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使，從本書裏指出失敗主義，甚至說主題是失敗主義，那我將把我的禿筆和我的不幸一起投入烈火中去。但是，我在這裏要提出警告，我的作品不寫色盲者指黑爲白，也決不以割裂或剽竊作爲裝飾他們的花朵，甚至作爲攻擊的劍！
無論從軍事的因素說，或者從經濟的因素和政治的因素說，持久戰，這一理論，已經金字塔一樣建立了起來。它有歷史的不朽，它有prometheus的偉大。失敗主義是殘霧，而這一理論是日光；失敗主義是望月而喘的牛，而這一理論則把握了客觀的、存在的必然性。
就是從戰役說，失敗主義一樣被粉碎了。南京的一戰自然於中國是相當嚴重的不利。但是，勝利絕不是廉價的，也絕不是直線的。何況是一個帝國主義的工業國家和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停滯在農村經濟狀態的國家之間的戰爭，勝利是跋涉的長途，需要怎樣艱困地去爭取啊。中國和日本今日的戰爭正是這樣。而作爲一個國家象徵的、我們的國旗，所以有四分之三幅是強烈的紅色，也恰好說明了這一點。又何況，南京的一戰所產生的消極影響，一方面從南京的失陷開始，一方面又從南京的失陷完結了。而徐州的一戰，使中國在軍事上從潰敗和混亂的泥潭裏振作起來；武漢的一戰，使中國收穫了有利於持久戰的、寶貴的穩定；豫南、鄂北的一戰，和最近洞庭湖畔的爭奪，勝利的晨光已經開始熹微的、照着中國的軍旗了。這些，都是鐵一樣有力的事實，失敗主義因此受到了判裁，滾吧，滾到你應該去的地方去吧！
但是，對於給我勸告的和爲我有所顧慮的朋友們，對於他們的純真的心，無論如何我是感謝的。這感謝，是由於我自己所承受的太多，也由於他們給予我所熱愛的祖國的比給予我的更多。
我爲什麼這樣寫呢？
第一，歷史是一個真實。人不能夠改變歷史，也就不能夠改變真實，更不需要改變真實。從古代英雄的畫像裏，我們看見了一種非人間的雄姿，心上雖然崇敬着，被崇敬的卻不過是一些線條和色彩，一種和這些線條和色彩相結合的、我們自己心頭的想象，其實已經不是那英雄了，那英雄已經被我們在崇敬着的時候忘記了，因爲他已經被這樣的畫像和想象所篡奪所歪曲了。你願意看走樣的、古代英雄的畫像麼？你願意讀這樣的歷史麼？你願意人們改變我們抗戰的姿態——那是你自己也在裏面的。但是把美麗的顏色塗得太厚，因而使你失去難有的親切之感——那樣的事在這裏發生麼？因爲不真實，也就不再有生命，所以沒有親切之感了。塗脂抹粉不但是笨拙，並且是罪惡。真實並沒有什麼毒，爲什麼非改變不可呢？真實最美麗，爲什麼要在紅色上再塗些紅色，使它變紫、變黑呢？並且，唯有真實，只要是真實，便於我們無害面有益。
第二，在事後說譴責的話，那是卑劣的。而在事後說英雄的話，同樣並不漂亮，並且是無益的。既不是教堂中的譴責，又不是阿Q相的譏諷，目的是什麼呢？是暴露麼？——只有在這樣的條件下，就作爲暴露吧，假使這暴露的側面給我們的是經驗、是教訓。經驗是血肉所昇華的，教訓是錯誤所沉澱的。怕觸到失敗的原因，就沒有經驗，怕觸到錯誤的事實，就沒有教訓了，雖然經驗和教訓是客觀的存在着，如同那滿壠金黃的秋稻、豐饒而成熟的存在着。金沙也是客觀的存在着的，蘋果也是豐饒而成熟的存在着的，前者要人從泥沙中去淘取，後者要人從樹枝上去採摘。不淘取，寶貴的金冠不會在人間出現；不採摘，香甜、紅豔的果實會自己腐爛。而失敗的原因和錯誤的事實，那也是歷史的存在着的，鐵一樣的。讓我們勇敢的承認這失敗的原因和錯誤的事實吧！因爲這等於勇敢的把經驗和教訓接過手來。過去是已經過去了，我們只有把握現在和未來，用經驗和教訓幫助我們把握現在和未來。
