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次，关于反对泰戈尔的问题我也有一点小意见。我重复的说过，我是不懂泰戈尔的，（说也见笑，虽然买过他的几部书，）所以在反对与欢迎两方面都不加入。我觉得地主之谊的欢迎是应该的，如想借了他老先生的招牌来发售玄学便不正当，至于那些拥护科学的人群起反对，虽然其志可嘉，却也不免有点神经过敏了。我们说借招牌卖玄学是不正当，也只是说手段的卑劣，并不相信它真能使中国玄化。思想的力量在群众上面真可怜地微弱，这虽在我们不很懂唯物史观的人也是觉得的。佛教来了二千年，除了化成中国固有的拜物教崇拜以外还有什么存留，只剩了一位梁漱溟先生还在赞扬向后转的第三条路，然而自己也已过着孔家生活，余下一班佛化的小居士，却又认“外道”的梵志为佛法的“母亲”了。这位梵志泰翁无论怎么样了不得，我想未必能及释迦文佛，要说他的讲演于将来中国的生活会有什么影响，我实在不能附和，——我悬揣这个结果，不过送一个名字，刊几篇文章，先农坛真光剧场看几回热闹，素菜馆洋书铺多一点生意罢了，随后大家送他上车完事，与杜威罗素（杜里舒不必提了）走后一样。然而目下那些热心的人急急皇皇奔走呼号，好像是大难临头，不知到底怕的是什么。当时韩文公挥大笔，作《原道》，谏佛骨，其为国为民之心固可钦佩，但在今日看来不过是他感情用事的闹了一阵，实际于国民生活思想上没有什么好处。我的朋友某君说，天下除了白痴与老顽固以外，没有人不是多少受别人的影响，但也没有人会完全地跟了别人走的。现在热心的人似乎怕全国的人会跟了泰翁走去，这未免太理想了。中国人非常自大，却又非常自轻，觉得自己只是感情的，没有一点理知与意志，一遇见外面的风浪，便要站立不住，非随波逐流而去不可。我不是中国的国粹派，但不相信中国人会得如此不堪，如此可怜地软弱，我只是反对地悟得中国人太顽固，不易受别人的影响。倘若信如大家所说，中国遇见一点异分子便要“隔遏它向上的机会”，那么这种国民便已完全地失了独立的资格，只配去做奴隶，更怨不得别人。中国人到底是那一种，请大家自己去定罢。
现在思想界的趋势是排外与复古，这是我三年前的预料，“不幸而吾言中”，竺震旦先生又不幸而适来华，以致受“驱象团”的白眼，更真是无妄之灾了。
（十三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