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莫两年过去了。五月的最初的日子又来了。阿列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已经不再姓黎宾娜而姓列兹涅娃了，正坐在屋前的阳台上；她和米哈伊罗·米哈伊里奇结婚已经一年有余。她依然和过去一样妩媚，只是近来出落得更丰盈了。在阳台前面，有一道阶台通到花园里去的，一个保姆正在那里走着，手里抱着一个两颊红润的婴孩，他披着白色的小斗篷，帽上还有白色的羽饰。阿列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的眼睛一直望着孩子。孩子没有哭，只是很庄严地吮着指头，满不在乎地转眼四顾。已经可以看出，他是会成为米哈伊罗·米哈伊里奇的好儿子的。

　　在阳台上，阿列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的身旁，坐着我们的老朋友毕加索夫。自从我们跟他分手以来，他明显地苍老了，身子佝偻而瘦削，说话带点咝声：他的一颗门牙掉了；这点咝声使他的话语更显得恶毒……他的偏激并不曾随着年龄而减少，但那种锋利劲头却已大不如前，他并且更爱重复一些老话。米哈伊罗·米哈伊里奇不在家；他们正在等他回来喝茶。太阳已经西沉了。在日没的一方，一道暗金色和橙黄色的夕照展开在地平线上；在对面的天空则另有两抹彩霞，下面一抹淡蓝，上面一抹暗紫。浮云在高空渐渐消散。一切都预示着天气已经晴稳。

　　突然，毕加索夫扑哧笑了。

　　“您笑什么，阿夫利康·谢妙尼奇？”阿列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问道。

　　“唔，这么回事……昨天我听一个老乡对他老婆（娘儿们正在叽叽喳喳）说：‘别呱呱！’这话可把我乐坏了。别呱呱！说实在的，女人能谈出什么道理来呢？您知道，我是从不讲眼前的人的。咱们的祖先可比咱们聪明得多。在他们的神话里，美人总是坐在窗前，额角上有一颗星星，从来也不哼声的。这才是正理。可您评评看：前天，咱们的贵族长的老婆像往我的脑壳里打进一颗子弹似的，对我说她不喜欢我的倾向！还倾向呢！假如有什么仁慈的自然的法令突然褫夺了她的运用舌头的权利，那对她自己、对所有的人岂不都是更好些么？”

　　“哦，您还是您那个老德行，阿夫利康·谢妙尼奇，老爱攻击我们可怜的女人……您可知道，这真是一种不幸。我替您可惜。”

　　“一种不幸？您怎么能这样说呢？第一，据我看，世界上只有三种不幸：冬天住冰冷的房子，夏天穿夹脚的靴子，跟不能用杀虫药粉让他不哭不闹的小孩子同在一个房间睡觉；第二，我现在可以算得最和平的人了。简直可以说是个习字的范本！这就是我的道德准则。”

　　“您真是好德行，没有什么说的！不过，前不久叶莲娜·安东诺夫娜还跟我抱怨您来着。”

　　“真的吗？她跟您说什么来着，可以告诉我吗？”

　　“她说您一整个早晨都不回答她的问话，只是一个劲‘啥’呀‘啥’的，还故意怪声怪调呢。”

　　毕加索夫哈哈笑了。

　　“难道您不以为这倒是一个好主意吗，阿列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呃？”

　　“好极啦！可是，难道可以这样无礼地对待一个女人么，阿夫利康·谢妙尼奇？”

　　“什么！您以为叶莲娜·安东诺夫娜也可以算个女人么？”

　　“那么您把她算个什么？”

　　“对不起，就是一面鼓，一面普普通通的、可以用槌子来敲的鼓……”

　　“哦，这样啊！”阿列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截断了他，想掉转话头，“我听人家说，应该给您道喜呢。”

　　“道什么喜？”

　　“听说您的官司赢了。格林诺夫斯基牧场还是断给您了……”

　　“对，断给我了。”毕加索夫阴郁地回答。

　　“这是您好多年来就想争取的，可现在到了手您反倒不乐意似的。”

