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炒飯麼？來一碗雞蛋炒飯。”第二個客人跨進來，身邊帶着一陣涼風，桌上煤油燈的火焰跳躍了兩三下。他的腳步又輕又快，走向小飯館裏獨一無二的食桌前，坐在我的對面。
短時間，我們的目光交織成一條直線。他的年輕而健康的臉膛曾經給我留下一點新鮮的記憶。
就是今天下午，他身上穿的也是這件軍用的黃色棉大衣，頭上也是這頂垂着兩隻耳朵的灰色軍帽，不過背後還揹着一個大包裹，對於他的矮小的身材似乎過分沉重。他坐在黃河渡船的舷板上，前後左右擠滿人羣。旅客們十分嘈雜，但這不能夠淹沒一個嬰兒的啼哭聲。嬰兒的母親是一個三十多歲的婦人，站在人堆裏，不停地用手拍着小孩，雖然明知道這不能止住孩子的哭聲。
“給他點奶吃就好了。”有人這樣說着。
淚水沿着婦人瘦削的臉頰流下，滴到小孩的紅棉襖上。她彷彿對自己申訴說：
“哪有奶？大人都沒有吃的！”
他——年輕的軍人——站起來，把座位讓給抱嬰兒的婦人，又從衣袋裏摸出一塊乾硬的饅頭交給她，用類似女人的柔聲說：
“孩子是餓了。嚼點饅頭給他吃吧。”
現在，當他同堂倌說話時，聲音仍然帶着女性的氣味，這和他的矯健的舉動似乎不大調配。
我們這是第二次見面，但彼此全把臉埋在食器上，保持着靜默。
剛剛吃完麪，隔壁客店送我來吃飯的茶房過來招呼我說：
“警察來查店了。請您回去看看。”
巡警盤問得很詳細。他們從我的行李中檢出一本《中國分省新圖》和一些零碎的通訊稿，於是抱着絕大的懷疑，追詢我許多問題。最後，我拿出八路軍的護照，他們才認爲滿意。退去時，一個警察搖擺着頭說：
“對不起，越是你們知識分子漢奸越多！”
像是黃蜂的毒刺，這幾句話刺痛我的心。不到一刻鐘光景，我聽見警察從對面房間走出來，皮鞋後跟撞擊在穿堂的磚地上所發的聲響，漸漸地消失下去。誰在敲我的門？
“請進。”
板門輕快地推開，那位青年軍人站在我的眼前。一種熟習的柔軟的話語滾動在我耳邊：
“請別見怪，同志也是從八路軍前方來的麼？——我住在對面房間裏，警察問你的話，我全聽見了。”
原來我們是同時離開前線，同時坐上同蒲路的窄軌火車，同時渡過黃河，現在更住到同一個客店裏，我們熱烈地握着手，五分鐘以後，便成了很熟的朋友。
“楊同志……”
“黃同志……”
我們毫無拘束地譁笑着。
我提議到路上散散步，他高聲叫道：
“茶房，鎖門。”
這家旅店坐落在潼關城外，接近隴海路車站。雖然不過八點鐘，除去飯館和水果商而外，馬路兩旁的店鋪已經早早關上門。燈光從閘板的隙縫泄露出來，彷彿一星一點的磷火。潼關的城牆和城樓襯映在星空之下，畫出深黑色的輪廓，比較白天似乎更加突兀，雄偉。
我們橫穿過一條小巷，停留在黃河岸上。河水在暗夜裏閃動着黑亮的波光，時時還有一點兩點潮溼的漁火浮動在水面上。
這其間，黃同志不停地哼着各種救亡歌曲。他手裏拿着一隻電筒，四下照射着，忽然，我聽見他興奮地喊道：
“喂，你看，這裏全是戰壕。”
果然，顯示在白色的電光下的是許多條挖掘得十分整齊的壕溝，蜿蜒在河岸上，一直伸入無邊的黑暗裏。
“來，我們下去看看。”他說着，敏捷地跳下去。我跟隨在他後面。他把身子俯在戰壕邊上，電筒一扳，作了一個射擊的姿勢，繼而懊惱地咕噥着：
“你不知道，楊同志，我們兩個從廣東跑到山西，本來都想加入游擊隊，誰知八路軍只准他加入，偏叫我到延安去學習。”
“他是誰？”我一點不明白他的話。
“我的丈夫呀！”
“怎麼，你是位女同志？”意外的驚訝使我不自覺地把語音特別提高。
黃同志用電筒向我臉上一掃，也許我的表情太驚奇，遏制不住的笑聲從她的嘴裏迸發出來，彷彿黃河的浪花，四處飛濺着。末了，她喘息着說：
“算了吧，男女有什麼關係，值得這樣大驚小怪。”
“你們結婚多久了？”
“兩年，還有一個男孩子——”她突然靜默下來。她的革命意志雖然堅強，但她的心始終有血有肉。她一時沉入寂靜的回憶中，更用簡單的語音把我領進她那回憶的門限。
她的小孩剛剛一週歲，又白又胖。她的熱情高揚在民族革命的怒潮裏，時時吸引她走向生死的戰場，然而小孩總在牽掣她。她的丈夫幾次激勵她說：
“勇敢點吧，你該作大衆的母親，不要作一個小孩的母親。”
她當然是勇敢的。因此，一天早晨，她同丈夫揹着一點應用的衣物，帶着點錢，離開家庭。拋在身後的是他們可愛的小孩和一封留給父母的信。
有時乘船，有時坐車，有時步行，他們跋涉在遙遠的旅途上，終於到達預定的目的地——山西。
冷風夾着大片的雪花，飛舞在北方的荒寒的大地上；居民潛伏在黃土小房裏，吃着粗糙的糧食，過着艱苦的生活。
可是他們呢，這一對生長在南國的夫婦！他們耐不住寒冷，睡不慣火炕，吃不下小米。
“動搖了嗎？”時常，他們彼此故意譏笑着。
然而，當他們看見前方的戰士們怎樣在吃苦，爲了國家，爲了民族，他們感到羞慚，感到渺小。
“我一定打游擊去，決不後退！”丈夫堅決地說。
“我一定追隨着你。”妻子也不曾動搖。
雖然她很勇敢，可是環境並不允許她。她被分配到延安“抗大”去學習。
“去吧，革命不一定在前線。”丈夫極力安慰她。
當天，黃同志就離開前線，恰巧同我走到一路。
“我真焦急，只想立刻飛到延安。”她張開兩臂，做一個飛翔的姿態，黑暗中，差一點打掉我的帽子。
談話愉快地進行着，沒有人留心到漸漸逼近的輕細的腳步聲。突然，我的眼睛受到強烈的電光的照射而感到暈眩，同時聽見有人在壕溝上罵道：
“什麼人？滾上來！”
這意外的襲擊使我們暫時失去鎮靜，但不久就恢復了我們的神智。我們爬出戰壕，黃同志亮一亮電筒，發覺對方是一位武裝的士兵，右手拿着手槍，左手是一隻正在放光的電筒。
“你們是什麼人？”兵士激怒地喝道。但當他知道我們是來散步，而且驗過我們的護照，就十分客氣地說：“對不起。我剛在城門口放哨，看見這邊一亮一亮的，當是有漢奸了。”
他走開幾步，停住腳，又叮嚀我們說：
“近來這裏很嚴，同志們頂好早早回棧房去。”
……這是一個多麼富有傳奇意味的夜晚——在潼關。
一九三八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