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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我谈现代教育，这可不容易办！我这个家伙不会瞪着眼批评。我最喜欢和朋友们瞎扯，用不着“诗云”，也用不着“子曰”；想叫我有头有尾的说一遍，我没那个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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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看了不少青年朋友们写的小说。其中有很好的，也有很不好的。那些不好的，大概都犯了一个毛病，就是写得太慌忙。“世事多因忙里错”，作文章当然不是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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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之中，向推“春秋多佳日”，而春尤为人所礼赞。自古就有许多颂扬春的话，春未到先要迎盼，春一去不免依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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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梦醒后，一轮冷月透窗纱，多少伤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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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裂的心弦，也许弹不出好的曲调来吧？正如在那一天底夜晚，你底手在比牙琴上战栗着，你那时不只是感觉了不安，而且感觉了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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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往往把文化和文艺混同着。如说文艺先行于文化，而哲学是在后面的，这样说就似乎把文化和文艺的混同分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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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隼老辈往往说：古人比今人纯厚，心好，寿长。我先前也有些相信，现在这信仰可是动摇了。达赖啦嘛总该比平常人心好，虽然“不幸短命死矣”，但广州开的耆英会，却明明收集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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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现代的画家格罗斯（GeorgeGrosz），中国已经绍介过好几回，总可以不算陌生人了。从有一方说，他也可以算是漫画家；那些作品，大抵是白地黑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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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八一三”，都纪念过了！又到了“九一八”。空空纪念有什么用呢？“七七”，在汉口我看见公务人员在家中凑小牌，因为那天放假，而无有大戏与电影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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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怕读自己的作品。愧悔吗？也许有一点。但是我知道，我心中还有一点什么，一点比愧悔之感要大着许多倍的什么，一点有关于生命的什么，我不愿找出它的名儿来！假若非明白的呼唤出不可呀，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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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十一月十六日三版《杀人不见血的罪犯》那篇文章里，所揭发的淫书淫画贩张瑞生的犯罪事实，应当引起我们严重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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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在文艺界座谈会上，谈到一个重要问题：我们走向社会主义，必须习惯于集体主义的生活，可是艺术创作又是个人的劳动，这就很难调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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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番茄炒虾仁的番茄，在北平原叫作西红柿，在山东各处则名为洋柿子，或红柿子。想当年我还梳小辫，系红头绳的时候，西红柿还没有番茄这点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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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幺”儿子。母亲在生我的时候已四十二岁了。我还不到两岁，父亲即去世。母亲没有乳，只给我打一点面糊吃。父亲去世后，家更穷了，天天吃棒子面与咸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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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人对于文化的素养不同，他们能理解的文艺作品也不同，所以有许多比较高深文体之作品，如需叫大众理解，不得不用浅近文字来写出，那么这就叫通俗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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孺牛据报上说，因为铅笔和墨水笔进口之多，有些地方已在禁用，改用毛笔了。我们且不说飞机大炮，美棉美麦，都非国货之类的迂谈，单来说纸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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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君素园之墓。君以一九又二年六月十八日生，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卒。呜呼，宏才远志，厄于短年。文苑失英，明者永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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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听到或一看到朝鲜这个美丽的名字，我就马上想起多少多少美丽的景色，多少多少美丽的事情。朝鲜真美丽，山美、水美、花木美。朝鲜的美丽永难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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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不过三万天”，这句话让我觉得一辈子很短，但也让我觉得一辈子好长好长。我才二十岁，但是往后还有很多很多个二十年，我想，我会遇到很多人，但我不能够记住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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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被日寇屠杀的战士们青蛙嗷嗷苦唤着天明，照路，只有满山的流萤，个个坟头坐着那些悠久的黑色影子，因为他们不忍眼看鲜血流在黑夜，装着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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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老丑角是一路翻着筋斗出来的，一直到空场的中心，就纹丝不动地竖个蜻蜓倒立着。谁知道他用全力忍着喘息，谁知道他通体都打着抖，谁知道他的血是从脚跟向头上流？谁知道他的心悬着，像秋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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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实和黄叶，一齐都从树上落下来了，老妇人独自在庭前，寂寞地扫着。啊，我是什么时候又回到了这个荒凉的古寺的呢？想起来，行迹是飘忽不定的，也正如我们以前一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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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分明是一个梦，然而，一切都是这样真切的。他回来了，从遥远的地方回来了。他显得疲倦，但是在他底眼睛里却仍然停驻着那旧日的异样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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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荷兰的作家望蔼覃（F.VanEeden）——可惜他去年死掉了——所做的童话《小约翰》里，记着小约翰听两种菌类相争论，从旁批评了一句“你们俩都是有毒的”，菌们便惊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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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雪只要并不是靠这来解决国政，布置战争，在朋友之间，说几句幽默，彼此莞尔而笑，我看是无关大体的。就是革命专家，有时也要负手散步；理学先生总不免有儿女，在证明着他并非日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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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尊孔，是民国以来第二次的盛典，凡是可以施展出来的，几乎全都施展出来了。上海的华界虽然接近夷（亦作彝）场，也听到了当年孔子听得“三月不知肉味”的“韶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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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和我一样的是老百姓的人说：（一）谁想用武力争取政权，谁便是中国的祸害。八年的抗战，使我们受了极大的损失。今天我们要休息，要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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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有一位慈善家，冬天施衣，夏天施痧药，年成不好还要开粥厂。这位员外的钱从哪里来的呢？或是高利贷，或是收租，或是祖宗刮下来的地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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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胡适博士曾经玩过一套“五鬼闹中华”的把戏，那是说：这世界上并无所谓帝国主义之类在侵略中国，倒是中国自己该着“贫穷”，“愚昧”……等五个鬼，闹得大家不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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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关于但丁或莎士比亚的书籍，是可撑满一座图书馆的。拿破仑的传记，恰如鲁德未格所言，有如公墓上的碣碑！换句俗话，就是多得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