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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睡到不知道时候的时候，就会有影来告别，说出那些话——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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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原放君已经成了古人了，他的标点和校正小说，虽然不免小谬误，但大体是有功于作者和读者的。谁料流弊却无穷，一班效颦的便随手拉一部书，你也标点，我也标点，你也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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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的反对讲义收费风潮，芒硝火焰似的起来，又芒硝火焰似的消灭了，其间就是开除了一个学生冯省三。这事很奇特，一回风潮的起灭，竟只关于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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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三年的书报上，关于文艺的大抵只有几篇创作（姑且这样说）和翻译，于是读者颇有批评家出现的要求，现在批评家已经出现了，而且日见其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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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怀琛“月亮！月亮！还有半个那里去了？”“被人家偷去了。”“偷去做甚么？”“当镜子照。”小孩子天上半个月亮，我道是“破镜飞上天”，原来却是被人偷下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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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暴发的“国学家”之所谓“国学”是什么？一是商人遗老们翻印了几十部旧书赚钱，二是洋场上的文豪又做了几篇鸳鸯蝴蝶体小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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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租界上的“国学家”，以为做白话文的大抵是青年，总该没有看过古董书的，于是乎用了所谓“国学”来吓呼他们。《时报》上载着一篇署名“涵秋”的《文字感想》，其中有一段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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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学校游艺大会的第二日，我也和几个朋友到中央公园去走一回。我站在门口帖着“昆曲”两字的房外面，前面是墙壁，而一个人用了全力要从我的背后挤上去，挤得我喘不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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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其实是可以算知道的，然而我偏要这样说，——俄国歌剧团何以要离开他的故乡，却以这美妙的艺术到中国来博一点茶水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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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哲说：事实胜于雄辩。我当初很以为然，现在才知道在我们中国，是不适用的。去年我在青云阁的一个铺子里买过一双鞋，今年破了，又到原铺子去照样的买一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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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人类的灭亡是一件大寂寞大悲哀的事；然而若干人们的灭亡，却并非寂寞悲哀的事。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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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看见清朝几件重案的记载，“臣工”拟罪很严重，“圣上”常常减轻，便心里想：大约因为要博仁厚的美名，所以玩这些花样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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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的官僚虽然打仗，南北的人民却很要好，一心一意的在那里“有无相通”。北方人可怜南方人太文弱，便教给他们许多拳脚：什么“八卦拳”“太极拳”，什么“洪家”“侠家”，什么“阴截腿”“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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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后两日，在有岛武郎《著作集》里看到《与幼者》这一篇小说，觉得很有许多好的话。“时间不住的移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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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来很有几位恨恨而死的人物。他们一面说些“怀才不遇”“天道宁论”的话，一面有钱的便狂嫖滥赌，没钱的便喝几十碗酒，——因为不平的缘故，于是后来就恨恨而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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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才了的时候，中国很抱着许多希望，因此现在也发出许多悲观绝望的声音，说“世界上没有人道”，“人道这句话是骗人的”。有几位评论家，还引用了他们外国论者自己责备自己的文字，来证明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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慷慨激昂的人说，“世道浇漓，人心不古，国粹将亡，此吾所为仰天扼腕切齿三叹息者也！”我初听这话，也曾大吃一惊；后来翻翻旧书，偶然看见《史记》《赵世家》里面记着公子成反对主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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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雅的人说，“白话鄙俚浅陋，不值识者一哂之者也。”中国不识字的人，单会讲话，“鄙俚浅陋”，不必说了。“因为自己不通，所以提倡白话，以自文其陋”如我辈的人，正是“鄙俚浅陋”，也不在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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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时常听得人说，“过激主义来了”；报纸上也时常写着，“过激主义来了”。于是有几文钱的人，很不高兴。官员也着忙，要防华工，要留心俄国人；连警察厅也向所属发出了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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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听说义大利的天就比别处的不同：“蓝天的义大利”，“艳阳的义大利”，“光亮的义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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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三：我还活着。但是至少是一个“出家人”。我住在我们镇上的一个山里，这里有一个新造的祠堂，叫做“三不朽”，这名字肉麻得凶，其实只是一个乡贤祠的变名，我就寄宿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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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久不曾出城了，原来连岩石土也长了新的枝叶。隐蔽着小径的春草，多么引人怜惜。虽是野生的植物，毕竟刚生长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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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千万个悲肃的面孔和哀痛的心灵的围绕中，鲁迅先生安静的躺下了—正—当黄昏朦胧的掩上大地，新月投着凄清的光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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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回忆起往日，就怀念到寂寞，起了怅惘之感。在那矗立的松树下，松软的黄土上，她常常陪着我坐着，不说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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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穿过开着的窗而看，决不如那对着闭着的窗的看出来的东西那么多。世间上更无物为深邃，为神秘，为丰富，为阴暗，为眩动，较之一枝烛光所照的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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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芳先生：信，四元钱，《救亡日报》副刊，均于昨日午后收到。今天恰巧是五一节，给您写回信。我觉得在我们的友谊上，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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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芳先生：朋友，（让我也这样回叫您吧，）您对我的鼓励是太大了啊！我近来得到好几个未见过面的朋友的书面慰藉和物质援助，使我那天天被肺菌和穷困所啃蚀着的心又活跃起来，温暖起来了！不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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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天：将近一年不通信了。你的近况我知道得很详细，我的情况，怕你未必知道吧。病，——这个讨厌的侵略者，总是不断地向我进攻，我呢，也紧抱着“抗战建国”的方案，“自力更生”“长期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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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基是我受影响最大，得益最多，而且最敬爱的一个作家。当从报纸上得到他的病讯的时候，我正应一个朋友的邀约，准备到杭州去作一个短时间的旅行，为了挂念这病着的大作家，我带了两本最心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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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抽屉里，无意地发现家煌的遗稿——《出滨路南》——使我又凄然地浮起了家煌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