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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从今天早上，——从最初的曙光，尚未曾照到地上的早上起，他的生活的全体，匆促中居然另换了一个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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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就是这么一天天的鬼混！……”原丰堂饭馆的账先生在初春微雨的中夜里，一边走着，一边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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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个没有宗教的国家，中国人是个不迷信宗教的民族。——这是近年来几个学者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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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上海《民国日报》邵力子先生一条“随感录”的标题。关于这个问题，北京颇有几位医生研究过；但是他们还不曾有简单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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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实在不要儿子，儿子自己来了。“无后主义”的招牌，于今挂不起来了！譬如树上开花，花落偶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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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朋友，同乡朋友：今天我看见这么多朋友来听我说话，觉得非常感动，无论什么人，见到这样多人的欢迎，都一定会非常感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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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社会，当然和研究社会学的方法有关系。但这两种方法有不同的地方。就是社会学所研究的是社会状况，社会问题是研究个人生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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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没有预备讲这个题目，到安庆后，有一部分人要求讲这个，这问题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就临时加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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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朽有种种说法，但是总括看来，只有两种说法是真有区别的。一种是把“不朽”解作灵魂不亡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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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西文化的界线我离了北京，不上几天到了哈尔滨，在此地我得了一个绝大的发现：我发现了东西文明的交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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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何讲这个题目？因为古时的书院与现今教育界所倡的“道尔顿制”精神大概相同。一千年以来，书院实在占教育上一个重要位置，国内的最高学府和思想的渊源，唯书院是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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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期（《独立》一零三期）里有寿生先生的一篇文章，题为《我们要有信心》。在这文里，他提出一个大问题：中华民族真不行吗？他自己的答案是：我们是还有生存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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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五月四日。我们回想去年今日，我们两人都在上海欢迎杜威博士，直到五月六日方才知道北京五月四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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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问自己：我们中国为什么糟到这步田地呢？对于这个问题，自然各人有各人的聪明答案；但我的答案是：中国所以糟到这步田地，都是因为我们的老祖宗太对不住了我们的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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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北京通俗讲演所请我讲演“丧礼改良”，讲演日期定在十一月二十七日。不料到了十一月二十四日，我接到家里的电报，说我的母亲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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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教授孟森先生前天寄了一篇文字来，题目是论“士大夫”（见《独立》第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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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吴县长报告了五十八年前我在此地的一段历史——我在三岁至四岁间，随先人在台东住过一年多，在台南住过十个月——要我把台东看作第二家乡；昨天台南市市长也向台南市市民介绍我是台南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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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回太炎先生话里面说现在青年的四种弱点，都是很可使我们反省的。他的意思是要我们少年人：一，不要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二，不要妄想凭借已成的势力；三，不要虚慕文明；四，不要好高骛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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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就像远天一样，没有边际地漂漾着，一片片的日光在水面上浮动着。大人、小孩和包裹青绿颜色，安静的不慌忙的小船朝向同一的方向走去，一个接着一个……一个肚子凸得馒头般的女人，独自地在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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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了乡巴佬坐洋车，忽然想起一个童年的故事。当我还是小孩的时候，祖母常常进街。我们并不住在城外，只是离市镇较偏的地方罢了！有一天，祖母又要进街，命令我：“叫你妈妈把斗风给我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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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晚间，正在吃饭的时候，管门人来告诉：“外面有人找。”踏着雪，看到铁栅栏外我不认识的一个人，他说他是来找武术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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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带来了暖意，松花江靠岸的江冰坍下去，融成水了，江上用人支走的爬犁渐少起来。汽车更没有一辆在江上行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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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同学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手：蓝的，黑的，又好像紫的；从指甲一直变色到手腕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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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蹲在树上，渐渐有点害怕，太阳也落下去了；树叶的声响也唰唰的了；墙外街道上走着的行人也都和影子似的黑丛丛的；院里房屋的门窗变成黑洞了，并且野猫在我旁边的墙头上跑着叫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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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晨起来就落着清雪。在一个灰色的大门洞里，有两个戴着大皮帽子的人，在那里响着大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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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月里长起来的野菜，八月里开花了；我伤感它们的命运，我赞叹它们的勇敢。二我爱钟楼上的铜铃，我也爱屋檐上的麻雀，因为从孩童时代它们就是我的小歌手啊!三我的窗前结着两个蛛网，蜘蛛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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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别人的脚迹，我走进了墓地，又跟着别人的脚迹，来到了你墓边。那天是个半阴的天气，你死后我第一次来拜访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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沦亡在异地的东北同胞们：当每个中秋的月亮快圆的时候，我们的心总被悲哀装满。想起高粱油绿的叶子，想起白发的母亲或幼年的亲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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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约高堂，惨淡灵床；灯光一暗一亮，想着辉煌的已往。油没了，灯一闪，熄了。蜿蜒一线白烟从黑暗中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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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是我的家乡，松盖是我的房檐，父母，在地下，我与兄姊并流入辽远的平原。我流过宽白的沙滩，过竹桥有肩锄的农人，我流过俯岩的面下，他听我弹幽涧的石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