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具有慈善性質的業餘演出、音樂會、戲劇亮相的愛好者當中，本城的頭一名應當屬於阿若京一家人。她們住在大貴族街上自己的一所房子裏，每一回都撥出房屋來供演出用，一切雜事和開銷她們也攬在自己身上。這個富足的地主家庭在本縣有將近三千俄畝土地和一所豪華的莊園，可是她們不喜歡鄉間，無論冬夏都住在城裏。這家人只有一個母親和三個女兒，母親長得又高又瘦，身體很弱，留着短短的頭髮，穿着短短的上衣和一條英國式的平板的裙子，至於那三個女兒，人們在談到她們的時候，不提她們的名字，只是簡單地叫她們大姑娘，二姑娘，小姑娘。這三個女兒都長着難看的尖下巴，眼睛近視，背有點駝，裝束跟母親一樣，說起話來發音不清，很不好聽，儘管這樣卻仍舊一定參加每次演出，經常做點具有慈善性質的事情，例如演劇，朗誦，唱歌等。她們都很嚴肅，從不笑一笑，甚至在帶歌唱的輕鬆喜劇裏也演得沒有一點點快活的樣子，做出一本正經的臉相，倒好像在做會計工作似的。

　　我喜歡我們的演出，尤其喜歡那些一再舉行的、有點雜亂的、熱鬧的排演，每次排演過後她們總留我們吃晚飯。在選擇劇本和分配角色方面我完全不管。我管的是後臺的事。我畫布景，抄臺詞，提臺詞，化裝。我還負責製造各種效果，例如雷鳴、夜鶯的啼叫等。由於我沒有社會地位，又沒有像樣的衣服，每逢排演，我就躲在一邊，站在側面佈景的陰影裏，怯生生地一聲不響。

　　我在阿若京家的堆房裏或者院子裏畫布景。幫我忙的是一個油漆工人，或者按他自己給自己起的名稱，那就是油漆工作的承包人。他叫安德烈·伊萬諾夫，是個五十歲上下的人，身量很高，長得很瘦，臉色蒼白，胸脯凹進去，兩鬢也凹進去，眼眶下有黑眼圈，他的樣子甚至有點可怕。他害着一種折磨人的病，每年秋天和春天大家都說他就要離開人世了，可是他躺一陣又起牀了，事後總是驚奇地說：“我又沒死！”

　　城裏人叫他烈吉卡（蘿蔔），說這纔是他的真正的姓。他也跟我一樣愛好戲劇，只要聽說我們在籌備演出，他就丟下自己的一切工作，到阿若京家裏來畫布景。

　　在我跟姐姐談話的第二天，我從早晨到晚上一直在阿若京家裏工作。排演規定在傍晚七點鐘舉行，在開始排演的前一個鐘頭，所有的業餘戲劇愛好者已經在大廳裏會齊，大姑娘、二姑娘、小姑娘已經在舞臺上走來走去，手裏拿着本子念臺詞。蘿蔔穿着褪色的長大衣，脖子上圍一條圍巾，已經站在那兒，鬢角靠在牆上，瞧着舞臺，現出一種虔誠的神情。阿若京家的母親時而走到這個客人面前，時而走到那個客人面前，對每個人都說幾句好聽的話。她有一種習慣，喜歡盯着人的臉，小聲說話，彷彿在說什麼機密的事似的。

　　“畫布景一定很不容易吧，”她走到我面前來，小聲說，“我剛纔跟穆甫凱太太談迷信的時候，看見您走進來。我的上帝啊，我這一輩子，一輩子都在跟迷信做鬥爭！爲了要女僕相信她們的那些恐懼多麼沒道理，我就永遠點三支蠟燭，到每月十三日那天才開始辦我的一切重大事情。”

　　工程師多爾日科夫的女兒來了，她是個美麗豐滿的金髮姑娘。她的裝束，照我們這裏的人的說法，從頭到腳都是巴黎式的。她不演劇，可是在排演的時候人們總在舞臺上爲她放一把椅子，到演出的時候也一定要等她穿着漂亮衣服，周身放光，在頭一排坐下，引得人人驚歎的時候纔開演。她是從京城來的人，因此可以在排演的時候提意見。她一面提意見，一面總要露出可愛的、寬容的微笑，看得出她把我們的表演看做孩子的遊戲。據說她在彼得堡的音樂學院裏學過唱歌，甚至好像整個冬天都在一個私營的歌劇團裏演唱。我很喜歡她，照例在排演和演出的時候我的眼睛總是離不開她。

　　我已經拿起本子來要開始提臺詞，不料我的姐姐來了。她沒有脫掉大衣和帽子，一直走到我面前來，說：

　　“我求求你，我們一塊兒走吧。”

