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做苦學生的時代，經濟方面的最主要的來源，可以說是做家庭教師。除在宜興蜀山鎮幾個月所教的幾個小學生外，其餘的補習的學生都是預備投考高級中學的。好些課程由一個人包辦，內容卻也頗爲複雜。幸而我那時可算是一個“雜牌”學生：修改幾句文言文的文章，靠着在南洋公學的時候研究過一些“古文”；教英文文學，靠着自己平日對這方面也頗注意，南洋和約翰對於英文都有着相當的注重，尤其是約翰；教算學，不外“幾何”和“代數”，那也是在南洋時所熟練過的。諸君也許要感覺到，算學既是我的對頭，怎好爲人之師，未免誤人子弟。其實還不至此，因爲我在南洋附屬中學時，對於算學的成績還不壞，雖則我很不喜歡它。至少教“幾何”和“代數”，我還能勝任愉快。現在想來，有許多事真是在矛盾中進展着。我在南洋公學求學的時候，雖自覺性情不近工科，但是一面仍盡我的心力幹去，考試成績仍然很好，仍有許多同學誤把我看作“高材生”，由此纔信任我可以勝任他們所物色的家庭教師。到約翰後，同學裏面所以很熱心拉我到他們親戚家裏去做家庭教師，也因爲聽說我在南洋是“高材生”；至少由他們看來，一般的約翰生教起國文和算學來總不及我這個由南洋來的“高材生”！我既然擔任家庭教師的職務，爲的是要救窮，但是替子弟延請教師的人家所要求的條件卻不是“窮”，僅靠“窮”來尋覓職業是斷然無望的。我自己由“工”而“文”，常悔恨時間的虛耗，但是在這一點上卻無意中不免得到一些好處；還是靠我在讀工科的時候仍要認真，不肯隨隨便便撒爛污。

　　在我自己方面，所以要擔任家庭教師，實在是爲着救窮，這是已坦白自招的了（這倒不是看不起家庭教師，卻是因爲我的功課已很忙，倘若不窮的話，很想多用些工夫在功課方面，不願以家庭教師來分心）。可是在執行家庭教師職務的時候，一點不願存着“患得患失”的念頭，對於學生的功課異常嚴格，所毅然保持的態度是：“你要我教，我就是這樣；你不願我這樣教，儘管另請高明。”記得有一次在一個人家擔任家庭教師，那家有一位“四太爺”，掌握着全家的威權，全家上下對他都怕得好像遇着了老虎，任何人看他來了都起立致敬。他有一天走到我們的“書房”門口，我正在考問我所教的那個學生的功課，那個學生見“老虎”來了，急欲起來立正致敬，我不許他中斷，說我教課的時候是不許任何人來阻撓的。事後那全家上下都以爲“老虎”必將大發雷霆，開除這個大膽的先生。但是我不管，結果他也不敢動我分毫。我所以敢於強硬的，是因爲自信我在功課上對得住這個學生的家長。同時我深信不嚴格就教不好書，教不好書我就不願幹，此時的心裏已把“窮”字拋到九霄雲外了！

　　這種心理當然是很矛盾的。自己的求學費用明明要靠擔任家庭教師來做主要來源，而同時又要這樣做硬漢！爲什麼要這樣呢？我自己也並沒有什麼理論上的根據，只是好像生成了一副這樣的性格，遇着當前的實際環境，覺得就應該這樣做，否則便感覺得痛苦不堪忍受。

　　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我這樣的一個“硬漢教師”，不但未曾有一次被東家驅逐出來，而且凡是東家的親友偶然知道的，反而表示熱烈的歡迎，一家結束，很容易地另有一家接下去。我仔細分析我的“硬”的性質，覺得我並不是瞎“硬”，不是要爭什麼意氣，只是要爭我在職務上本分所應有的“主權”。我因爲要忠於我的職務，要盡我的心力使我的職務沒有缺憾，便不得不堅決地保持我在職務上的“主權”，不能容許任何方面對於我的職務作無理的干涉或破壞（在職務上如有錯誤，當然也應該虛心領教）。我不但在做苦學生時代對於職務有着這樣的性格，細想自從出了學校，正式加入職業界以來，也仍然處處保持着這樣的性格。我自問在社會上服務了十幾年，在經濟上僅能這手拿來，那手用去，在英文俗語所謂“由手到嘴”的境況中過日子，失了業便沒有後靠可言，也好像在苦學生時代要靠着工作來支持求學的費用，但是要使職務不虧，又往往不得不存着“合則留，不合則去”的態度。所以我在職業方面，也可說是一種矛盾的進展。

（原載1937年4月上海生活書店《經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