　　“我告诉您，阿列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毕加索夫慢吞吞地说道，“没有比来得太迟的幸福还更坏，还更叫人抱屈的了。它并不能给你什么满足，反而把你的骂人的、怨天恨地的权利——一种宝贵的权利——给褫夺了。是的，太太，这种迟暮的幸福真是一种辛酸的、叫人难受的勾当。”

　　阿列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只耸了耸肩膀。

　　“保姆，”她说，“我想该是米沙睡觉的时候了。把他抱过来。”

　　于是阿列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忙着料理自己的孩子去了，而毕加索夫则咕咕噜噜地退到了阳台的一角。

　　突然间，在不远的地方，绕过花园的路上，米哈伊罗·米哈伊里奇赶着他的跑车出现了。两只高大的守门狗跑在马前，一只黄的，一只灰的；这两条狗是他新近买来的。它们不停地相互追逐着，是一对分不开的伙伴。一只老猎犬从大门里跑出来迎接它们，把口一张，好像要吠的样子，但结果只是打了一个呵欠，转回头来，友好地摇着尾巴。

　　“你瞧，萨沙，”列兹涅夫老远就对妻子喊道，“瞧我跟谁一块儿来了。”

　　阿列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一时还认不出坐在她丈夫背后的人。

　　“啊！巴西斯托夫先生！”她终于喊出来了。

　　“是他，就是他，”列兹涅夫回答，“他给咱们带了多么好的消息来啦。你等等，我马上来告诉你。”

　　他把马车赶进了院子。

　　几分钟以后，他和巴西斯托夫一道在阳台上出现了。

　　“乌拉！”他高叫着，抱住了妻子，“谢辽沙要结婚了！”

　　“跟谁？”阿列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激动地问。

　　“当然跟娜达丽亚呀……是咱们的这位朋友从莫斯科把喜信带来的，还有给你的一封信。……你听到了么，小米沙，”他把儿子抢在手里，继续说，“你舅舅要结婚啦！咳，瞧你这个满不在乎的小鬼！只会一个劲儿𥅴眼睛！”

　　“他困了。”保姆说。

　　“确实的，太太，”巴西斯托夫说着，走到阿列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跟前，“我今天从莫斯科来，达里雅·米哈伊洛夫娜让我替她查查她田庄的账项。信在这儿。”

　　阿列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急急地拆开了弟弟的来信。信里只写了很少几行。在第一阵的狂喜中，他告诉姐姐他已向娜达丽亚求婚，且已得到了她本人和达里雅·米哈伊洛夫娜的同意；他答应在下一次信里再写得详细一些，并向各人遥寄他的拥抱和亲吻。很显然，他是在一种欣喜若狂的状态中写下这封信的。

　　茶来了，巴西斯托夫就座。问题就像雨点般落到了他的身上。每一个人，甚至连毕加索夫也在内，都为了他带来的消息十分高兴。

　　“请告诉我，”列兹涅夫顺便说道，“我们这里还风传过一位什么科尔查金先生。看起来，这就完全是无稽之谈喽？”

　　（科尔查金是一个漂亮的青年人，社交界的雄狮，非常倨傲，自以为了不起；他把自己的行止装得异常尊严，好像他并不是一个活人，而是一座由群众集资竖立起来的铜像似的。）

　　“唔，也不完全无稽，”巴西斯托夫带笑地回答，“达里雅·米哈伊洛夫娜倒是很喜欢他的；可是娜达丽亚·阿列克谢耶夫娜连听都不高兴听到他。”

　　“我可是知道他的，”毕加索夫插了进来，“咳！这可是个双料的笨蛋，呱呱叫的笨蛋！……要是所有的人都像他那样，咳，天哪！……那么，要想人答应活着，得悬赏多少钱啊！”

　　“也许是这样吧，”巴西斯托夫说道，“可是他在社交界也不算小角色呢。”

　　“好，别管他！”阿列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喊道，“由他去吧！啊，我是多么替我弟弟高兴啊！娜达丽亚呢，她快活么，幸福么？”

　　“是的，太太。她还是像往常一样，很平静的——您是知道她的——但是，看起来，她好像也很满意。”