　　我就去了。在舞臺背後的門口站着安紐達·布拉戈沃。她也戴着帽子，披着黑麪紗。她是法庭副審判長的女兒，這位副審判長早就在我們城裏工作，差不多從創辦地方法院的時候起就來了。他的女兒長得很高，身材好看，因此大家認爲她非參加戲劇亮相不可，每逢她扮演一個菲雅或者天神，她的臉就羞得通紅，可是她不參加演劇，即使到排演場上來也只待一會兒，也總是爲了接洽什麼事，而且不肯走進大廳裏來。就是現在也看得出來，她待一會兒就要走的。

　　“我父親談到了您，”她淡淡地說，眼睛沒有看我，臉卻紅了，“多爾日科夫答應在鐵路上給您一個職位。請您明天去找他，他在家。”

　　我鞠躬，並且爲她的奔走道謝。

　　“您可以把這個還給他們了。”她指着我的本子說。

　　她和我姐姐走到阿若京娜面前，跟她小聲談了大約兩分鐘，眼睛看着我。她們在商量什麼。

　　“真的，”阿若京娜走到我面前，盯着我的臉，小聲說，“真的，如果這種事引得您放棄了正業，”她從我手裏把本子拿過去，“那您可以把它交給別人。別擔心，我的朋友，您去吧。”

　　我向她告辭，很難爲情地走了。我走下樓去，看見姐姐和安紐達·布拉戈沃正走出去。她們熱烈地談着什麼，大概在談我到鐵路上去工作的事吧，她們匆匆忙忙地走着。以前姐姐從沒到排演場上來過，現在她的良心大概在折磨她，而且她深怕父親知道，她沒得到他的許可就到阿若京家裏來。

　　第二天十二點多鐘，我到多爾日科夫家裏去。聽差領我走進一個很漂亮的房間，那是工程師的客廳，又是他的工作室。這兒一切東西都柔軟，優雅，對我這樣沒有見慣的人來說甚至顯得古怪。這兒有貴重的地毯、大的圈椅、青銅器、繪畫、鍍金的和絲絨的鏡框，相片分散地掛在牆上，那上面都是些很美的女人，臉容聰明嫵媚，神態瀟灑。客廳的門直接通到花園裏，從陽臺上，人可以看見紫丁香，還可以看見一個準備開早飯的桌子、許多瓶酒、一束玫瑰花。空中有春天的氣息、貴重的雪茄煙的氣息，總之是一派幸福的氣息，一切都似乎極力想說：這兒生活着一個人，他辛苦地工作過，終於得到了人間所能有的幸福。寫字檯後邊坐着工程師的女兒，她在看報。

　　“您來找我父親嗎？”她問，“他正在洗淋浴，馬上就來。請您暫時坐一坐。”

　　我坐下。

　　“您好像就住在我們對門吧？”沉默了一會兒，她又問。

　　“是的。”

　　“我因爲閒得無聊，每天總是從窗子裏往外看。請您原諒，”她看着報說下去，“我常看見您和您的姐姐。她的神情老是那麼善良，莊重。”

　　多爾日科夫走進來了。他用一塊毛巾擦脖子。

　　“爸爸，波洛茲涅夫先生來了。”女兒說。

　　“是啊，是啊，布拉戈沃對我說過了，”他很快地轉過身來對我說，沒有伸出手來跟我握手，“不過，您聽我說，我能給您什麼工作呢？我這兒有些什麼樣的職位呢？你們也真是些怪人，先生！”他大聲接着說，照他的口氣聽來好像在申斥我似的，“每天總有二十個像您這樣的人來找我，都以爲我這兒有個機關！先生，我這兒只有鐵路線，我這兒只有繁重的活動，我需要機械工、鉗工、挖土工、木工、掘井工，可是話說回來，你們卻只會坐着寫字，別的都不行！你們都是些作家！”

　　從他身上，就跟從他的地毯和圈椅上一樣，冒出一股幸福的氣息，向我迎面吹來。他又胖又健壯，臉頰很紅，胸脯寬闊，洗得乾乾淨淨，穿着花布襯衫和肥腿的褲子，像是一個小孩玩的瓷制馬車伕。他留着一圈鬈曲的鬍子，沒有一根白頭髮。他長着鷹鉤鼻，眼睛烏黑、明亮、坦率。

　　“您會做什麼事？”他接着說，“您什麼也不會做！不錯，我是工程師，我是生活富裕的人，可是在人家要我修鐵路以前我幹過很長時間的苦差事，我做過機車司機，在比利時當過兩年普通的加油工人。您自己來說說看，最可愛的人，我能給您找個什麼工作呢？”

　　“當然，事情是這樣的……”我受不了他那對明亮坦率的眼睛，十分慌張，支支吾吾地說。

　　“至少您總會管個電報機什麼的吧？”他想了一想，問道。

　　“是的，我在電報局裏做過事。”