但是，假如本書真有什麼可以詛咒之處，無論是由於人的視覺的可憐，還是由於我自己的筆力的不幸，我都負責，讓一切不潔全歸於我吧！而抗戰，它和神光一樣，是那樣神聖，那樣崇高，那樣光輝，那樣不朽啊！
一般說，戰爭是力和力的對比。但是，所說的力，並不是機械的力，而是一種相對的力。從這一前提出發，法國一個著名的軍事理論家作出了防禦的可能性和它的優越性的結論。
我也曾在一篇論文中說到過戰鬥意識和戰鬥技術間的力的平衡的問題，也歸結到這一個論點。但是，結論並不是戰術的，而是政治的。因爲我們不只是用軍事抗戰，我們更需要政治的抗戰。
從南京的一戰看，有防禦的可能性，卻沒有防禦的優越性。
爲什麼？因爲，防禦只是一個戰術。這個軍事的力的運用，是需要和政治的力配合起來的。不幸那個時候，我們對於政治的力的認識，是太不夠了。
所謂相對的力，應該包括軍事的力和政治的力在內。而防禦，不過是軍事的力，並且不過是軍事的力的一個形態，而不是全部。因此，在軍事上，面對絕對優勢的敵人集中兵力的攻擊，使劣勢的防禦僅僅作劣勢的防禦，那自然是脆弱的。
就是從戰術說，從防禦本身說，在相對的力的運用上，一樣有重大的缺陷。
南京的防禦戰，我們雖然承認是不利的，劣勢的，脆弱的，但是並不等於說，它一定得那樣狼狽，非那樣落花流水不可。相同的條件，作不同的運用，可以有不同的結果。那樣的結果，將使南京的防禦戰以完全不同的雄姿出現，而南京的一戰之後的兩軍的形勢也將是另一種的展開。那樣的結果，是使敵人付出更高的代價，而自己減少不必要的損失和犧牲。
本來，南京的防禦戰，最好在它的外圍進行，把鎮江、句容、溧水、蕪湖的一線強固起來。但是，由於淞滬的一戰，這一企圖，受了限制。
那麼，由龍潭、湯山、淳化鎮、秣陵關、江寧的一線保衛南京，應該是可能的。但是，它又給“太平天國的打法”斷送了！
就說“太平天國的打法”吧。既然決心死守，那就死守下去吧。在軍事上，遲疑和動搖是比處置錯誤更不祥的，這是小學教科書的第一課。但是，大言壯語後面，竟是退卻！
退卻又何嘗不可以。退卻有利，退卻就不是不勇和無能。退卻假使能夠招握着適當的時機，有整個的計劃，退卻就等於勝利，通過這樣的退卻就可能收穫勝利。鄧龍光部克服蕪湖就是這樣的。蕪湖的克服，不但是鄧龍光部退卻勝利的完成，它差不多把敵人的第十八師團和僞軍於正山部全部殲滅，使敵人從此不敢也不能夠再沿江南鐵路南進。
當時的形勢是那樣危急，像一片枯草落在火邊。鄧龍光部不過是一個師，和一路收容下來的殘兵散卒，卻作出這樣的奇蹟。並且，他們的行動，雖然出於一種戰術的認識，但並沒有什麼計劃。所以，假使衛戍南京的部隊能夠有一個退卻計劃，集中兵力，攻擊一點，當敵人麻醉在勝利的滿足中和後續部隊沒有到達的時候突圍而出，至少不會有那樣慘重的損失，至少可以有克服蕪湖那樣的勝利！但是，事實上的退卻卻是十幾萬大軍蜂擁渡江，而滾滾不盡的長江裏又沒有什麼船舶，挹江門的守軍嚴峻的放起槍來，於是，秩序完全混亂了，損失大於死守和突圍！
