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得第一次看見乃器的時候還在十年前。當時他已在浙江實業銀行做營業部主任，因爲想辦《新評論》半月刊，由一位朋友介紹他到時事新報館來看我。我們所談的全是關於出版刊物的情形，我一點不知道乃器是怎樣的一個人。不久他在華安保險公司樓上結婚，特約我去觀禮，並臨時“拉夫”，要我起來說幾句話，這是我第二次和他見面。此後我們很少遇着，直到在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成立以後，我們晤談的機會才漸漸地多起來。我們的友誼的加深，唯一的媒介可以說是救國運動。尤其使我肅然起敬的，是他爲着參加救國運動，雖犧牲二十年辛苦所獲得的行長位置而毫不顧惜。自從他和我一同被捕以後，從捕房的監獄起，中間經過上海特區第二監獄，上海地方法院看守所，上海公安局，以及蘇州高等法院看守分所，我們總是羈押在一起。他所念念不忘的只是民族解放的前途，救國運動的開展；至於對他自身的遭遇，我從未聽見過他有一言一語的自怨自懟。我對於他的純潔愛國的精神，得到了更深刻的認識。
乃器的性格是偏於剛強的方面，但卻不是無理的執拗；他和朋友討論問題，每喜作激烈的爭辯，只要你辯得過他，他也肯容納你的意見，否則他便始終不肯讓步。有些朋友覺得他在爭辯的時候有時未免過於嚴厲些，但是知道他的性格的人，便知道他心裏是很純潔的，是很熱烈的，一點沒有什麼惡意。
在上海特區高三分院法庭審問的時候，審判長問到他曾否煽動上海的日本紗廠罷工，引起了他的抑制不住的憤怒，他昂首睜圓着眼睛大聲疾呼地答道：“我覺得很慚愧！因爲我的力量還不夠！倘若我有力量煽動日本紗廠罷工，我要很驕傲地回答審判長：我曾經煽動日本紗廠罷工！”審判長停了好一會兒，才又問道：“你如果有力量，是要煽動的，那你至少是同情的。”乃器又不假思索地高聲答道：“是！”他接着又發出他的獅吼：“中國工人在日本紗廠所受的虐待，和豬玀一樣，請審判長問一問全法庭的每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對於本國同胞遭受到侵略者這樣殘酷的待遇，誰不表同情！”站在左右的法警弟兄們，聽到他這幾句激昂慷慨的話語，也不自覺地大點其頭！
我和乃器同做了囚犯之後，對於他由窮苦奮鬥出來的經歷，也比較得更清楚些。他生於浙江青田的鄉間，求學的機會很少，二十歲在杭州的浙江省立甲種商業學校畢業後，就進浙江實業銀行做練習生，每月只得津貼兩塊錢。一年後他辭職往北方入通縣農工銀行做營業主任。這是一個附屬於財政部的小銀行，號稱營業主任，月薪只有十六元。一年後升任襄理兼營業主任，月薪加了十塊錢；但是和當時政府有關係的銀行，政局有些變動，辦事人的飯碗也隨着變動，因此即此月薪二十六元的襄理，他只做了不到一年便滾蛋了。剛巧在北京有美國人和中國人合設中美實業公司，經營貿易和投資，美國人做經理，會計主任請他做，月薪有八十元，而且供膳宿，但是隻做了三個月，因爲代表美國人利益的洋經理擅用威權，他又憤然辭職。這樣一來，二十四歲的章乃器又陷入了失業的恐慌境域，過着半年的很窮苦的流浪生活。隨後回到上海，浙江實業銀行的當局請他回到銀行裏去做營業部科員，月薪二十二元。十幾年來因勞績逐漸升任副經理兼檢查部主任，後來又兼任中國徵信所董事長。現在爲着參加救國運動，都一筆鉤銷了！
從乃器的經歷裏，很顯然地可以看到他辦事的勇於負責，更可以看到他的正直的性格是在隨處流露着。我尤其感觸的是常人在職業上的位置愈高，往往頹唐，暮氣愈深，學識也愈退步；乃器便完全兩樣。我們每讀他的文章——尤其是兩三年來有關救國問題的文章——沒有不感覺到他從實踐中得來的學識是時刻在那裏前進的。
（原載1937年4月上海生活書店《經歷》）