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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带着一种非常不高兴的，懊恼的情绪，踏上了十七路无轨电车。这是因为我正和家里的人，怄了一点闲气，而且必须在一个约定的时间以前，赶到遥远的地方去会一个病重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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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长篇小说快要出版了，我非常高兴。我本想跑出去告诉我的许多朋友，要他们和我道喜的；但天突然落起大雨来，没有雨具，我就只得像关在鸡埘中的鸡一般的关在亭子间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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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少钱？”“五块钱。”我摇了一摇头：“五块钱做一篇毕业论文，我可不干。”“马马虎虎吧，老李！反正随便你去胡乱凑一些就得了，只要是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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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月初二，好日子，土地老爷生日。太阳刚刚露出半边面孔来，邓石桥，什么人都爬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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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饭后，那个姓王的混名叫做“老耗子”的同事，又用狡猾的方法，将我骗到了洞庭湖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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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钟已经敲过半个钟头了，三个教室里还有两个先生没有到。有一个是早就请了病假，别的一个大概还挨在家里不曾出来校长先生左手提着一壶老白酒，右手挟着一包花生，从外面从从容容地走进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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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午，太阳刚刚落土的时候，那个红鼻子的老长工和看牛的小伙子秋福，跑到小主人底房间里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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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种绝望的焦虑的情绪包围着梅立春。他把头抬起来。失神地仰望着芦棚的顶子，烛光映出几个肿胀的长短不齐的背影来，贴在斑密的芦苇壁的周围，摇摇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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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闪烁着，使她瞧不清楚；夜是深的，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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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稻草堆了一满船，大人、小孩子，简直没有地方可以站脚。杨七公公从船尾伸出了一颗头来，雪白的胡须，头发；失掉了光芒的，陷进去了的眼珠子；瘪了的嘴唇衬着朝天的下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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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面的雪越下越紧了。狂风吹折着后山的枯冻了的树枝，发出哑哑的响叫。野狗遥远地，忧郁而悲哀地嘶吠着，还不时地夹杂着一种令人心悸的，不知名的兽类的吼号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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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风声又渐渐地紧起来了。田野里，遍地都是人群，互相往来地奔跑着，谈论着，溜着各种各色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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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八爷的脸色白得像烧过了的钱纸灰，八字眉毛紧紧地蹙着，嘴唇和脸色一样，闹得牢牢的，只看见一条线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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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是快要到清明节了。天，下着雨，阴沉沉的没有一点晴和的征兆。云普叔坐在“曹氏家祠”的大门口，还穿着过冬天的那件破旧棉袍；身子微微颤动，像是耐不住这袭人的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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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芳先生：信，四元钱，《救亡日报》副刊，均于昨日午后收到。今天恰巧是五一节，给您写回信。我觉得在我们的友谊上，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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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天：告诉你，我已经搬了家，搬到一所很可爱的小屋子里，这地位在两条小河的三叉口上，靠近古渡头堤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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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芳先生：朋友，（让我也这样回叫您吧，）您对我的鼓励是太大了啊！我近来得到好几个未见过面的朋友的书面慰藉和物质援助，使我那天天被肺菌和穷困所啃蚀着的心又活跃起来，温暖起来了！不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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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天：将近一年不通信了。你的近况我知道得很详细，我的情况，怕你未必知道吧。病，——这个讨厌的侵略者，总是不断地向我进攻，我呢，也紧抱着“抗战建国”的方案，“自力更生”“长期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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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基是我受影响最大，得益最多，而且最敬爱的一个作家。当从报纸上得到他的病讯的时候，我正应一个朋友的邀约，准备到杭州去作一个短时间的旅行，为了挂念这病着的大作家，我带了两本最心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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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抽屉里，无意地发现家煌的遗稿——《出滨路南》——使我又凄然地浮起了家煌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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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一九三一年以后，每年到这个时候，我总得给逼着写一篇这样的文章。这在我——不，应该说着全中国不愿意做汉奸和亡国奴的人，——实在是一桩最大的苦痛！我们为什么要写这样的文章的呢？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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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前的“一·二八”，我正在××公安局当警察，因为用不到我们上前线去，便只好日夜不停地在后方做维持治安的工作——捉汉奸！那时候只有捉汉奸和杀汉奸是最快人心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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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多月来，我没有写成功一个字。很多爱我的和关心我的朋友，常常写信或者跑来当面对我说：“老叶，你为什么不多写一点呢？你看，你这样穷——负担着一家人六口的生活，而常常挨饿……况且，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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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小品文和漫画，在这年头，我们比旁的艺术作品还需要得厉害。小品文和漫画差不多是天天和我们见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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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不懂文学的人，然而，我又怎样与文学发生了关系的呢？当我收到“我与文学”这样一个征文的题目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说起啊！童年时代，我是一个小官吏家中的独生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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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生病，将我第一次从嚣张的都市驱逐到那幽静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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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迷信，我不知道和母亲争论多少次了。我照书本子上告诉她说：“妈妈，一切的神和菩萨，耶稣和上帝……都是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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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衣，来——”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一叫，这不幸的孩子就立刻站在我的面前，用了她那圆溜溜的，惶惑的眼睛看定我；并且装出一种不自然的，小心的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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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之前，当我的故乡完全沉入水底的时候，我接到我姊姊和岳家同时的两封来信，报告那里灾疫盛行，儿童十有九生疟疾和痢疾，不幸传染到我的儿子身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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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三岁的母亲，生肺病的老婆，和几个营养不良的孱弱的孩子，被饥饿，水灾和一些无情的环境的威胁，从三千多里路的故乡，狼狈地逃亡出来，想依靠我这一月有十多元稿费收入的儿子，丈夫和父亲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