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星期日，出人意外，醫師布拉戈沃來找我。他穿着軍裝，軍裝裏面是一件綢襯衫，腳上穿一雙高筒漆皮靴。

　　“我來找您了！”他開口說，而且照大學生那樣使勁握一握我的手，“我天天聽見人家談起您，老是打算來找您，照俗話所說的那樣，掏心窩子談一談。城裏煩悶得可怕，簡直沒有一個活人，我找不到一個可以談一談話的人。聖母啊，天好熱！”他接着說，脫掉上衣，只穿一件綢襯衫，“好朋友，請您允許我跟您談一談！”

　　我自己也覺着悶得慌，早就想在油漆工人以外找個人一塊兒談一談了。我見了他從心裏高興。

　　“首先我要說，”他在我牀上坐下說，“我滿心同情您，深深地尊敬您這種生活。這兒的城裏人都不瞭解您，而且也沒有一個人能夠了解您，因爲您知道，這兒的人除了極少數的例外，都是果戈理筆下的那些豬。可是上回野餐的時候我卻一眼就看透了您。您有高尚的靈魂，是一個正直而崇高的人！我尊敬您，認爲跟您握手是莫大的榮幸！”他接着熱誠地說，“要照您這樣猛一下子急劇地改變自己的生活，那就得經歷複雜的精神過程。如今爲了繼續過這種生活，經常站在自己的信念的高處，您的頭腦和心靈必定一天到晚緊張地活動着。現在，作爲我們的談話的開端，請您告訴我，您是不是認爲倘使您把這種毅力，這種緊張，這種精力用在一種別的事情上，例如用在逐步成爲一個偉大的學者或者藝術家上，那麼您的生活就會更加廣闊，更加深刻，在各方面都有更多的效果？”

　　我們暢談起來。當我們的話題碰到體力勞動的時候，我就表白了這樣的想法：必須使強者不奴役弱者，必須使少數人不成爲多數人的寄生蟲或者不成爲逐步吸盡多數人身上的脂膏的唧筒，這也就是必須使所有的人，強者和弱者，富人和窮人，沒有一個例外，各人爲自己，一律參加生存鬥爭。在這方面，除了體力勞動可以作爲普遍的、人人理所當盡的責任以外，再也沒有比它更好的消除差別的辦法了。

　　“那麼依您看來，體力勞動是人人必須承擔的，不能有一個例外？”醫師問。

　　“是的。”

　　“可是您不認爲倘使大家，包括最優秀的人、思想家、大學者也在內，各人爲自己，一概參加生存鬥爭，把時間用在敲碎石頭和油漆房頂上，那就可能爲進步造成嚴重的危機嗎？”

　　“在哪方面會造成危機呢？”我問，“進步的關鍵在於見諸行動的愛，在於實踐道德的準則。如果您不奴役什麼人，也不成爲什麼人的累贅，那此外您還需要什麼樣的進步呢？”

　　“可是請您容我說！”布拉戈沃站起來，忽然冒火了，“請您容我說！倘使一個蝸牛躲在自己的殼裏致力於個人的道德完善，摸索道德的準則，您把這個叫做進步嗎？”

　　“可是何必去摸索呢？”我生氣了，“如果您不驅使您的同胞供您吃，供您穿，給您趕車，爲了保衛您而去跟敵人作戰，那麼在眼前這種完全建立在奴役上的生活裏這豈不就是進步嗎？依我看來，這纔是真正的進步，而且恐怕是唯一可能的、爲人類所需要的進步。”

　　“全人類全世界的進步是沒有止境的，如今卻來談一種受到我們的需要或者暫時的觀念所限制的‘可能的’進步，對不起，這簡直奇怪了。”

　　“如果照您所說的那樣，進步是沒有止境的，那就無異於說，進步的目標是不明確的，”我說，“活着而又不明確地知道爲什麼活着，那又何必活着呢？”

　　“就算是這樣吧！可是這個‘不知道’卻不像您的‘知道’那麼枯燥乏味。我順着一道名叫進步、文明、文化的樓梯往上爬，爬呀爬呀，並不明確地知道我在往哪兒爬，可是，真的，單單爲了這道美妙的樓梯就值得活着。您呢，知道爲了什麼活着，爲了讓一些人不奴役另一些人，爲了讓畫家和爲他研碎顏料的人吃同樣的飯。可是要知道，這是生活中小市民的、廚房的、灰色的一面。只爲了這一點而活着，難道不叫人噁心嗎？倘使有些昆蟲奴役另一些昆蟲，那就滾它的，隨它們去互相吞吃好了！我們不該去想它們，不管您怎樣把它們從奴役裏救出來，反正它們要死，要爛掉的。應該想那個偉大的未知數，它在遙遠的未來等着全人類呢。”

　　布拉戈沃跟我激烈地爭論着，不過同時也看得出來另外有一種思想在使他激動。

　　“大概您姐姐不會來了，”他看了看錶說，“昨天她到我們家裏去，說她要到您這兒來。您一個勁兒地說奴役，奴役……”他接着說，“可是要知道，這是局部的問題，所有這類問題會由人類逐漸解決，自生自滅的。”

