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當然不能談年紀,但過着這麼一個放蕩的生活,東西南北,頗有點兒行腳僧的風流,而時懷一個求安息之念,因此,很不覺得自己還應算是一個少年了。我的哀愁大概是少年的罷,也還真是一個少年的歡喜,落日西山,總無改於野花芳草的我的道上,我總是一個生意哩。
近數年來,北京這地方我彷徨得較久,來去無常,平常多半住客棧,今年,夏末到中秋,逍遙於所謂會館的寒窗之下了。到此刻,這三個月的時光,還好像捨不得似的。我不知怎的,實在的不要聽故鄉人說話,我的故鄉人似乎又都是一些笨腳色,舌頭改變不過來,衚衕口裏,有時無意間碰到他們,我卻不是相識,那個聲音是那樣的容易入耳……唉,人何必丟醜呢?實在要說是“乞憐”纔好。沒有法,道旁的我是那麼感覺着。至於會館,向來是不辨方向的了。今年那時爲什麼下這一着棋,我也不大說得清。總之兩個院子只住着我一人。因爲北京忽然不吉利,人們隨着火車走了。我從那裏得了這消息,也不大說得清。
我住的是後院,窗外兩株棗樹,一株頗大。一架葡萄,不在我的門口,蔭着誰之門,瑣上了,裏面還存放有東西。平常也自負能談詩的,只有這時,才甚以古人青瑣對芳菲之句爲妙了:多半是黃昏時,孑然一身,葡萄架下貪涼。
我的先生走來看我,他老人家算是上歲數的人了,從琉璃廠來,拿了刻的印章給我看。我表示我的意見,說,“我喜歡這個。”這是刻着苦雨翁璽四個字的。先生含笑。先生卜居於一個低窪所在,經不得北京的大雨,一下就非脫腳不可,水都裝到屋子裏去了,——倘若深更半夜傾盆而注怎麼辦呢,梨棗倒真有了無妄之災,還要首先起來撈那些撈什子,所以苦雨哩。但後來聽說院子裏已經挖了一個大坑,水由地中行。
先生常說聊齋這兩句話不錯:
姑妄言之姑聽之
豆棚瓜架雨如絲
所以我寫給先生的信裏有云:
“豆棚瓜架雨如絲,一心貪看雨,一旦又記起了是一個過路人,走到這兒躲雨,到底天氣不好也。釣魚的他自不一樣,雨裏頭有生意做,自然是斜風細雨不須歸。我以爲惟有這個躲雨的人最沒有放過雨的美。……”
這算是我的“苦雨翁”吟,雖然有點咬文嚼字之嫌,但當面告訴先生說,“我的意境實好。”先生回答道:
“你完全是江南生長的,總是江南景物作用。”
我簡直受了一大打擊,默而無語了。
不知怎麼一談談起朱舜水先生,這又給了我一個詩思,先生道:
“日本的書上說朱舜水,他平常是能操和語的,方病榻彌留,講的話友人不懂,幾句土話。”
我說:
“先生,是什麼書上的?”
看我的神氣不能漠然聽之了,先生也不由得正襟而危坐,屋子裏很寂靜了。他老人家是唯物論者。我呢?——雖是順便的話,還是不要多說的好。這個節制,於做文章的人頗緊要,否則文章很損失。
有一個女人,大概住在鄰近,時常帶了孩子來打棗吃。看她的樣子很不招人喜歡,所以我關門一室讓她打了。然而窗外我的樹一天一天的失了精神了,我乃吩咐長班:“請她以後不要來罷。”
果然不見她來了。
一到八月,棗漸漸的熟了。樹頂的頂上,〈夜〉人不能及。夜半大風,一陣陣落地聲響,我枕在枕頭上喜歡極了。我想那“雨中山果落”恐怕不及我這個。清早開門,滿地棗紅,簡直是意外的歡喜,昨夜的落地不算事了。
一天,我知道,前院新搬進了一個人,當然是我的同鄉了。小便時,我望見他,心想,“這就是他了。”這人,五十歲上下,簡直不招我的反感,——唉,說話每每不自覺的說出來了,怎麼說反感呢?我這人是那樣的,甚是苦了自己,見人易生反感。我很想同他談談。第二天早晨,我正在那裏寫字,他推開我的房門進來了。見面拱手,但真不討厭,合式,笑得是一個苦笑,或者只是我那麼的覺着。倒一杯茶,請他坐下了。
他很要知道似的,問我:
“貴姓?”
“姓岳。”
“府上在那裏?”
“岳家灣。”
“那麼北鄉。”
這樣說時,輪了一下他的眼睛,頭也一偏,不消說,那個岳家灣在這個遲鈍的思索裏指定了一遍了。
“你住在那裏呢?”
“我是西鄉,——感湖你曉得嗎?你們北鄉的魚販子總在我那裏買魚。”
失禮罷,或者說,這人還年青罷,我竟沒有問他貴姓,而問,“你住在那裏呢?”做人大概是要經過長久訓練的,自以爲很好了,其實距那個自由地步還很遠,動不動露出馬腳來了。後來他告訴我,他的夫人去年此地死了,尚停柩在城外廟裏,想設法搬運回去,新近往濟南去了一趟,又回北京來。
唉,再沒有比這動我的鄉愁了,一日的傍午我照例在那裏寫字玩,院子很是寂靜,但總彷彿不是這麼個寂靜似的,擡起頭來,朝着冷布往窗外望,見了我的同鄉昂着他的禿頭望那樹頂上疏疏幾吊棗子想吃了。
(一九二九,一二,二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