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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夏天，时常想起东京的夜店。己酉庚戌之际，家住本乡的西片町，晚间多往大学前一带散步，那里每天都有夜店，但是在缘日特别热闹，想起来那正是每月初八本乡四丁目的药师如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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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庵梦忆》在乾隆中有两种木刻本，一为砚云本，四十年乙未刻，一卷四十三则，一为王见大本，五十九年甲寅刻，百二十三则，分为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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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渐凉，王母暴已过，我年例常患枯草热，也就复发，不能做什么事，只好拿几种的小话选本消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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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晓林著《念堂诗话》卷二中有一则云：“《日知录》谓古卖糖者吹箫，今鸣金。予考徐青长诗，敲锣卖夜糖，是明时卖饧鸣金之明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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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圣贤喜言尧舜，而所说多玄妙，还不如大禹，较有具体的事实。《孟子》曾述禹治水之法，又《论语》云：“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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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在堂全书》十年前购得一部，共一百六十本，堆放书架上，有望洋之叹。不佞不懂经学，全书中精粹部分以是不能了解，以前陆续抽读的只是尺牍随笔杂抄笔记这一类，大都是曲园先生业余遣兴之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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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收得佟世思著《与梅堂遗集》十二卷，附《耳书》《鲊话》各一卷，系其六弟世畿所编集，有康熙辛巳序，但刻板似在雍正时，王渔洋序文署名已避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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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山居士曹庭栋所著书，寒斋只有《逸语》十卷，《永宇溪庄识略》六卷，皆乾隆时原刻，《老老恒言》五卷有两种，其一为光绪己卯孙氏刻本，收在槜李遗书内，其二题光绪癸卯偶园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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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文学作品，由本国人翻为汉文，木刻出版者，在江户时代中期大约不很少，我在北京所见已有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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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回在一篇关于朱舜水的文章里，引用《先哲丛谈》，牵连的说到陈元赟。据芳贺矢一的《日本汉文学史》，今关天彭的《日本流寓之明末诸士》，小畑利三郎的淮王常清与陈元赟之诸研究，查出陈氏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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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孑民先生原籍绍兴山阴，住府城内笔飞坊，吾家则属会稽之东陶坊，东西相距颇远，但两家向有世谊，小时候曾见家中有蔡先生的朱卷，文甚难懂，详细已不能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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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同于一月十七日去世，于今百日矣。此百日中，不晓得有过多少次，摊纸执笔，想要写一篇小文给他作纪念，但是每次总是沉吟一回，又复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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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从书桌的抽屉里找出一个旧的纸护书来，检点里边零碎纸片的年月，最迟的是民国六年三月的快信收据，都是我离绍兴以前的东西，算来已经过了二十一年的岁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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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筠厂有各书抄读，《筠厂文选》中录其小引二十篇，寒斋藏有《帝京景物略》及《钟伯敬集》两种抄读，近日又从乡间得到三种，即《越绝书》，《吴越春秋》，《陶靖节诗文集》，各有引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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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舜水是我们的大同乡，他与王阳明都是绍兴府属余姚县人，在民国成立前后特别受国人的崇敬，杭州清泰门内立祠，遗书重刊，大概都是民国一二年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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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近时看报，常见到塞浦路斯的名字。这个地名同时给我两个不同的感觉，其一是愉快的记忆，其二是不愉快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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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古来都当他作隐逸诗人，这是皮相之见，其实他是很积极的，最明了的表示是他的《读山海经》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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鳄鱼之最早见于中国文献，是为《诗经》，“鼍鼓逢逢”，是说用鳄鱼皮冒的鼓。鳄亦称鼍，俗称猪婆龙的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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麟凤龟龙，自昔称为四灵，算作祥瑞。其中只有乌龟还是存在，蠢然一物，看不出什么灵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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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些生物因为天生相貌不好，被人嫌恶，往往遇见无妄之灾，虽然它本性本来是很好的，或者还于人类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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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倒翁是很好的一种玩具，不知道为什么在中国不很发达。这物事在唐朝就有，用作劝酒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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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在什么书上，看见德国须勒格尔博士说，东亚的人形玩具始于荷兰的输入，心里不大相信，虽然近世的“洋娃娃”这句话似乎可以给它作一个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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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习惯把我国的阴历叫作农历，其实如果真有农民所专用的那么一种历本的话，倒完全应该是现在所通行的阳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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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民日报》上见到陈山同志的文章，知道《目连救母》在上海演出，在爱好目连戏的一个绍兴人看来，这是一件很可喜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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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中学教育开始看重文言，在语文教科书中加入些文言教材，因此时常听到诉苦的话，觉得不易搞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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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近来常想能够有工夫写几节“畸人所知录”下来，因为我知道有不少的人，在社会上很有点声名，当作是个奇人，但是据我所知的事实，却实在是平平常常的，觉得有说明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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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孑民的名字，在现今我们虽然熟习，但在那时候（约六十年前，正当光绪戊戌），老百姓中间，只知道有“蔡元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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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语丝》，于今已经隔了三十多年的光阴，在中年的人听来，已有生疏之感，更不要说少年的朋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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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常说，老年人喜欢回忆旧事，既然大家多是这么说，当然有一定的真实性。可是在我个人说来，却未必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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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乡不止一个，凡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故乡对于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只因钓于斯游于斯的关系，朝夕会面，遂成相识，正如乡村里的邻舍一样，虽然不是亲属，别后有时也要想念到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