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和造時見面，比認識乃器的時候遲了一半，是在五年前；但是他來看我的情形，卻有些和乃器的相類。那時他正在光華大學做文學院院長，爲着要替他所辦的《自由言論》半月刊登記的問題，特到生活週刊社來和我商量。後來的蔡孑民先生等所領導的民權保障同盟開大會的時候，才第二次和他見面。此後沒有機會碰着，一直到前年（一九三五）年底上海文化界救國會開成立大會的時候，他扶病到會，剛巧坐在我的旁邊，我們才第三次見面。他對我說，國難嚴重到這樣地步，他雖有病，也不得不勉強來參加。他在會場上還起來說了幾句激昂慷慨的話；他說要起來組織救國會，先要有準備進監牢的決心，現在他自己果然進監牢了。
造時是江西安福縣人。在我們這幾個“難兄難弟”裏面，他得到比較順利的求學機會，因爲他在十五歲的時候，就考進了北平的清華。那時這個學校是官費留美的預備學校，他進了這個學校，由中學而大學，由大學而出洋，出洋後由學士而碩士，由碩士而博士，都是一帆風順的。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卻不是沒有逆境，卻不是沒有需要艱苦奮鬥的逆境！那是他參加救國運動的方面。他十六歲在清華求學的時候，因爲參加反對巴黎和約，要求罷免賣國賊曹、陸、章，就兩次被捕過。第一次因領隊到東安市場演講被捕，第二次參加代表團向徐世昌請願被捕。所以最後一次的被捕，在他算是第三次了。他回國後擔任上海光華大學和中國公學等校的政治學教授，並加入《新月》雜誌擔任撰述。一年後“九·一八”國難發生，他又被捲入了救國運動的漩渦！當時他發表了不少關於對日抗戰的主張。後來被政府聘爲國難會議會員，因反對限制討論範圍，代表平、津、滬國難會議會員和行政黨局交涉無效，拒不出席。同時他發起上海大學教授抗日救國會和各團體救國聯合會，以號召民主，主張抗日，援助上海抗戰軍隊爲主要任務。不久他又加入蔡先生等所發起的民權保障同盟，被選爲上海分部執行委員。結果被禁止教書，不能再做教授了。於是他開始執行律師職務，並從事譯著的工作。但是一年後他又加入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和全國各界救國會，重整旗鼓，努力於救國運動。最近又第三次被捕了。
王博士具有演說的天才，尤其是在廣大羣衆的大會場上，他能抓住羣衆的心理，用明晰有力的話語，有條理的說法，打動他們的心坎。鄒韜奮散文“難兄難弟”的又一個王博士屢有做官的機會，但是因爲忠實於他自己的主張，不肯隨便遷就，寧願過清苦的生活，行其心之所安，這是很值得敬佩的。
（原載1937年4月上海生活書店《經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