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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关于但丁或莎士比亚的书籍,是可撑满一座图书馆的。拿破仑的传记,恰如鲁德未格所言,有如公墓上的碣碑!换句俗话,就是多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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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们!你们虽因热心而聚集到一处,来讨论现在的诗歌的写法,可是我以为不如先创作出一些新的东西来。创作吧,诗人们!别教这伟大时代所激起的热情在讨论中消散了,而应抓住它,把它从笔尖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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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学术方面,”他说:“先生的治学可以说是广博的,而且是以科学的方法。他不像一般人一样,被埋在书堆里,他是真正能够消化学问,而且能创造学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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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汉口到宜昌七月十九,武昌大轰炸,我躲在院外的空地上。炸弹在头上吱吱的叫,晓得必落在附近,也许是以我住的地方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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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底到了汉口。不想马上离开,也并不一定想住下。流亡者除了要跟着国旗走的决定而外,很难再有什么非这样或那样不可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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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立,使我认识了不少新朋友。“老见异书犹眼明”的快活,据我看,远不如中年遇到新的朋友。书是死的,你对它恭敬,他未必就教你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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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到底》这小刊物生在武昌,死在汉口,现在复活于重庆。它必须复活,因为它是“抗到底”。抗到底的精神,无论是指本刊,还是指全民族抗战而言,就是“死而不已”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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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是我们民族莫大的耻辱,也是我们民族空前的觉醒。有了这觉悟,所以去岁“七七”没有成为第二个“九一八”。打下去,同胞们!有血而不肯流,等于无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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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八一三”,都纪念过了!又到了“九一八”。空空纪念有什么用呢?“七七”,在汉口我看见公务人员在家中凑小牌,因为那天放假,而无有大戏与电影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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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神圣的抗战中,有许多人虽然活着,却是已死;有许多人虽然已死,却是活着。活着的汉奸们,甘为傀儡,傀儡是死东西。死去多少英勇将士,把不屈服的精神交与全民族,他们永远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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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是国耻中最大的一个,因为不但丢失了东北四省的人民与土地,而且教暴日决定再用威吓的手段掠取华北,甚至于全中国。有了“九一八”,日本已把中华视成囊中物,伸手即得,费最小的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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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二十九日晚间,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招待英国写家阿特莱女士。这是个不拘形式的集会,大家随便谈谈,没有那些振铃开会,主席致词等等的官样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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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会务,自有会刊——已出到十二期——报告一切,用不着我再说什么。可是,因交通不便,邮递阻滞,恐怕有许多关心“文协”的人无从看到会刊,故愿代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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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打退日本暴寇,我们的头上便老顶着炸弹。这是大中华空前的劫难,连天空也被敌人污辱了。我们相信的公道的青天只静静的不语,我们怎样呢?空前的劫难,空前的奋斗,这二者针锋相对;打吧,有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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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打算,呕,自己打算有什么用呢!是的,我本打算,即使是完全没用,在武汉住下去,一直住到暴敌败退回去的时候。我不晓得军事,我只相信武汉必不会失陷,所以不打算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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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七七”,我还在青岛,正赶写两部长篇小说。这两部东西都定好在九月中登载出,作为“长篇连载”,足一年之用。七月底,平津失陷,两篇共得十万字,一篇三万,一篇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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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年的中华历史,是万不能,绝不会,以屈膝投降来结束的。文艺是民族的心声,革命的前导,在卢沟桥事变以前,它已经以“九一八”及“一·二八”的退与抗,在歧路上给全民族树立起指导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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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管日本叫作“暴日”呢?这不是我们故意骂人,而是日本军人用事实造出来的。日本军人在他们国内欺压百姓,来到中国奸淫抢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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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总商会礼堂开成立大会。我是筹备委员之一,本当在二十六晚过江(我住在武昌),预备次日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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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面抗战展开以来,随时随地看到听到我们的战士与民众的壮烈牺牲,英勇抗敌,使人感激落泪。这样的民族是打倒日本,犹有余力的,因为全民族齐心抗日是表明了我们有最高的文化,每个人都懂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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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文艺界中的一名小卒,十几年来日日操练在书桌上与小凳之间,笔是枪,把热血洒在纸上。可以自傲的地方,只是我的勤苦;小卒心中没有大将的韬略,可是小卒该作的一切,我确是作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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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十八岁起练习写作,至今已有整十二年。在这十二年里,有三次真的快活——快活得连话也说不出,心里笑而泪在眼圈中。第一次是看到自己的第一本书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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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幼贫苦,略成孤傲,怕见生人,如小儿女。十几年来,虽不断的写些聊胜于无的文字,文艺界的同仁可认识的很少。久不住在北平,又不喜上上海,孤陋寡闻,交际欠广,此系客观的条件,但个人的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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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流亡,得见武汉三镇;名不虚传,的确伟大。立在蛇山上,或黄鹤楼头,看着滚滚长江,风帆来去,小小的一颗心不由的起了无限感慨与希望:越自认藐小,越感到景物的伟大;越痛心国土的日促,越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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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仇都可解,唯有日本与我们这笔血账永不能忘记。仗是在我们的土地上打,我们并没得罪了他,这是骑着脖子拉屎。战争本是兵对兵,将对将;可是这次日本轰炸的是后方,杀戮的是民众,奸淫的是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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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奸的一部分工作是广谣播言,增他人锐气,减自己威风,惑乱人心,以收“使支那屈膝”之效。听信谣言的虽无心作歹,可是有意屈膝;既非标准汉奸,又不是爱国志士;唯一的动作是勤打哆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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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抗战,我们出了许多大英雄,也出了不少的汉奸。用不着掩饰,在我们这以家族主义支撑着社会组织的老文化里,“因私可以废公”不仅时时的表现在行为上,而且是一个普遍心理,到处可以讲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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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全面抗战”,并不是一句说着玩的话,而是要每个国民都真刀真枪的往前干。不幸,在弄惯了“等因奉此”的社会里,只求话说得好听,一向是以“说”代替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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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国十九年七月到二十三年秋初,我整整的在济南住过四载。在那里,我有了第一个小孩,即起名为“济”。在那里,我交下不少的朋友:无论什么时候我从那里过,总有人笑脸地招呼我;无论我到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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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来,“抗战到底”这句话大概已被印刷工人排厌,标语写手抄烦;而一般市民更是听不愿再听,看也不要再看的了。现在还把它请出来,恐怕要等于贴出“敬惜字纸”那样的没有任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