　　黄昏在愉快活泼的谈话中过去了。他们坐下来吃晚饭。

　　“哦，说起来，”列兹涅夫替巴西斯托夫斟了一杯红葡萄酒，问道，“您可知道罗亭在什么地方么？”

　　“现在我也不确实知道。去年冬天他到莫斯科来住了一个很短的时期，以后就同一个家族一起到辛比尔斯克去了；我和他通过一段时期的信：他在最后一次信里告诉我说，他要离开辛比尔斯克了——没有说要到什么地方去——这以后我就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他是不会丢失的，”毕加索夫插口说，“也许正安坐在什么地方说教呢。这位先生无论在什么地方总会找到两三个崇拜他的人的，他们会张口结舌地听他吹牛，还借钱给他用。你们注意，他终归会在查列窝科克沙伊斯克或楚赫罗木辽远的一角，死在一个戴假发的老处女的怀里，而她还相信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天才呢……”

　　“您说得也太刻薄了。”巴西斯托夫不高兴地轻声说。

　　“一点也不刻薄，”毕加索夫回答，“而且十分公允。据我看，他只不过是一条寄生虫。我还忘了告诉您，”他转向列兹涅夫，继续说道，“我认识一位杰尔拉霍夫，罗亭在国外的时候是同他一起的。哎！哎！他告诉我的罗亭的故事，你们连想都想不到——说起来简直是笑死人！这倒是可以注意的一个事实：所有罗亭的朋友和崇拜者，到时候都成了他的敌人。”

　　“请您在这些朋友中间把我除开！”巴西斯托夫激烈地插口道。

　　“哦，您——这可是另一回事！我说的并不是您。”

　　“杰尔拉霍夫告诉您什么来着？”阿列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问。

　　“他谈得可多呢：我不完全记得。中间最好的是罗亭的一段趣事。他总在不断地发挥着（这些先生总是在发挥着的；别人，比方说，只是吃和睡；——可是他们却是连吃带睡又发挥的；是这样的么，巴西斯托夫先生？——巴西斯托夫没有回答）……这样，不断地发挥着，罗亭沿着哲学的路线，就得出了一个结论，认为他应当恋爱了。他就开始物色了一个可以配得上他的惊人的结论的对象。幸运向他微笑了。他认识了一个法国女人，一个很漂亮的时装店老板。请注意，事情就发生在莱茵河畔的一个德国小城里。他开始常去看她，给她送去各种各样的书，和她高谈什么大自然和黑格尔。你们能想象一下这位女老板该怎么办好？她把他当作了一个天文学家。可是，你们知道，他的样子生得不坏，又是个外国人，是个俄国人，所以她就看上他了。这么一来，终于，他就和她约会了，是一个饶有诗意的约会，在河上的小艇里。法国女人答应了；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和他一起到小艇上去。他们在艇上消磨了两个钟头。你们以为，他在这整整两个小时里干了点什么？他只是摸抚着那个法国女人的头，沉思地望着天空，三番两次地说他对她感到一种父亲般的慈爱。法国女人气得发昏，跑回家来了，后来就把这整个故事告诉了杰尔拉霍夫。这位先生就是这样的！”

　　毕加索夫高声大笑了。

　　“您这个老恨世者！”阿列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懊恼地说道，“可是，这样一来，我就更加相信，就是存心诽谤罗亭的人，到底也说不出他真有什么不好。”

　　“没有什么不好？咳！他一辈子靠别人过活，他借人的钱……米哈伊罗·米哈伊里奇！他也少不了向您借过钱的吧，对吗？”

　　“听我说，阿夫利康·谢妙尼奇！”列兹涅夫开始说了，脸上现出严肃的表情来，“您听我说：您知道，内人也知道，近年以来，我对罗亭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感，甚至还时常责难他。可是，不管怎样（列兹涅夫把各人的杯子斟满了酒）我现在要向你们提议：刚才咱们已经为我们的兄弟和他的未来的夫人的健康干过杯了；现在我向你们提议，咱们为罗亭的健康干杯！”