　　我們就開始談這個漸進論。我說，關於做好事還是做壞事這個問題，每個人都是自己把它解決的，並不等到人類通過逐漸的發展解決了這個問題的時候再來解決。此外，講到循序漸進，也吉凶不定。伴隨着人道主義思想逐漸發展的過程，還有另一種思想也在逐漸地成長。農奴制度沒有了，可是資本主義在成長。在解放思潮的全盛時期也跟在拔都的時代一樣，多數人供少數人吃穿並且保衛他們，而多數人本身卻捱餓，沒有衣服穿，沒有保障。這樣的社會秩序能夠跟任什麼樣的思潮和潮流融洽地相處，那是因爲奴役的技術也逐漸細緻起來。我們不再在我們的馬廄裏打我們的僕人，可是我們給奴役添上一種精緻的形式，至少我們善於在每個個別例子裏爲奴役找出藉口來。在我們這兒，思想只不過是思想罷了，要是如今，在十九世紀末尾還可以把我們的最不愉快的生理機能的需要轉嫁到工人身上去，那我們一定轉嫁，而且事後當然會爲自己辯白說：如果最優秀的人、思想家、大學者把寶貴的光陰耗費在這方面，就可能爲進步造成嚴重的危機了。

　　可是這時候姐姐來了。她一看見醫師，就慌慌張張，驚恐不安，立刻說她現在該回家到父親那兒去了。

　　“克麗奧佩特拉·阿列克謝耶芙娜，”布拉戈沃把兩隻手按在胸口上，懇切地說，“倘使您跟您弟弟和我一塊兒消磨半個鐘頭，這於您父親有什麼妨礙呢？”

　　他爲人爽直，善於把自己的歡樂感染別人。我姐姐想了一想，笑了，忽然高興起來，就跟那回野餐時候一樣的奇突。我們走到曠野上去，在草地上躺下，繼續我們的談話，眺望着那座城，城裏所有朝西的窗子由於夕陽而放出萬道金光。

　　這以後每一回姐姐到我這兒來，布拉戈沃也來，從他倆打招呼的樣子看來倒好像他們在我這兒相逢是出於偶然似的。姐姐聽我和醫師爭論，同時她的表情快活得入了迷，而且溫柔，好奇，我覺着她的眼前好像漸漸展開另外一個世界，這個世界她以前就連在夢裏都沒有見過，現在她極力要弄明白它。遇到醫師不在座，她總是安靜而憂鬱，如果現在她有的時候坐在我牀上哭，那卻是出於一種她自己從來不提的原因了。

　　八月裏蘿蔔吩咐我們準備着到鐵路線上去。在我們“被趕”出城的大約兩天以前，我父親來看我。他坐下，眼睛沒有看我，不慌不忙地用手絹擦乾淨他的紅臉，然後從衣袋裏拿出一份我們城裏出版的《通報》，一板一眼地慢慢唸了一段消息：我的同齡人，國立銀行辦公處主任的兒子，奉派擔任省稅務局的科長了。

　　“現在看一看你自己，”他疊起那份報來說，“叫化子，穿得破破爛爛，下流胚！就連小市民和農民也受教育，爲的是成爲一個人。你呢，出身于波洛茲涅夫家族，有顯赫而高貴的祖先，卻極力往泥裏滾！可是我上這兒來不是爲了跟你談話；我對你已經死了心，”他站起來，壓低喉嚨接着說，“我來是想弄明白你姐姐上哪兒去了，混蛋。她吃過午飯後就走出家門，現在已經八點鐘了，她還沒回來。她近來常常出去，也不跟我說一聲。她變得不如以前孝順了，在這兒我看到了你的卑鄙惡劣的影響。她在哪兒？”

　　他手裏拿着那把我熟悉的傘，這時候我慌了，挺直身體，像個小學生，等着父親打我，可是他注意到我的眼光落在他那把傘上，大約就是因爲這個緣故他纔沒有打我。

　　“你要怎樣生活都由你！”他說，“我再也不認你這個兒子了！”

　　“我的老天爺！”奶孃在隔壁房間裏嘟噥着，“可憐的、苦命的孩子！唉，我的心感到會有不吉利的事發生，我感到了！”

　　我在鐵路線上工作。整個八月不斷地下雨，天氣潮溼而寒冷。田野上的莊稼沒有運走，在用機器收割的大農場上小麥沒有紮成捆，亂堆着，我還記得這些悲慘的麥堆怎樣一天天變得越來越黑，麥粒在發芽。工作是困難的，我們剛做完什麼活兒，一陣大雨就把它全沖毀了。人家不准我們在車站的房子裏住着，睡覺，我們就擠住在夏天“修鐵路的”住過的又髒又潮的土窯裏，每天夜裏我總是冷得睡不着覺，而且有些潮蟲在我臉上和胳膊上爬來爬去。每逢我們在橋旁邊做工，粗魯的“修鐵路的”晚上總到我們這兒來，專門爲了打油漆工人，這在他們已經成了一種娛樂。他們打我們，偷去我們的刷子，爲了惹惱我們跟他們打架而破壞我們乾的活兒，例如把綠漆塗在小屋上。蘿蔔給我們這些災難添上最後一筆，他常常不按時付給我們工錢。這個地段所有的油漆活兒先是由一個包工頭承包下來，這個包工頭再轉包給另一個包工頭，那個包工頭給自己扣下兩成利潤以後又把它轉包給蘿蔔。這種活兒本來就無利可圖，不料天又下雨，時間白白耗費過去，我們不能做工，可是蘿蔔卻得每天給工人開工錢。捱餓的油漆工人差點把他痛打一頓，罵他是騙子，吸血鬼，出賣基督的猶大，他呢，這個可憐蟲，唉聲嘆氣，絕望地向天空舉起兩隻手，屢次到切普拉科娃太太那兒去借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