　　“嗯……好，那我們來試試看。請您姑且到杜別奇尼亞去。那兒我已經用着一個人了，然而他是個十足的廢物。”

　　“那麼我的職務是在哪方面呢？”我問。

　　“到那兒再看吧。您暫且上那邊去，我給他們下個命令。只是請您別酗酒，也別提出什麼請求來打擾我。要不然我就把您趕走。”

　　他甚至沒有對我點一下頭就扭轉身走開了。我對他和他那看報的女兒鞠了躬，走出來。我的心頭十分沉重，臨到姐姐問我工程師怎樣接見我的時候，我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爲了到杜別奇尼亞去，我一清早在太陽剛出來的時候就起牀了。我們的大貴族街上連一個人影也沒有，大家都還在睡覺，我的腳步聲孤零零地、悶悶地響着。沾着露水的白楊給空氣填滿柔和的清香。我心裏難過，不想出城去。我喜愛我這個故鄉，這個城。我覺着它那麼美麗，那麼溫暖。我喜愛這種蒼翠、這晴朗而安靜的早晨、我們的大鐘的當當聲，可是那些跟我同住在這個城裏的人依我看來卻乏味，生疏，有時甚至可惡。我不喜歡他們，也不瞭解他們。

　　我不明白所有這六萬五千人爲什麼活着，靠什麼活着。我知道基木雷城的人靠了做靴子過活，土拉城的人做茶炊和槍支，奧德薩是一個港埠，可是我們這個城究竟是什麼，它做出些什麼東西，我就不知道了。大貴族街和另外兩條比較乾淨的街道上住着的人要麼靠現成的資金生活，要麼靠做官從國庫領來的薪金生活，此外還有八條街道，彼此平行，大約有三俄里長，街的盡頭伸到高崗背後，住在這八條街上的人又靠什麼生活呢，這對我來說永遠是個捉摸不透的謎。至於這些人在怎樣生活，那真叫人羞得說不出口！沒有公園，沒有劇院，沒有像樣的樂隊。市立圖書館和俱樂部圖書館只有猶太籍的少年才光臨，因此雜誌和新書放在那兒，一連好幾個月沒有人去裁開書頁。有錢的和有知識的人睡在又窄又悶的寢室裏，躺在滿是臭蟲的木牀上。孩子們住在髒得使人噁心的房間裏，還美其名曰“兒童室”。至於僕人，哪怕是年紀大的和令人敬重的，也睡在廚房的地板上，蓋着破被子。在平常日子，屋子裏有紅甜菜湯的氣味，到了持齋的日子就有用葵花子油煎的鱘魚的氣味。他們吃沒有滋味的菜，喝不衛生的水。在國會裏，在省長家裏，在主教家裏，在各處屋子裏，許多年來人們一直在紛紛談論，說我們城裏沒有價錢便宜、清潔衛生的水，說必須向國庫借二十萬盧布來安裝自來水。很有錢的富翁在我們城裏總也不下於三十個，有時候，打一場牌就輸掉整整一個莊園，可是也喝不好的水，一輩子熱心地談借款，這種事我也不懂，我覺着他們乾脆從自己口袋裏拿出那二十萬盧布來倒簡單多了。

　　在全城當中我沒見過一個正直的人。我父親收受賄賂，認爲人家是出於尊敬他的思想品質纔給他賄賂的。中學生們爲了升班而到教師家裏去搭夥食，教師乘機收下他們大筆的錢。軍事長官的太太在招募新兵時期接受新兵的賄賂，甚至容許新兵邀她去吃喝，有一回在教堂裏跪下去以後無論如何也站不起來，因爲她喝醉了。在招募新兵時期就連醫師也接受賄賂。本城的醫師和獸醫向肉鋪和酒館要錢。縣立學校出售那種特准豁免兵役的證書。監督司祭向下面的教堂教士和長老索取賄賂。在市政機關裏，在市民機關裏，在醫務機關裏，在別的一切機關裏，每個有所請求的平民辦完事，剛要走，就會有人對他的背影大喝一聲：“應當表示感激纔對！”那個平民就走回來，給他們三十個到四十個戈比。凡是不接受賄賂的人，例如司法機關的官員，總是傲慢無禮，跟人握手的時候只伸出兩個手指頭，爲人十分冷酷，見解極其狹隘，很愛打牌，喝很多的酒，娶有錢的女人，對他們四周的人無疑地起着有害的、腐化的影響。只有從姑娘們那兒才吹出一股道德純潔的氣息，她們大都有高尚的抱負，正直純潔的靈魂，可是她們不懂生活，相信給人賄賂是出於對那人的思想品質的尊崇，而且出嫁以後很快就衰老，墮落，不可救藥地陷在庸俗的小市民生活的泥潭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