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我有心給自己定做一個戒指，我就會選這樣一句話來刻在我的戒指上：“任何事情都不會過去”。我相信任何事情都不會不留痕跡就過去，對現在的和將來的生活來說我們所走的最小的一步路都是有意義的。

　　我所經歷的一切並沒有白白地過去。我的巨大的不幸和我的耐性感動了市民們的心，現在他們不再叫我小利錢，不再嘲笑我，每當我走過市場，也不再往我身上潑水了。關於我做工人這件事，他們已經看慣，雖然我這個貴族提着油漆桶，安裝玻璃，他們也覺得沒什麼可奇怪的了。他們反而樂意給我活兒幹，我已經被人看做高明的手藝人和繼蘿蔔之後的最好的包工頭了。蘿蔔雖然病後復元，雖然仍舊不搭腳手架就能夠油漆鐘樓的圓頂，可是已經沒有力量再管工人的事。現在我就代替他在城裏跑來跑去找活兒幹。我僱來工人，付清工資，再解僱他們。我也借高利的債。現在我做了包工頭，才明白爲什麼爲了一個小錢的活往往會在全城跑三天以便找到鋪房頂的工人。大家對我很客氣，對我稱呼“您”了。在我做工的房子裏，房主人請我喝茶，打發人來問我要不要就在這兒吃飯。孩子們和姑娘們常常走過來，帶着好奇和憂慮的神情瞧着我。

　　有一天我在省長的花園裏做工，把那兒的一座涼亭漆成像是用大理石造出來的。省長出來散步，信步走進涼亭，由於閒着沒事，就跟我攀談起來。我提醒他說，從前有一天他怎樣請我到他那兒去聽訓。他呆呆地看了一會兒我的臉，然後把嘴努成字母“O”的樣子，兩手一攤，說：

　　“我記不得了！”

　　我老了，變得不愛說話，嚴肅起來，甚至嚴厲起來，不大發笑。據說我變得像蘿蔔了，而且跟他那樣常常說些無益的訓誡，弄得工人們聽着乏味。

　　我原先的妻子瑪麗亞·維克托羅芙娜如今在國外生活。她父親，那個工程師，在東部省份一個什麼地方修鐵路，在那兒買產業。布拉戈沃醫師也在國外。杜別奇尼亞又轉到切普拉科娃太太手裏，她從工程師那兒打了八折把它買回來了。莫伊謝伊已經戴上圓頂禮帽。他常常坐着輕快的馬車進城辦事，在銀行旁邊停下來。據說他自己也買下一份被抵押過的田產，經常在銀行裏打聽關於杜別奇尼亞的情形，那份田產他也打算買下來。可憐的伊萬·切普拉科夫在城裏漂泊很久，不做事，喝得醉醺醺的。我本來打算要他來做我們的活兒，有一個時期他跟我們一塊兒油漆房頂，安裝玻璃，甚至乾得很有味，跟真正的油漆工人那樣偷幹油，要賞錢，酗酒了，可是這工作很快就使他厭倦，他想家，回到杜別奇尼亞去了，後來工人們告訴我說，他曾經挑唆他們挑一天夜裏跟他一塊兒去害死莫伊謝伊，搶劫將軍夫人的財產。

　　父親老多了，背駝了，每到傍晚就在自己家門附近散步。我沒有到他那兒去過。

　　普羅科菲在霍亂流行時期用胡椒酒和焦油給小店主治病賺錢。我在報紙上看到，他坐在自己的肉鋪裏，把醫師惡意批評一番，被官府用樹條抽打了一頓。他的店員尼科爾卡害霍亂死了。卡爾波芙娜還活着，仍舊愛她的普羅科菲，怕他。她每次看見我，總要悲傷地搖頭，嘆口氣說：

　　“你這個孩子算是完了！”

　　在工作日，我總是一天到晚地忙。到了假日，遇上好天氣，我就抱着我那很小的外甥女（姐姐原來料着是男孩，可是生下來一個女孩），不慌不忙地走到墓園去。到了那兒我站着或者坐着，久久地看着那個我所珍愛的墳墓，告訴小女孩說那裏面躺着她的媽媽。

　　有時候我在墓地上碰見安紐達·布拉戈沃。我們打個招呼，默默地站在那兒，或者談起克麗奧佩特拉，談起她的女兒，談起在這個世界上生活是多麼可悲。後來我們走出墓園，沉默地走着。她放慢了腳步，這是故意的，爲的是跟我並排多走一會兒。那個小女孩快活，幸福，因爲陽光太亮而眯起眼睛，她笑着，對她伸出手去，我們就站住，逗這個可愛的小女孩玩一陣。

　　等到進了城，安紐達·布拉戈沃就心神不定，滿臉通紅，跟我告別，一個人繼續走路了。她穩重而嚴峻……路上的行人看見她，再也想不到剛纔她跟我並排走過路，甚至逗過小女孩。

　　18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