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件雖是關於個人的私事，但是也脫不了當時的社會思潮的背景。大家都知道，接着“五·四”運動以後的動向，打倒“吃人的禮教”，也是其中的一個支流，男女青年對於婚姻的自由權都提出大膽的要求，各人都把理想的社會和理想的家庭混做一談，甚至相信理想的社會必須開始於理想的家庭！我在當時也是這許多青年裏面的一分子，也受到了相類的影響，於是我的婚姻問題也隨着發生過一次的波瀾。
我的父親和我的岳父在前清末季同在福建省的政界裏混着，他們因自己的友誼深厚，便把兒女結成了“秦晉之好”，那時我雖在學校時代，“五·四”運動的前奏還未開幕，對於這件事只有着糊里糊塗的態度。後來經過“五·四”的洗禮後，對這件事才提出抗議。
我的未婚妻葉女士是一位十足的“詩禮之家”的“閨女”，吟詩讀禮，工於針黹，但卻未進過學校。這雖不是沒有教育的女子，但在當時的心理，沒有進過學校已經是第一個不滿意的事實，況且從來未見過面，未談過話，全由“父母之命”而成的婚約，那又是第二個不滿意的事實。但是經我提出抗議之後，完全和“五·四”運動的洗禮毫不相干的兩方家長固然大不答應，就是我的未婚妻也秉着“詩禮之家”的訓誨，表示情願爲着我而終身不嫁。於是這件事便成了僵局。但是因爲我的求學費用，全由我自己設法維持，家裏在經濟上無從加我以制裁，無法干涉我的行動。在兩方不相上下的形勢裏面，這件事便擱了起來。直到我離開學校加入職業界以後，這件事還是擱着。但是我每想到有個女子爲着我而終身不嫁，於心似乎有些不忍，又想她只是個時代的犧牲者，我再堅持僵局，徒然增加她的犧牲而已，因此雖堅持了幾年，終於自動地收回了我的抗議。
我任事兩三年後，還清了求學時的債務，多下了幾百塊錢，便完全爲着自己的結婚，用得精光。我所堪以自慰的是我的婚事的費用完全由自己擔任，沒有給任何方面以絲毫的牽累。家屬不必說，就是親友們，我也不收一文的禮。婚禮用的是茶點，這原也很平常，不過想起當時的“維新”心理，卻也有可笑處。行禮的時候新郎要演說，那隨他去演說好了，又要勉強新娘也須演說；這在她卻是個難題，但是因爲遷就我，也只得勉強說幾句話；這幾句話的臨時敷衍，卻在事前給她以好幾天的心事。這也罷了，又要勉強岳父也須演說。這在男子原不是一個很難的題目，可是因爲我的岳父是百分的老實人，生平就未曾演說過，他自問實在沒有在數百人面前開口說話的勇氣，但是也因爲要遷就我，也只得勉強說幾句話。他在行禮前的幾天，就每天手上拿着一張紙，上面寫着幾十個字的短無可短的演說詞，在房裏踱着方步朗誦着，好像小學生似的“實習”了好幾天。可是在行禮那天，他立起來的時候，已忘記得乾乾淨淨，勉強說了三兩句答謝的話就坐了下來！我現在談起當時的這段情形，不但絲毫不敢怪我的岳父，而且很鄒韜奮散文一幕悲喜劇怪我自己。他老人家爲着他的自命“維新”的女婿的苛求，簡直是“鞠躬盡瘁”地遷就我。我現在想來，真不得不謝謝他的盛情厚意，至少是推他愛女的心理而寬容了我。我現在想來，當時不該把這樣的難題給他和他的女兒做。
結婚後，我的妻待我非常的厚。她的天性本爲非常篤厚，尤其是對於她的母親。我們結婚不到兩年，她便以傷寒症去世了。她死了之後，我才更深刻地感到她的待我的厚，每一想起她，就淚如泉涌地痛哭着。她死後的那幾個月，我簡直是發了狂，獨自一人跑到她的停柩處，在靈前對她哭訴！我生平不知道什麼叫做鬼，但是在那時候——在情感那樣激動的時候——並無暇加以理解，竟那樣發瘋似的常常跑到她的靈前哭着訴着。我知道她活的時候是異常重視我的，但是經我屢次的哭訴，固然得不到什麼回答，即在夜裏也沒有給我什麼夢。——老實說，我在那時候，實在希望她能在夢裏來和我談談，告訴我她的近況！這種發瘋的情形，實在是被她待我過厚所感動而出於無法自禁的。我在那個時候的生活，簡直完全沉浸於情感的激動中，幾於完全失去了理性的控制。
（原載1937年4月上海生活書店《經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