　　阿列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和毕加索夫惊奇地望着列兹涅夫，而巴西斯托夫则高兴得浑身震颤起来，红着脸，睁大了眼睛。

　　“我很了解他，”列兹涅夫继续说道，“也深知他的缺点。正因为他本人是一个不容小看的人，所以他的缺点也就更是显而易见了。”

　　“罗亭真有一种天才的性格！”巴西斯托夫喊道。

　　“天才，也许，他是有的，”列兹涅夫回答道，“至于性格……这正是他的全部的不幸，他根本就没有性格……但问题不在这里。我所要说的，只是他的好的、难得的地方。他有热情；而这正是——请相信我，我自己就是一个够冷淡的人——这正是我们时代的最可宝贵的品质。我们大家都变得不可容忍地理智、淡漠，而且懒惰了；我们沉睡了，僵冷了，所以只要有谁能够唤醒我们，温暖我们，哪怕只是一瞬间，我们也该感谢他的！是时候了！你总还记得，萨沙，有一次我跟你谈起他，我曾经责备他冷。我说对了。同时也错了。这个冷，是在他的血里——这不是他的错处——而不在他的脑里。他并不是一个戏子，像我从前说的那样，也不是一个骗子，也不是一个无赖；他靠别人过活，但即使这样，他也并不狡诈，而是像一个小孩子……是的，他也许真的会在什么地方在穷困潦倒中死去；但是我们能因此就向他下井投石吗？他也许一辈子也干不出什么正经事来，因为他没有性格，没有血；但是谁有权利说他不会，并且从来不曾发生作用？说他的话不曾在青年们的心里播下许多良好的种子？要知道，对于青年们，大自然并没有像对罗亭那样，剥夺了他们行动的力量和实现他们自己的理想的才能。真的，我自己，首先就有过亲身的体验……萨沙知道，罗亭在我的青年时代给了我怎样的影响。我记得，我还断言过罗亭的话不能对人产生什么影响；但是我那时所指的是像我自己，像我这般年纪的人，那些已经生活过、在生活中受过折磨的人。只要话里有一个错误的音符，在我们听来那整个的和声就破坏了；但是对于青年人，幸而他们的耳朵还没有这样熟练，还不会这样挑剔。假如他所听见的在他看来本质上是美的，他还管它是什么声调！他自己就会找到合适的声调的。”

　　“妙哇！妙哇！”巴西斯托夫喊道，“这才说得公允！要说到罗亭给人的影响，我敢向你们发誓，这个人不但知道怎样激动你，他还会把你高举起来，他不让你停下，还把你连根翻起，让你尽情燃烧！”

　　“您听见了么？”列兹涅夫继续说着，朝向毕加索夫，“您还需要什么进一步的证明呢？您老爱攻击哲学，一谈到哲学，您再也找不出更刻毒的话来了。我自己也不太爱好哲学，也不大懂它；但是我们主要的灾难并不在哲学！俄国人从来也不会沾染上那种哲学上的狡狯和空谈；他们的常识是够丰富的；但是不能够在哲学的幌子底下，对于任何对真理和理性的诚实的向往，都一概加以攻击。罗亭的不幸在于他不了解俄国，这当然正是一种大大的不幸。俄国可以没有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但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却不可以没有俄国！以为可以的，他该倒霉了；真的不要俄国的，该双倍倒霉了！世界主义只是胡说，世界主义者等于零——不，比零更坏；离开了民族性，就既没有艺术，也没有真理，也没有生命，什么都没有。没有自己的面貌，就不可能有一张理想的脸；只有那种庸俗粗鄙的脸才可以没有自己的面貌。但是我再说一遍，这不是罗亭的过错；这是他的命运，一种残酷而不幸的命运，对于这，我们并没有资格来责备他。假如我们要追究一下为什么罗亭们能在我们中间出现，这就离题太远了。但是，让我们感谢他身上的优点吧。这比对他不公平总要容易些，而我们一直是对他不公平的。惩罚他，这不是我们的事，也不需要：他自己已经远远超过他所应受的，严厉地惩罚过自己了……愿上帝能借不幸把他身上的坏处涤除，而只留下他的优美之处吧！我为罗亭的健康，干杯！为我的最美好的年头的老友，干杯！为青春，为青春的希望、憧憬、信念和真诚，干杯！为二十岁时我们的心曾为之跳动的一切，为比我们在生活中已经领略到和将要领略到的还更可贵的一切，干杯！……我为你，黄金时代，干杯！我为罗亭的健康，干杯！”