這是血淋淋的經驗！這是血淋淋的教訓！
這是戰術的錯誤！
這是賭一個民族的百世的命運！
在這裏，謹以我的小小的鮮紅的心，獻給從南京退卻的、在驚風駭浪裏艱苦卓絕把抗戰支持下來、穩定下來而又堅持下去的將士們，作爲四萬萬人中的一人最高的感謝！
抗戰起來不久，就有“偉大的作品”的呼聲提出了。
但是，寫作，敢有什麼偉大的野心呢？沒有人比抗戰着的將士更偉大！沒有作品比抗戰本身這史詩更偉大！在用血寫作的人面前，用筆寫作的人是渺小的，像花渺小於宇宙！在血寫成的作品面前，墨水寫成的作品是無光的，像流螢之於太陽！
自己所以拿起筆來，只是因爲給一系列壯烈的故事深深感動了的緣故！
使我憤怒，使我動手寫這本書，使我難以自制的，是這樣的一件事：
去年夏天，我在衡山。星期日，常去訪問在長沙相遇的孫福熙先生、初相識的艾青先生和劉躬射先生，也常去訪問池田幸於先生。對於鹿地、池田夫婦，他們從敵人的一邊伸過兄弟的手來，完全擺脫血緣的成見，站在正義的哨位上，我心中有說不出的感動和感謝，有說不出的尊敬和同情。而且，從她的談話裏，我還可以聽到許多別的地方所聽不到的話，譬如“野菜運動”，譬如某一戰役中敵人的戰術和攻擊方向，譬如日本的軍事工業的某一側面。
有一天，她對我這樣說：過去，她把中國的報告文學看得很高。但是，最近，在日本，除石川連三的《未死的兵》以外，又有了一部十六萬字的新的報告。自然，那是歌頌侵略戰爭的，在意識上是沒有什麼可說的。但是，從它的分量來說，從作者的寫作態度——放一槍又寫一筆的寫作態度來說，又是中國的報告和作者所不及的。但她沒有記住書名和作者的姓名，只知道里面敘述的是從杭州灣登陸到徐州會戰的故事，作者是一個通信士。
我慚愧了！爲自己，也爲中國人。
我慚愧了！但當時並不是以一個拿筆的人的地位慚愧的，雖然我也寫過報告；我是以一個拿槍還沒有完全放下槍來的人的地位慚愧的。
跟在慚愧後面，憤怒來了！
我不相信，“偉大的作品”不產生於中國，而出現於日本，不產生於抗戰，而出現於侵略！即使是從分量和寫作態度來說，我也有反感。
這是恥辱！
那報告，到今天我還沒有看到。最近讀了一篇關於日本文壇動向的論文，使我想到，大概就是《麥雨士兵、土雨士兵和花雨士兵》吧？作者大概是火野葦平吧？
中國有沒有“偉大的作品”呢？有的！
中國有血寫成的“偉大的作品”！
並且，墨水寫成的“偉大的作品”，假使是血寫成的“偉大的作品”的複寫，那不久也可以出現的。
那作品，將偉大於火野葦平的《麥雨士兵，土雨士兵和花雨士兵》的！
否則，是中國的恥辱！
我是這樣才寫《南京》的。
但是自己沒有偉大的野心，自己的心不過在憤怒着而已。
寫戰爭，有許多的難處。
火野葦平是通信士，他明瞭某一戰役的全般情況，又體驗了士兵的戰鬥生活。這是他的作品得以完成的客觀的條件。
在戰爭裏，將軍和士兵所知道的完全不同。將軍不知道兵是怎樣打法，兵也不知道將軍是怎樣判斷，怎樣下決心，怎樣處置的。自然，這不過是就一般而言。世界上的大河並不是完全向東流的，而東流的大河也不是一條直線的。但是，無論如何，這是真實。在戰爭裏，將軍所看見的是森林，不是樹；而士兵所看見的恰好是樹，而不是森林。
