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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匈牙利国家人民文工团光临北京！一百多位匈牙利的文艺工作者来到北京，在历史上这还是头一次！欢迎！欢迎！欢迎！中国和匈牙利相隔有多么远啊，中国话和匈牙利话多么不同啊，可是那有什么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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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参加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议讨论了两个重大问题。它们是：（一）文字改革，（二）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的普通话——汉民族共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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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统照先生的逝世是文艺界的很大损失。他为人诚笃，治学严谨；近年来对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建设具有热情。这样的人是死不得的！我们需要他！他与我同岁，自从初识到如今，三十年如一日，始终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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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都人民支持刚果、古巴人民反帝斗争大会上的发言同志们：我代表北京市文艺工作者说几句话。人类历史正在改变面貌：全世界受压迫的民族都在为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进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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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民一向是好客的。对国际友人，我们总是热诚地欢迎，热情地招待，使客人们感到一见如故，增加了友谊。对远道而来的艺术团体，体育代表团等等，我们也总是以鲜花笑脸相迎，而后争先恐后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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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中国将来的希望不大，在梦里也不常见着玫瑰色的国家。即使偶得一梦，甚是吉祥，又没有信梦的迷信。至于白天做梦，幻想天国降临，既不治自己的肚子饿，更无益于同胞李四或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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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暑录话”原定共出十期，今天这是末一次；有中秋节在这儿拦着，即使有力继续也怪不好意思。广东月饼和青岛避暑似乎打不到一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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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之号叫！豺狼全下山来了，在静夜。被饥饿所驱逐着，冲突，向着田野，无数的狼，红着眼，拖着瘦长的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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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山之民猫山列在眼前，山脊平直有劲，即名之曰虎山，也不足形容其雄伟；上面绿树深沉，农田斑驳，又如独得天之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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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出版了一本很好的书：高本汉著的《中国语和中国文》。高本汉先生是个瑞典人，他的真姓是珂罗倔伦（Karlg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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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咖啡店的革命底广告式文字，昨天在报章上看到了，仗着第四个“有闲”，先抄一段在下面：“……但是读者们，我却发现了这样一家我们所理想的乐园，我一共去了两次，我在那里遇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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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红楼梦》，觉得贾府上是言论颇不自由的地方。焦大以奴才的身分，仗着酒醉，从主子骂起，直到别的一切奴才，说只有两个石狮子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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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明因为有人谈起写篆字，我倒记起郑板桥有一块图章，刻着“难得糊涂”。那四个篆字刻得叉手叉脚的，颇能表现一点名士的牢骚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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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干元旦看报，《申报》的第三面上就见了商务印书馆的“星期标准书”，这回是“罗家伦先生选定”的希特拉著《我之奋斗》（A.Hitler：MyBat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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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北平来人说：自从城陷之后，原先在市场内地摊上说相声的刘某已成了天之骄子。北平城内外，有许多书馆，无论是说评书的，唱大鼓的，还是说相声的，只要稍有些本事，便都讲上馆子——即在书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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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兵遇到包围，或其他的危险，便举手投降。他们不死拼。为什么呢？原来美国的议会里只有两党，共和党和民主党。这两党总想争取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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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语说得好：“作贼的胆虚”。美国侵略者既是贼盗，当然会狡赖，不承认发动了细菌战。残暴无比的也必狡猾无比，这是侵略者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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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31日，我们得到一个极其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文件——毛主席给我们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毛主席说：“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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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现我们的跃进计划，我想首先就是要加强我们大家之间的团结互助，否则就会落空，即使不是全部落空，也会部分落空。以我自己来说吧：在前几天剧协召开的会上，我因患头晕，没敢向挑战的同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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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时代有个最可喜的历史消息：全世界受压迫的民族都要英勇地站起来，争取他们应有的独立与自由。这个消息响亮如雷，奔腾如狂潮巨浪，无可抗拒！近来，我们高兴地听到古巴人民反对独裁统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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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欢迎，欢迎上海市人民评弹团的朋友们！我们听说，你们要到北京来表演，渴望已久。欢迎，欢迎，你们终于来到首都，而且是与春风手拉手儿来的！你们的表演是多么精彩啊，使我们忘记了翠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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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政府没主张便是四万万人没主意；指望着民意怎么怎么，上哪里去找民意？可有多少人民知道满洲在东南，还是在东北？和他们要主意，等于要求鸭子唱昆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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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笔头已生了锈，因为粉笔老不离手。拿粉笔不是个好营生，自误误人是良心话，而良心扭不过薪水去。钢笔多么有意思：黑黑的管，尖尖的头，既没粉末，又不累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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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盼望总会有那么一天，我可以随便到世界任何地方去，而没有人偷偷的跟在我的背后，没有人盘问我到哪里去和干什么去，也没有人检查我的行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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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对付鬼神，凶恶的是奉承，如瘟神和火神之类，老实一点的就要欺侮，例如对于土地或灶君。待遇皇帝也有类似的意思。君民本是同一民族，乱世时“成则为王败则为贼”，平常是一个照例做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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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博览会上要设先烈博物馆了，在征求遗物。这是不可少的盛举，没有先烈，现在还拖着辫子也说不定的，更那能如此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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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些年，大观园里的压轴戏是刘老老骂山门。那是要老旦出场的，老气横秋地大“放”一通，直到裤子后穿而后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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苇索豪语的折扣其实也就是文学上的折扣，凡作者的自述，往往须打一个扣头，连自白其可怜和无用也还是并非“不二价”的，更何况豪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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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伯度半农先生一去世，也如朱湘庐隐两位作家一样，很使有些刊物热闹了一番。这情形，会延得多么长久呢，现在也无从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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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干大约是因为经过了“儿童年”的缘故罢，这几年来，向儿童们说话的刊物多得很，教训呀，指导呀，鼓励呀，劝谕呀，七嘴八舌，如果精力的旺盛不及儿童的人，是看了要头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