　　大家都和列兹涅夫碰杯。巴西斯托夫在狂热中几乎把杯子碰碎了，一口饮干，而阿列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则握紧了列兹涅夫的手。

　　“我呀，米哈伊罗·米哈伊里奇，我真想不到您也是一位演说家呢，”毕加索夫说道，“简直和罗亭先生不相上下；连我都给感动了。”

　　“我压根儿不是什么演说家，”列兹涅夫回答，不免有几分愠恼，“可是要感动您，我想是很不容易的。但是，谈罗亭已经谈得够了；咱们还是谈谈别的什么吧……那个……那个什么玩意儿……庞达列夫斯基？他还住在达里雅·米哈伊洛夫娜家里吗？”他添说了，转向巴西斯托夫。

　　“可不，还在她那里。她替他张罗了一个很肥的差事。”

　　列兹涅夫冷笑了。

　　“瞧，这种人是怎么也不会穷死的，我敢打赌。”

　　晚餐收场了。宾客们散了。当只有阿列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和她的丈夫在一起的时候，她微笑地望着他的脸。

　　“你今晚多妙呀，米沙！”她说着，一面抚着他的前额，“你说得多么通情达理，正大光明！可是凭良心说，你今天袒护罗亭是有些过分的，正和你从前反对他也有些过分一样。”

　　“不能墙倒众人推呀。从前，我是怕他会让你也昏了头呢。”

　　“不会的，”阿列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天真地说，“他在我眼里总是太有学问了。我怕他，在他的面前就不知道说什么的好。可是今晚毕加索夫对他的嘲笑不是太恶毒了一点么，对吗？”

　　“毕加索夫？”列兹涅夫回答，“正是因为毕加索夫在座，所以我才那么热烈地袒护罗亭的。他胆敢说罗亭是一条寄生虫！据我看哪，他扮的角色，毕加索夫的角色，更坏一百倍！他有独立的地位，目空一切，可是对有钱有势的人却是那么一副阿谀逢迎相！你可知道，就是这个恶毒地骂人恨世，攻击哲学，攻击女人的毕加索夫——你可知道，当他做官的时候，还贪赃受贿，做出种种见不得人的事呢！哎！就是这么回事！”

　　“真的么？”阿列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喊道，“我可从来也没有想到这一层！……我说，米沙，”她停了一停，继续说道，“我要问问你……”

　　“什么？”

　　“我看，我弟弟跟娜达丽亚一起会幸福么？”

　　“叫我怎么说呢？……从各方面看起来，会幸福的……当然，她会占上风……在咱们中间用不着掩饰这个事实——她比他能干；可是他是个极好的人，并且全心全意爱着她。还要怎么样呢？就说咱们俩，不是彼此相爱而且十分幸福么？”

　　阿列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微笑了，握紧了他的手。

　　同一天，就是在阿列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家里发生上面所写的那一切的那天，在俄罗斯僻远的一个省份，有一辆破旧的带篷旅行马车，由三匹耕马拖着，在酷热的阳光下沿着驿道徐徐地蠕行着。驭者座上踞坐着一个头发斑白的农民，衣衫褴褛，两只脚斜挂在车辕的横木上；他不住地抖动着驭马的绳子，挥着小鞭子；车里面，一个高大的男子坐在薄薄的行囊上，戴一顶遮阳帽，穿一件积满灰尘的旧外衣。这就是罗亭。他低头坐着，帽舌拉齐了眼际。车子不匀的震动把他左右抛甩着，但他好像一点也没有觉得，仿佛正在打盹。终于他挺直了身子。