所以，將軍寫出的戰爭，往往是將軍式的戰爭，而士兵寫出的戰爭，又往往是士兵的戰爭。前者是大戰回憶錄，後者是《西線無戰事》。
將軍能夠寫得好，士兵也能夠寫得好。不反對將軍用兵的寫法，或者士兵用將軍的寫法，只要能夠寫得恰到好處。但是，不能勉強將軍從士兵的地位去看去寫戰爭，也不能勉強士兵從將軍的地位去看去寫戰爭，那是沒有希望寫好的。
何況是一個拿筆的人呢？他不是將軍，或者他是將軍而不是士兵，他不是士兵，或者他是士兵而不是將軍，生、旦，淨、醜集於一身，要求是苛刻的，不合理的。
因爲，戰場是瞬息萬變的，像初秋的雲，沒有固定的形態，在你略一凝想的時候，一隻小綿羊已經變做兩朵白薔薇花了。你能夠把天所看見的雲，完全描寫出來麼？你只能夠說，今天所看見的是堡狀積雲和鱗紋雲，不是僞捲雲。只有這樣。寫戰爭，也只有這樣。
況且，軍事行動是那樣祕密，比愛情還要祕密，甚至比外交還要祕密。往往將軍所知道的，兵不知道，連長所知道的，排長不知道；這一單位所知道的，那一單位不知道。戰地記者，在走馬看花裏，要把握一切，是很艱難的。
由於兵種的不同，任務的不同，步兵不完全知道炮兵，前衛也不完全知道預備隊，在技術上，在戰術上，在裝備上，在動作上，在行動上，在空間和時間上。寫戰爭，只說軍事，也需要多方面的知識，這，即使是對於一個軍人作者，也不能夠求全責備。
但是，既然寫起戰爭，這些問題都需要作者解決的。
我所以敢大膽的寫，是因爲自己修習過軍事課程，在戰壕裏生活過幾天。但是，動筆時，涌出的不是如泉的文思，而是重重的困難。譬如，第一次寫的時候，才寫成兩章，就發現了兩處技術性的錯誤，雖然在寫作之前我曾經請教過有專門知識的人。
再以追擊炮的射擊口令做例吧。這口令，包括着炮彈種類、信管種類，藥包數量，目標、射擊方法，在間接瞄準的時候不指示目標，指示瞄準點。這些因素，是一個也不能夠缺少的。沒有目標，那就是無的放矢，那就沒有方法決定射擊距離，也就不可能命中目標。擺射，散佈射、梯次射的口令更加複雜。一個口令就有這許多的問題。
所以，“追擊炮！——二千公尺！——放！——”這樣的口令是荒唐的；“洞！洞！……”那樣的射擊也是不可能的。
這是聰明人的錯誤。
自己也許也有這樣的錯誤吧，雖然我的心是誠懇的，不敢賣弄聰明。
還有一個問題。
怎樣使一篇小說情感完整，統一起來。
提出這一問題的，是在一起生活了半年的朋友楷。他和我一樣，並不是學文學的。但是，這問題有它的重要性，值得重視，值得思考。
一般說，一篇小說的情感發展，是和小說中人物性格的發展相平行的。這是說，用一個或幾個人物把一篇小說的情感貫串起來。讀者的心的躍動，和小說人物的心相一致：他歡喜的時候，我們歡喜；他憂愁的時候，我們憂愁；他飢餓的時候，我們即使在蘋果園中，甚至正在咬吃蘋果，也忽然會失去味覺；他奮鬥的時候，我們的肌肉會在手臂上凸起來，我們的血液會洶涌得象春漲中的江水；他在苦難中的時候，我們彷彿自己在風雪中逃走，彷彿自己病倒在只有舊蜘蛛網和在黃昏裏亂飛的蝙蝠的破廟裏；他勝利的時候，我們忽然變做英雄，好像天上的太陽也屬於我們。
但是，在本書裏，我卻不能夠這樣做。
因爲，寫南京的一戰，得從每一個角落寫，得從每一個方面寫，爭取寫出一隻全豹來。
而且，事實上，抗戰並不是某一個英雄的業績，也不是少數人壯烈的行爲，而是屬於全民族、屬於全體中國人民，每一個將士都有血肉在內的。
