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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芳先生:信,四元钱,《救亡日报》副刊,均于昨日午后收到。今天恰巧是五一节,给您写回信。我觉得在我们的友谊上,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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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芳先生:朋友,(让我也这样回叫您吧,)您对我的鼓励是太大了啊!我近来得到好几个未见过面的朋友的书面慰藉和物质援助,使我那天天被肺菌和穷困所啃蚀着的心又活跃起来,温暖起来了!不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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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天:将近一年不通信了。你的近况我知道得很详细,我的情况,怕你未必知道吧。病,——这个讨厌的侵略者,总是不断地向我进攻,我呢,也紧抱着“抗战建国”的方案,“自力更生”“长期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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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基是我受影响最大,得益最多,而且最敬爱的一个作家。当从报纸上得到他的病讯的时候,我正应一个朋友的邀约,准备到杭州去作一个短时间的旅行,为了挂念这病着的大作家,我带了两本最心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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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抽屉里,无意地发现家煌的遗稿——《出滨路南》——使我又凄然地浮起了家煌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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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一九三一年以后,每年到这个时候,我总得给逼着写一篇这样的文章。这在我——不,应该说着全中国不愿意做汉奸和亡国奴的人,——实在是一桩最大的苦痛!我们为什么要写这样的文章的呢?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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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前的“一·二八”,我正在××公安局当警察,因为用不到我们上前线去,便只好日夜不停地在后方做维持治安的工作——捉汉奸!那时候只有捉汉奸和杀汉奸是最快人心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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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小品文和漫画,在这年头,我们比旁的艺术作品还需要得厉害。小品文和漫画差不多是天天和我们见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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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患着肺结核和肋膜炎,他写信来,寄来一包钱,对我说:“年青人,不要急,安心静养,病自然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