　　“咱们什么时候才能到站？”他问坐在驭者座上的农民。

　　“喏，小爷，”农民说，更有力地抖动着缰绳，“咱们一爬上坡去，再走两俄里就到了，不会再多……咳，你呀，你在想心思呀……咱教你想吧。”他用尖锐的声音加上了一句，就鞭打起右边的一匹马来了。

　　“我看，你好像不会赶车，”罗亭说着，“咱们一大早就上路了，这会儿还没到。你还是唱点什么吧。”

　　“哎，有什么办法呢，小爷？您自己瞅瞅，马这么瘦……天又热。咱不唱。咱不是驿站里的那些小伙……喂，小羔崽子！看你这头小羔崽子！”农民突然朝着一个穿着棕色外衣和破木鞋的过路人喊道，“让开，小羔崽子！”

　　“马车夫……了不起！”那人在他后面喃喃着，停了下来。“好一副莫斯科架子。”他带着充满责备的声音说，摇摇头，一拐一拐地走开了。

　　“你往哪儿跑？”农民歌唱似的叱喝着，拢了拢辕马，“啊！你这个狡猾鬼！真格的，狡猾鬼！”

　　精疲力竭的马总算挨到驿站了。罗亭从马车里爬了出来，付了钱（农民并没有鞠躬道谢，只是把钱放在手掌里颠了好一会——显然酒钱是给得太少了），于是自己提着行囊，走进了驿站。

　　我有一位当年曾在俄国各地旅行得很多的朋友，他曾经说过，假使驿站墙壁上挂的是《高加索的俘虏》中的插画或者是俄罗斯将军们的肖像，你就准定可以很快得到马匹；但是，假如画中画的是著名的赌棍乔治·德·日耳曼尼的生平，那么，旅行者就不用希望很快离开了；他尽有时间去细细鉴赏那蓬起的鬈发，那白色的开襟背心，以及那位赌棍年轻时候所穿的异常紧窄而短小的裤子，和他到了老年，在一间斜顶草屋里挥起椅子打死他儿子时的疯狂的面部表情。罗亭走进去的这间屋子恰好正是挂着《三十年》，又名《一个赌徒的一生》中的插画的。他喊了一声，驿站管理员应声出现了，还是睡昏昏的样子。（顺带说一句：难道有人见过不是睡昏昏的驿站管理员的么？）他不等罗亭动问，就用带睡的声音宣布说：没有马。

　　“您怎么可以就说没有马呢？”罗亭说，“连我要到哪儿去您还不知道！我是借老百姓的马来的。”

　　“哪儿去也没有马，”管理员回答，“您到哪儿？”

　　“到××斯克。”

　　“没有马。”管理员重说一句，走掉了。

　　罗亭愤愤地走到窗边，把帽子扔在桌上。他的样子改变得不多，但是两年来他到底苍黄了些；缕缕银丝已经在他的发上发闪了；他的眼睛依然很美，但好像也有点黯淡了；纤细的皱纹，苦恼和劳思的痕迹，已经爬上了他的嘴角、颊上和鬓间。

　　他的衣服旧损而破烂，怎么也看不到他的衬衣。他的如花怒放的日子显然已经过去了：他，正如园丁所说，已经是结子的时候了。

　　他开始读着壁上的题词……这是无聊的旅人们通常的消遣……突然，门咯吱响了，管理员走了进来。

　　“到××斯克的马没有，很久都不会有，”他说，“但是回××沃夫去的倒有。”

　　“到××沃夫？”罗亭说，“您得了吧，那跟我完全是两条路。我要到彭查去，可是××沃夫是坐落在唐波夫那个方向上的，对吗？”

　　“有什么关系？您可以先到唐波夫再转彭查，要不，就从××沃夫岔过去。”

　　罗亭想了一想。

　　“唔，好吧，”他终于说道，“告诉他们备马吧。对我反正一样；我就先到唐波夫去。”

　　马很快就驾好了。罗亭拿起了自己的行囊，爬上车子，坐了下来，和先前一样低垂了头。在他那垂头的姿态里，有一种无可告助的、只好屈服的哀愁的神情……三匹马不慌不忙地小跑起来了，断断续续地发出了一串串丁丁当当的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