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回夜色很深了，我從瑪麗亞·維克托羅芙娜家裏回來，在我的房間裏碰見一個年輕的警察分局長，穿着一身新制服。他坐在我的桌子旁邊，正在翻看一本書。

　　“到底來了！”他說，站起來，伸了個懶腰，“這已經是我第三次來找您了。省長吩咐您明天早晨九點鐘去見他。務必要去。”

　　他要我寫一個筆據說我一定執行省長大人的命令，然後就拿着它走了。這位警察分局長的深夜光臨和省長的突然召見對我說來好比晴天霹靂。我從很小的時候起就怕憲兵、警察、法官，目前我心裏七上八下，好像我真犯了什麼罪似的。我無論怎樣也睡不着覺。奶孃和普羅科菲也心不定，睡不着。此外奶媽耳朵痛，她哼哼唧唧，有好幾回痛得哭起來。普羅科菲聽見我沒睡着，就舉着一盞小燈小心地走到我房間裏來，在桌子旁邊坐下。

　　“您得喝點胡椒酒纔對……”他沉吟一下說，“在塵世的愁苦生活裏喝上一點酒是沒什麼關係的。要是媽往耳朵裏倒一點胡椒酒，那也會有大好處。”

　　到兩點多鐘他動身到屠宰場去取肉。我知道這一夜直到天亮也睡不着，爲了消磨九點鐘以前這段光陰，就跟他一塊兒去了。我們提着燈走去。他的學徒尼科爾卡年紀在十三歲上下，凍得臉上生出青斑，那副神情十足像個強盜，他坐在雪橇上跟着我們走，用沙啞的喉嚨吆喝馬。

　　“您在省長那兒大概要受罰，”親愛的普羅科菲對我說，“省長有省長的章法，方丈有方丈的章法，軍官有軍官的章法，醫師有醫師的章法，各行各業有各行各業的章法。您沒有守住您的章法，人家就不能依您了。”

　　屠宰場坐落在墓園後面，以前我只是遠遠地看見過它。那是三個陰暗的板棚，四周圍着一道灰色籬牆，夏天逢到炎熱的日子風從板棚那邊吹來，就帶出悶人的臭氣。現在我走進院子，四下裏一片陰暗，看不見那些板棚，老是撞着馬和那些空的或者已經裝好肉的雪橇。人們提着燈走來走去，用下流的話互相罵着。普羅科菲也在罵，尼科爾卡也在罵，而且罵得同樣難聽，空中瀰漫着不斷的相罵、咳嗽、馬嘶的嘈雜聲。

　　到處是獸屍和畜糞的氣味。這正是解凍的時令，雪已經跟泥土混成一片，在黑暗裏我覺着好像在血泊裏走來走去似的。

　　我們把肉裝滿雪橇，就動身到市上肉店裏去。天亮起來了。拿着筐子的廚娘和穿着大衣的上了年紀的太太一個個來了。普羅科菲手裏拿着斧子，身上繫着濺了血跡的白圍裙，嘴裏惡狠狠地咒罵，面對着教堂在自己胸前畫十字，大聲叫嚷，響得整個市場都聽得見，反覆說他照原價給肉，甚至賠了本錢。他剋扣分量，少找零錢，廚娘看出這些毛病，可是給他的喊聲震聾了耳朵，沒有跟他計較，罵他一聲劊子手就算了。他舉起他那把可怕的斧子，砍下來，架勢十分好看，每一次都帶着兇惡的神情發出“嘿！”的一聲吆喝，我深怕他別真的砍掉什麼人的腦袋或者胳膊。

　　我在肉店裏待了一個早晨，等到我終於去見省長，我的皮大衣上也有了肉和血的氣味。我的精神狀態好像是我奉了什麼人的命令，拿着矛去獵熊似的。我至今還記得那道高樓梯，樓梯上鋪着有條紋的地毯，有一個年輕的官員穿着禮服，鈕釦發亮，一句話也不說，用兩隻手向門口一指，就跑去通報了。我走進大廳，那裏面佈置得很豪華，然而冷冰冰，引不起一點美感，特別難看刺眼的是在窗子中間牆壁上掛着的那些高而且窄的鏡子和窗上掛着的那些黃得耀眼的窗簾。看得出來，儘管省長換來換去，這兒的佈置卻老是這個樣子。那個青年官員又用兩隻手向門口一指，我就向一張大綠桌子走去，那邊站着一個將軍，脖子上掛着弗拉基米爾勳章。

　　“波洛茲涅夫先生，我請您來，”他開口了，手裏拿着一封信，把嘴張得又大又圓，像是字母“O”，“我請您來是爲了向您說明一件事。您那受人尊敬的父親在書面上和口頭上向本省首席貴族提出一個要求，請他召見您，向您指出您的行爲跟您所榮幸的具有的貴族稱號互相牴觸。亞歷山大·巴甫洛維奇大人公正地認爲您的行爲可能誘惑別人犯罪，覺得光是由他出面對您加以勸告已經不夠，必須採取嚴肅的行政干涉了，因此在這封信裏把他對您的看法陳述一遍，這種看法我也是贊同的。”

　　他說話聲音很低，恭恭敬敬，站得筆直，倒好像我是他的長官似的。他那瞧着我的眼光一點也不嚴厲。他的臉憔悴，皮肉鬆弛，佈滿皺紋，下眼泡腫着，他的頭髮染過色，總之單憑外貌很難確定他究竟是四十歲還是六十歲。

　　“我希望，”他接着說，“您會重視可敬的亞歷山大·巴甫洛維奇的謙和，他不是正式的，而是用私人方式向我提出要求的。我也不是正式地邀請您來，我對您也不是用省長的身份，而是以您父親的真誠崇拜者的資格講話的。因此我請求您，或者改變您的行爲，回到跟您的稱號相稱的職務上去，或者爲了避免誘惑別人犯罪，就請搬到人家不認得您的地方去，在那種地方您要做什麼就可以做什麼。在與此相反的情形下，我就不得不採取極端的措施了。”

　　他沉默地站了半分鐘，張着嘴瞧我。

　　“您是素食主義者吧？”他問。

　　“不，大人，我吃肉。”

　　他坐下，把一份公文拉到自己面前來，我就鞠躬，走出來了。

　　在吃午飯以前犯不上再去上工了。我就回家去睡覺，可是睡不着，因爲屠宰場和省長的談話在我心裏引起不愉快的、不正常的感覺，到了傍晚我心神恍惚，悶悶不樂地去找瑪麗亞·維克托羅芙娜。我告訴她我見省長的經過。她困惑地瞧着我，好像不相信，忽然間她哈哈大笑，聲音那麼快活，響亮，激昂，只有好心的、愛笑的人才會這樣大笑。

　　“要是能到彼得堡去把這件事講一講纔好！”她說，笑得幾乎跌倒，趕緊倚住桌子，“要是能到彼得堡去把這件事講一講纔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