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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之余某公司又在廉价了，去买了二两好茶叶，每两洋二角。开首泡了一壶，怕它冷得快，用棉袄包起来，却不料郑重其事的来喝的时候，味道竟和我一向喝着的粗茶差不多，颜色也很重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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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愚民”——没有学问的下等人，向来就怕人注意他。如果你无端的问他多少年纪，什么意见，兄弟几个，家景如何，他总是支吾一通之后，躲了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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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怕读自己的作品。愧悔吗？也许有一点。但是我知道，我心中还有一点什么，一点比愧悔之感要大着许多倍的什么，一点有关于生命的什么，我不愿找出它的名儿来！假若非明白的呼唤出不可呀，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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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人对于文化的素养不同，他们能理解的文艺作品也不同，所以有许多比较高深文体之作品，如需叫大众理解，不得不用浅近文字来写出，那么这就叫通俗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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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恒先生在《北新周刊》上诧异我为什么不说话，我已经去信公开答复了。还有一层没有说。这也是一种新的“世故”。我的杂感常不免于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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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先生逝世后无论几周年，本用不着什么纪念的文章。只要这先前未曾有的中华民国存在，就是他的丰碑，就是他的纪念。凡是自承为民国的国民，谁有不记得创造民国的战士，而且是第一人的？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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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被日寇屠杀的战士们青蛙嗷嗷苦唤着天明，照路，只有满山的流萤，个个坟头坐着那些悠久的黑色影子，因为他们不忍眼看鲜血流在黑夜，装着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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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老丑角是一路翻着筋斗出来的，一直到空场的中心，就纹丝不动地竖个蜻蜓倒立着。谁知道他用全力忍着喘息，谁知道他通体都打着抖，谁知道他的血是从脚跟向头上流？谁知道他的心悬着，像秋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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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分明是一个梦，然而，一切都是这样真切的。他回来了，从遥远的地方回来了。他显得疲倦，但是在他底眼睛里却仍然停驻着那旧日的异样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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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新的“世故”。先前，我总以为做债主的人是一定要有钱的，近来才知道无须。在“新时代”里，有一种精神的资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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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GeorgeBernardShaw）并不在周游世界，是在历览世界上新闻记者们的嘴脸，应世界上新闻记者们的口试，——然而落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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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雪只要并不是靠这来解决国政，布置战争，在朋友之间，说几句幽默，彼此莞尔而笑，我看是无关大体的。就是革命专家，有时也要负手散步；理学先生总不免有儿女，在证明着他并非日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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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什么思孟做了一本什么息邪，尽他说，也只是革新派的人，从前没有本领罢了。没本领与邪，似乎相差还远，所以思孟虽然写出一个maks，也只是没本领，算不得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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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和我一样的是老百姓的人说：（一）谁想用武力争取政权，谁便是中国的祸害。八年的抗战，使我们受了极大的损失。今天我们要休息，要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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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僵卧在夜的暗影之下，我悄悄地逃到这黝黑的林丛，——群星无言，孤月沉默，只有山隙中的流泉潺潺溅溅的悲鸣，仿佛孤独的夜莺在哀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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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有一位慈善家，冬天施衣，夏天施痧药，年成不好还要开粥厂。这位员外的钱从哪里来的呢？或是高利贷，或是收租，或是祖宗刮下来的地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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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在南方，听得大家叫“革命”，正如去年在北方，听得大家叫“讨赤”的一样盛大。而这“革命”还侵入文艺界里了。最近，广州的日报上还有一篇文章指示我们，叫我们应该以四位革命文学家为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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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文忘了几年以前了，有一位诗人开导我，说是愚众的舆论，能将天才骂死，例如英国的济慈就是。我相信了。去年看见几位名作家的文章，说是批评家的漫骂，能将好作品骂得缩回去，使文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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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关于但丁或莎士比亚的书籍，是可撑满一座图书馆的。拿破仑的传记，恰如鲁德未格所言，有如公墓上的碣碑！换句俗话，就是多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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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讨厌母鸡。不知怎样受了一点惊恐，听吧，它由前院嘎嘎到后院，由后院再嘎嘎到前院，没结没完，而并没有什么理由；讨厌！有的时候，它不这样乱叫，可是细声细气的，有什么心事似的，颤颤微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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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集又选了三十篇，重复编校，现在付印了。在前三集出版以后，远处的读者来信渐多，据说，外地报刊有的转载了《夜话》的某几篇；也有的只采用了其中若干主要的材料，另行编写，而未转载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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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本是戏剧的母亲，没有写好了的剧本，就没有舞台上的戏剧。昔日老伶工私藏的“本子”是绝对不肯轻易给别人看的。在西洋，一出戏出演的第一日，观众们是要在末一幕闭幕时请出剧作者，给他喝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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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日的北京，人们清晨相遇，不互道早安，而问“您喝了茶啦？”这有个原因：那时候，绝大多数的人家每日只吃两顿饭。清晨，都只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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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人民，是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战友，一向是同甘苦、共患难的。美帝侵略越南，中国人民不能、绝对不能坐视不救！我们永远是怎么说，就怎么办！美帝若敢继续扩大侵略，我们一定与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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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生活不大安定，时间上精力上都不允许我写长篇小说，所以从《骆驼祥子》“杀锅”后，就没有较长的小说问世。四年来，剧本倒写了几个，不是长于写剧，只是抽一点工夫，对付着能成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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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Z·君：敝志是绝对主张白话文学的；现在虽然未能全用白话文，却是为事实所限，一时难于办到；并不是胆小，更不是不专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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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条狗在我底房间绕着圈儿旋走。它们发出不安静的吠声，有如哀哭。它们战栗地绕着我，咬着我底衣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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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喜维持文艺的人们，每在革命地方，便爱说“文艺是革命的先驱”。我觉得这很可疑。或者外国是如此的罢；中国自有其特别国情，应该在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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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蝼蚁尚知贪生”，中国百姓向来自称“蚁民”，我为暂时保全自己的生命计，时常留心着比较安全的处所，除英雄豪杰之外，想必不至于讥笑我的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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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铭最近出版了一本很好的翻译：高本汉著的《中国语和中国文》。高本汉先生是个瑞典人，他的真姓是珂罗倔伦（Karlgr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