我怎麼能夠創造一個或者幾個英雄，步兵也是他，炮兵也是他，淳化鎮的一戰有他，雨花臺的一戰有他，挹江門有他，渡江有他，和戰車血肉相搏又有他？
那麼，讓我的作品的情感支離破碎麼？
也不能！
怎麼辦呢？我固然相對的放棄了用人物把一篇小說的情感貫串起來的做法，但是我卻企圖把這個情感用事件貫串起來，用戰爭貫串起來，而求它的完整。這不過是我的一個大膽的嘗試。
這裏，還有兩個問題。
第一，本書是報告呢，還是小說呢？我回答不出。
書裏有真實的故事，有從別處移植過來的、真實的故事，有部分真實的故事。這很像報告。
但是，書中也有虛構的故事。尤其由於材料蒐集的困難，真實的故事往往是一個輪廓，僅僅是一個輪廓，不得不由我給以顏色，給以血肉，給以構想。這又很像小說。
我不敢把它作爲報告，也不敢把它作爲小說。
第二，書中有一些術語，所謂“軍語”，還有近於操作的動作，這使本書頗像“操典”。
這是無法避免的，甚至是必要的，田爲所寫的是戰爭，而又要求形象的寫出。我只覺得寫得太少。我誠懇地說，這無所謂賣弄軍事的才能。——由於必要，我倒可惜我沒有足夠賣弄的軍事知識。
兩篇中篇報告完成以後，我就決心開始寫南京了。
但是，沒有寫作的環境。而什麼是寫作的環境，又很難說。火野葦平不是放一槍又寫一筆的麼？想到火野葦子，我是怎樣慚愧和怎樣憤怒啊！
我決心：我和我的作品即使離開“偉大”很遠，像南極到北極，像麻雀比鐵鷲，我也要寫，我也那樣寫，那樣寫得多，那樣放一槍又寫一筆的寫。我不能讓敵人在兵器上發出驕傲一樣，在文字上也發出他們的驕傲來！我們要在軍事上勝利，也要在文藝上勝利！
但是，真正慚愧的是，我不但在寫作上一無所成，在戰爭上也一無所獻！
從受傷的那一天起，我就脫離了第一線。去年十月，爲了夢想的王國——當時的打算是，暫時脫下軍衣來吧，我到北方來了，奔走在風沙裏。今年四月，我病了，轉到西安來，終於又是閒着兩隻手，半年了！
我的心在咬痛。無論如何，我在爲了抗戰的動機裏實際上脫離了抗戰！我不但放下了我的槍，兩個中篇報告完成以後，差不多又放下了我的筆了！
可詛咒的我的牙齒啊！可詛咒的我的小資產階級的血液啊！我爲什麼只是等待鳳凰呢！我應該有麻雀就捉麻雀！
直到七月，我受到鼓勵，也受到心的譴責，才第二次開始提筆。
但是，這個時候。今年春天在我所愛的山水間寫成的兩章和別的文稿，全不在身邊。蒐集來的一些材料和地圖，也沒有帶出來，爲了想病好了再回去的緣故。一切得另行開始。一切又得在記憶中捉摸。沒有報，沒有書，手中所有的，僅僅是一本《在戰場上》和一本《六個月來的抗戰》，和偶然從舊書中發現的幾張地圖，這已經萬分不易了。
本書終於寫完了，假使能對抗戰有一點點用處，我的負罪感纔多少可以輕鬆一點。
胡風先生一次一次的激勵我，給我寶貴的指示，在這裏謹致謝意！“我希望你把握住現實主義的精神，不要被主觀的激動弄得架空了。”當我拿起筆來寫的時候，他的這一句話我是常常體味着的。
其次，對於幾個朋友，楷、昌、寧，沐，他們也從各方面給我鼓勵，尤其是以前並不相識的麗然，遠遠的從西康給我來信，給我不害怕困難的力量，我一併表示感謝。
一九三九，一O，一五。
西安，北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