的黑格尔呢。”

　　达里雅·米哈伊洛夫娜没有回答，只请阿列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坐在沙发上，自己也坐在她的旁边。

　　“哲学，”毕加索夫继续说，“这可是最崇高的观点！这又是要我的命的，这些个最崇高的观点。高高在上，你又能看得见什么呢？真的，假如你要买一匹马，你是用不到爬到塔尖上去看的啊！”

　　“这位男爵要给您拿篇什么论文来么？”阿列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问。

　　“是的，是篇论文，”达里雅·米哈伊洛夫娜回答，带着一种做作出来的漫不经心的样子，“论俄国商业与工业之关系……可是您别着慌；咱们不会在这儿宣读它的……我请您来可不是为了这个。男爵既和蔼可亲，又博学多才。他的俄国话说得多漂亮！真是口若悬河，会把您淹没的。”

　　“他的俄国话说得多漂亮，”毕加索夫咕哝道，“漂亮得要用法国话来称赞他了。”

　　“您尽管去叽咕您的吧，阿夫利康·谢妙尼奇……这跟您的一头乱发恰好很相配……可是他，怎么他还没来呢？你们可知道是什么，先生们，太太们……”达里雅·米哈伊洛夫娜四面看了看，又说，“咱们到花园里去吧……离吃饭的时间还有一点来钟，天气又怪好的……”

　　大家站起身来，走到花园里去。

　　达里雅·米哈伊洛夫娜的花园一直伸展到河边。园里有许多古老菩提树的荫道，闪动着金黄的色彩，散发着芳香的气味，在林荫道的尽头，则豁然出现一片翠绿，还有些洋槐树和丁香花的花亭。

　　伏玲采夫伴着娜达丽亚和彭果小姐向着园中树荫浓密的地方走去。他默默地在娜达丽亚身旁走着。彭果小姐稍为离开一点，跟在后面。

　　“您今儿做点什么来着？”伏玲采夫终于开口问了，一面用手摸抚着他那漂亮的棕黄色的短髭。

　　在容貌上他很像他的姐姐；但表情却不是那么生动活泼，在他的美丽温柔的眼睛里带着几分忧郁。

　　“哦，没做什么，”娜达丽亚回答，“听了听毕加索夫的牢骚，在花绷上刺了一会儿绣，读了一点书。”

　　“您读的什么书？”

　　“我读的是……十字军战史。”娜达丽亚有点犹豫地说。

　　伏玲采夫看着她。

　　“啊！”他终于说了出来，“那一定很有趣。”

　　他折了一根树枝，在空中挥舞着。他们又走了二十多步。

　　“您母亲认识的那位男爵是个什么样的人？”伏玲采夫又问。

　　“一位内廷侍从，是新到这一带来的。妈妈十分推崇他。”

　　“您母亲是很容易对人着迷的。”

　　“这就说明她还有一颗很年轻的心。”娜达丽亚说。

　　“是的。不久我就可以把您那匹马送还给您，现在差不多已经训练好了。我还想教它疾驰，我一定会做到的。”

　　“谢谢……可是我很不好意思。您亲自训练它……听说，这是很辛苦的。”

　　“哪怕让您有一点点高兴，您知道，娜达丽亚·阿列克谢耶夫娜，我都准备……我……这点小事……”

　　伏玲采夫咽住了。娜达丽亚友好地看了他一眼，重复道，“谢谢！”

　　“您知道，”停了好久，谢尔盖·巴夫里奇继续说道，“这算不了什么……但是我为什么说这个！一切您当然都明白的。”

　　这时候，屋内的铃声响了。

　　“啊，晚饭钟！”彭果小姐喊道，“咱们回去吧！”

　　“多可惜，”这位法国老小姐跟在伏玲采夫和娜达丽亚后面走上庑廊的阶沿时不禁想道，“这个漂亮小伙子说话这般不机灵，多可惜。”这句话译成俄国话，可以这样说：“你倒还可爱，我的好孩子，可是有点傻。”

　　男爵没有来吃晚饭，他们等了他半小时。

　　席间谈话不很顺利。谢尔盖·巴夫里奇坐在娜达丽亚旁边，只是瞧着她，很殷勤地往她杯子里加水。庞达列夫斯基徒然地努力想好好款待他的邻座阿列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简直甜得腻人，但她却差一点没有打出呵欠来。

　　巴西斯托夫把面包搓成一个个小球，什么也没有想；毕加索夫也沉默着，而当达里雅·米哈伊洛夫娜说他今天很和蔼可亲时，他只是阴郁地回答道：“什么时候和蔼可亲来着？这可不是我的本色……”于是脸上浮起一阵苦笑，又说：“稍微忍耐一下吧。您瞧，我不过是克瓦斯，普普通通的俄国克瓦斯；可是，这会儿，你有的是内廷贵人……”

　　“妙极啦！”达里雅·米哈伊洛夫娜喊道，“毕加索夫吃醋啦，提前就吃起醋来啦！”

　　但是毕加索夫并不给她回答，只是皱着眉头向她斜瞥了一眼。

　　七点钟响过了，他们又聚集到客厅里来。

　　“看来他不会来了。”达里雅·米哈伊洛夫娜说。

　　但是就在这时响起了一阵车轮的辚辚声，一辆小马车驰进院子，不一会儿，一个仆人跑进客厅里来，银碟子上托着一封信，递给达里雅·米哈伊洛夫娜。她看完后，转向仆人问道：

　　“送信来的先生现在在哪儿？”

　　“还在车里坐着，夫人。要请他进来么？”

　　“请。”

　　仆人出去了。

　　“你们想想，多叫人不顺心！”达里雅·米哈伊洛夫娜继续说，“男爵接到命令，要他立刻回彼得堡去。他叫他的一位朋友罗亭先生给我送来了他的论文。男爵要把他介绍给我——他非常推崇他的这位朋友，但是这够多么叫人不顺心呀！我原来希望男爵能在这儿多住一些时候的……”

　　“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罗亭。”仆人通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