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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年的中华历史，是万不能，绝不会，以屈膝投降来结束的。文艺是民族的心声，革命的前导，在卢沟桥事变以前，它已经以“九一八”及“一·二八”的退与抗，在歧路上给全民族树立起指导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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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会务，自有会刊——已出到十二期——报告一切，用不着我再说什么。可是，因交通不便，邮递阻滞，恐怕有许多关心“文协”的人无从看到会刊，故愿代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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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二十九日晚间，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招待英国写家阿特莱女士。这是个不拘形式的集会，大家随便谈谈，没有那些振铃开会，主席致词等等的官样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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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到底》这小刊物生在武昌，死在汉口，现在复活于重庆。它必须复活，因为它是“抗到底”。抗到底的精神，无论是指本刊，还是指全民族抗战而言，就是“死而不已”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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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立，使我认识了不少新朋友。“老见异书犹眼明”的快活，据我看，远不如中年遇到新的朋友。书是死的，你对它恭敬，他未必就教你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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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家在北平，可是已有十六七年没在北平住过一季以上了。因此，对于北平的文艺界朋友就多不相识。不喜上海，当然不常去，去了也马上就走开，所以对上海的文艺工作者认识的也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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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我正赶写剧本。已经好几天没出门了，连昨日的空袭也未曾打断我的工作。写，写，写；军事战争，经济战争，文艺战争，这是全面抗战，这是现代战争：每个人都当作个武士，我勤磨着我的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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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多的抗战，我们无论是在哪一方面都有了显然的进步。单从文艺方面上说，虽然连文艺者自己也感到工作的不足，宣传的不够；可是文艺工作从来未像今日这样的紧张，与从来未获得像今日这样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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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大的苦痛，是我知道的事情太少。使我心里光亮起来的理论，并不能有补于创作——它教给了我怎么说，而没教给我说什么。啊，丰富的生活才是创作的泉源吧？照着批评者的意见去创作，也许只能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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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七月十七，我随北路慰问团到达洛阳，刚下了旅舍，便接到之的兄的电话，约到他们那里去吃午饭。他们——作家战地访问团全体——都住在西车站的一所房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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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在北碚养病的时候我作了一首小诗：“雾里梅花江上烟，小三峡外又新年；病中逢酒仍须醉，家在卢沟桥北边！”既病，又值新年，故有流离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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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沫若先生，据我看，至少有五方面值得赞述：（一）他的文艺作品的创作及翻译；（二）在北伐期间，他的革命功业；（三）他在考古学上的成就；（四）抗战以来，他的抗战工作；（五）他的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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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端阳节，“文协”的会员们开了个晚会，纪念大诗人屈原，并有纪念文字发表于各报纸及文艺刊物。当天，就有人提议，好不好定此日为诗人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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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成都来，这是第四次。第一次是在四年前，住了五六天，参观全城的大概。第二次是在三年前，我随同西北慰劳团北征，路过此处，故仅留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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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二年里，有两桩事仿佛已在我的生活中占据了地位：一桩是夏天必作几首旧诗，另一桩是冬天必患头晕。把这两件事略加说明，似乎颇足以帮助记述二年来生活的概况，所以就不惜浪费笔墨来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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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冬拟写七八篇短者五千字，长者三四万字的小说。二年来，有工夫即写剧本，而始终没写出一本像样子的。不如返归自己的园地，以免劳而无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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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收入上说，我的黄金时代是当我在青岛教书的时候。那时节，有月薪好拿，还有稿费与版税作为“外找”，所以我每月能余出一点钱来放在银行里，给小孩们预备下教育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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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过节总是在老家才够味儿。家中的酒含着喜气，异乡的酒只能钩愁！我的老家是北平。我可是已有廿年没在北平过年过节了。这廿年来，每逢佳节，特别是新年，我就分外的思念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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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是悲感交集的时候。无论我们怎样想教心中平静，我们也免不了思前想后，感慨系之！抗战六年中的流浪生活，已使我习惯了孤寂与贫困，可是到了新年，我还是没法不以酒浇灭了心中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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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没有什么大志愿的人。我向来没说过自己有如何了不起的学问与天才，也没觉得谁的职业比我自己的高贵或低贱。我只希望吃的饱，穿的暖，而尽心尽力的写些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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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兄今年五十岁了。时间有多么不从容啊！恐怕在五四运动中，那些想一拳打倒孔庙，另一拳打开科学与民主政治的大路的年轻小伙子们，到今天，都是四五十岁了吧！我要落泪，白发就是白旗，从古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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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北京已整整十四年。回来，北京的宫殿亭园还都照旧，只是人心变了。当一离开北方，到重庆去的时候，我就预料到与快八十岁的老母难再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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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诸位委员，诸位先生：我回到祖国不过才有半年。这次能够列席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听到各项重要的报告，见到我们伟大的领袖及各界的名人，我深深的引为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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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北京的老规矩，过农历的新年（春节），差不多在腊月的初旬就开头了。“腊七腊八，冻死寒鸦”，这是一年里最冷的时候。可是，到了严冬，不久便是春天，所以人们并不因为寒冷而减少过年与迎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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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是美丽的。我知道，因为我不单是北京人，而且到过欧美，看见过许多西方的名城。假若我只用北京人的资格去赞美北京，那也许就是成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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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我写《方珍珠》剧本时，我应否随时采取别人的意见，和别人应否提供意见的问题，我愿在这里再说几句话。先说我应否随时采取别人的意见：假若我自居为老写家，以为我的创作本领十分的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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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才活了短短的五十多年，我可已经见过好几种不同样的国旗了。在小学读书的时候，我已经会说“爱国”两个字。那时候的国旗是黄布上画着一条张牙舞爪的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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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史沫特莱初次会面是在一九四六年九月里，以前，闻名而不曾见过面。见面的地点是雅斗（XADDO）。雅斗是美国纽约省的一所大花园，有一万多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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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好处是说不尽的！为简单一点，我只说我自己得到的好处吧。自抗日战争起，我就成了个职业的文艺工作者。可是，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我没法写出我的心腹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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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句话不离本行。”有人问我对第二届国庆节有什么感想，我愿意由自己的工作（文艺）说起；自己本行的事容易说得亲切些。解放以前，我写东西，最注意写得好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